西方城市法中所体现的自由平等精神、市民对城市的民主管理，主要源于中世纪的城市。中世纪的城市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从国王手中获得特许状，争取到了独立的自治权利，使得城市成为当时封建社会中的自由之地。个人进入城市后，便摆脱了原有的封建关系，成为城市的自由民。

市民地位平等、人格独立，由法律确定权利义务关系，依靠契约法律组织城市的管理。中国传统的法律蕴含的是一种法礼文化，这也表现在城市管理的法律之中。礼就是一整套的言行规范和精神原则，其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礼以亲亲为原则，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划分个人在亲属关系中的位置，以确定其权利义务，又以尊尊为原则区分贵贱，确定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等级身份。礼对不同的等级规定了不同的权利义务，并且在内容上涉及生活各方面。

礼法的不断融合使得礼的内容逐步法律化，礼的精神原则也是成为法律所要追求的。这就使得中国法律中，不能体现出西方法律中那种平等精神，个人只有依附家庭才能确定他在社会中的位置，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其结果就是忽视了个人的意志、自由自主权利。

血缘关系是联系社会的纽带，缺乏一种契约精神。西方法律中所蕴含的平等精神、尊重个人权利，随着清末城市管理的法制变革，被引入到中国的城市管理法律中。在城市管理法规立法精神上，不再像以往区分良贱法律的规定，要求市民人人遵守，对官员、尊长犯法也没有特殊规定。

尊重市民个体人格，即使是下等职业在立法中，也没有歧视性的规定。另外在法律形式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原有的一些城市管理方面的规定，都分散在行政法、刑法当中并未单独颁布城市的行政管理法规。清末城市管理法制变革以来市政机构建立，市政管理法规也最为独立的内容单独立法。

西方的城市，是在商人不断聚集的过程中形成的，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平等意识法制精神，被引入到城市中。西方的城市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一种自治体制，从而使得城市居民，能够广泛的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加之西方城市的纳税义务，使得城市居民产生一种主人翁般的权利意识。

然而清朝前期的城市，只是中央集权行政网络体系中的一环，其目的就是保证中央集权的实现，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专制性。

官府对城市居民的要求，是服从和尽义务，城市中的居民也认为市政管理、城市卫生环境状况，都是官府的职能与自己无关，缺乏一种参与的态度和一种权利意识，因而清前期居住于城市的人，只能算作居民还不具有市民的意识。

首先严格、有效、合理的市政管理法规的颁布，有利于市民文明生活意识的提高。早期的上海街巷，常出现随意倾倒垃圾的情形，特别在狭窄的街道垃圾粪便的堆积，甚至会阻碍通行城市，周边的河道也不能幸免于难。

即使进行清理，周边居民还是会再次破坏，每到夏季暑热时节，城市不但气味难闻，还会出现一些流行疾病。随着带有惩罚性的法规的实施，市民的文明生活意识显著提高。垃圾开始定时定点倾倒，随便便溺的人会受到惩处，行人不得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车马要在规定的方向上行使。

其次早期市政管理体制的移植，改变了市民对城市管理的冷漠态度，并为市民积极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途径，市民的权利意识提高。市政管理体制改革后，市民能够通过选举的方式，进入到市政决策机构或推选自己的代理人，表达权利诉求。

大量的政治信息，也会以这部分人为中心在城市传播开来，即使对市政抱冷漠态度的人，也会受到影响。城市的管理机构在议事表决的过程中，都遵循一定的程序法，对城市管理议案的讨论，都会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表决方式进行。

这不仅提高的市政机构的权威性，及议案的合法性，也是一种信息公开，有利于市民与政府信任的构建。

清末城市管理的法制变革，是在外力作用下对外国法律制度的移植，但在法制变革中市民意识被唤起，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民主等西方思想，不再是模糊的而是蕴含在可参，与其中的城市管理体制当中，法制观念文明意识，被深深地植根于普通市民心中，并成为社会惯性，即使在外力消失后，移植的管理体制与法律制度，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

清末城市发展变革的推动力，已由政治推动城市发展，转变为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清末长江沿岸、沿海地区的城市，由于地理条件优越便与航运，有利于商业贸易因而较早开埠通商，同时优良的运输条件，又促进了其他生产，生产资料在这些城市集聚，使得城市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并一直保持在较高发展水平。

为保障城市经济发展，就要求在市政管理上进行法制变革，以保障城市经济功能的实现，促进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而内陆城市地处内陆，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依旧是政治因素，因而在城市管理变革上并不积极，使得清末城市管理法制变革，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加之西方的法制观念，多由绅商阶层推动，下层民众对其并不认同，他们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帮会组织，从事着与城市法制管理相悖的活动，阻碍城市管理法制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