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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农历春节前后，“新冠肺炎”成了一个中国人再也无法忽视的词语。迅速蔓延的疫情如军情，刺痛了全体国人的心。人们反应过来之后，则立时采取了种种措施自救、救援他人并“反制”病毒，医院瞬间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而这一切最终留在你我记忆中的印象，最后可能都会集体变成是“面对战火，在最初的惊慌过后，忙而不乱的状态下进行的，而我们也在与疫情的对抗中不断加深了对敌人的了解，把愤怒、珍惜、伤痛等种种复杂的感受，化作迅速反弹涌出的力量，以支持我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这种心理变化，似曾相识。近到经历了数年前的 “非典”时期的人，远到了解1941年珍珠港事件内情的人，都能称得上是深谙个中滋味的。战火来临，除了那些英勇奋战到无暇顾及自己的人，他人则难以逃过被孤独、痛苦的反思拷打的命运。

这种心绪促使笔者在此时选择阅读《珍珠港—1941，现代美国命运的转折》一书。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到，1941年，美国给世人的印象，很多时候，恐怕还难以摆脱“英国人身边怯懦的机会主义小弟”的影子，以至于明明有着比日本强大上20-30倍的工业生产能力，还会被日本人提前盯上。疯狂的山本五十六更是在国内陆军处处形势不利之际，试图在珍珠港进行奇袭好直接把美国人打怕了，以阻止美国加入二战。

日本人的确是有机会的，或者可以说，一场看似弱势的一方不宣而战、看似强大的一方猝不及防应战的战争，其初期都是这样的：美国派驻在珍珠港的海军长久以来过的安逸舒适，相关费用划拨和设备更新的进展则都不尽如人意；陆军和海军的指挥官都没有与日本作战的思想准备，战斗系统间也很少进行步调统一的训练；政府和军队之间，则不注重情报共享，也并不关注如何提升现有的情报收集和破译能力；最重要的是，至少在认为自己对敌人的应对措施“足够了”的想法的基础上，日本人决定进行珍珠港奇袭的时刻，“情感战胜了理智”……

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日本人当时也有上述的问题。所以，尽管日本前期在情报、时间、计划上的优势让他们轻易地获得了珍珠港奇袭的胜利，可随后，他们却在美国士兵们经历了珍珠港事件的惨烈洗礼后，因为复仇怒火的驱使，“出神入化地使用缆绳和绞盘”，迅速地打捞、修复、建造起新的海军队伍后，在中途岛海战被打到怀疑人生。

此后，日本人也不得不面对自身问题爆发出来结出的苦果—比如之前身为陆军大臣就敢对前任首相近卫文麿的态度不屑一顾的东条英机，也在战争期间成为政府首相，并被军方以同样的方式欺瞒，无法得知战争的真正形势，最后国家战败自杀而不得，还不如服毒自尽的近卫文麿；美国人也在杜利特尔的组织下建立了飞行队，轰炸了日本本土作为报复，即便随后他们不得不迫降到中国，却得到了中国人的冒死保护；后来，日本更是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前一边搞和谈一边不宣而战给美国留下了“不讲信用”的印象，于是本来也不很相信谈判、但也很希望能拖住日本的美国一改作风，干脆利落地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以加快胜利步伐。至于美国和日本是否需要因为珍珠港事件和投掷原子弹相互道歉，部分号称“不愿道歉否则就是责怪祖先的错误，是有罪的”、“愿追随一小撮狂热的强硬派的日本大众媒体的影响”的少数日本人，至今仍不能正视历史—他们甚至不能在这本书的作者去日本江田岛的日本帝国海军历史博物馆查阅资料时，表现出合作的态度，而是各种推诿拒绝。

本书中为数不少的篇幅是以幸存者的口吻、事后的调查文字，去还原珍珠港事件的惨烈。那是真正的战火留给劫后余生的人们和他们保护了的人的珍贵“遗产”。即便如此，为什么我们依旧痛恨战争？因为，战争常常让我们无法固守平时认为最珍贵的那些事物。比如珍视的人的生命，比如自由，比如那些我们曾经恨不得静止下来的一切美好时刻。

所以，哪怕战争的硝烟不是时刻都顶在每个人的鼻尖上提醒我们，即便是可以“便宜行事”般地用“出其不意”来为惨烈的战争爆发去开脱，但同样以此对战后惨状做出解释时，总会有人不想领情—为那些在此类事件过程中，“不经意间”表现出的霸权主义做派形成的“不良习惯”；为那些热衷于“孤立主义”，但终于能在战火里体会到，战争会“无视时间和空间，把人类残酷地贬低成无用的血肉”的认识；为过后也许能得到更多重视的相关研究机构可能产生的推动和进步；为不接受虚假的心灵抚慰、所以根本不搭理种种“阴谋论”，只把全部精力用在解决问题上，决心要把过后的类似事件尽量消灭在萌芽状态里的仁人志士的努力。

最后，在决心学习战争期间，斯大林都打算敬酒的“美国生产线的生产率背后的全民英雄们”的精神时，愿全体国人共勉，再一次拿出淮海战役时前人们坚忍的精神，地道战时的“审慎+机智地勇敢”，疫情拐点后渡江战役时“宜将余勇追穷寇”的魄力，相信科学，相信医护人员，无视一切阴谋论，直到安然度过此次疫情。对一切现在仍在“自我贩卖”的阴谋论给大家形成的印象，及如何在心中消除其影响，可以用本书中美国人研究阴谋论的一段话来回答：

从珍珠港事件到肯尼迪遇刺，再到“9·11“袭击，每一场美国大悲剧都需要寻找谴责对象，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被称为阴谋论的社会学研究课题，历史学家里奇蒙德·霍夫斯塔特（Richmond Hofstadter）在1964年发表文章《美国政治的偏执狂风格》，首先分析了这个问题，其中提到，”任何战争史学家都知道，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有着失误的喜剧，是一个无能的博物馆；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失误和每一个无能的行为都替换成叛国，偏执的想象就会招来很多异想天开的解释。

弗雷德·卡普兰（Fred Kaplan）是研究阴谋论的学者，他说：“如果恐怖事件可以归因到一大群躲在大幕后面控制世界的坏人身上，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没有一些随即发生的恐怖事件或者不知名的独狼犯案可怕。如果存在秘密阴谋集团，就意味着世界上有某种秩序；发生灾难性的偶然事件，表明存在极度混乱，这是恐惧的本质。“

2020年伊始，重读珍珠港事件对现代美国产生的影响，也不妨开始思考，如何给未来的自己留下“鼠年年初时我在干有意义的事情“的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