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导读远比书中提及的内容更丰富，较为系统地回顾了波普尔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动态，并细致地分析了波普尔的思想地位变动的原因：时代变了。

因此，波普尔用长寿且历经社会动荡的一生写出的、他想让人们吸取的教训，似乎成了一颗钻石不住旋转反射出光芒：美丽，但充满变化；可以被欣赏，但也够分量被批判。何况，作为一名出色的“文化赘婿”，他自己早就这么干过了。

导读的作者刘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位犹太裔思想家于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10岁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工作过。早年崇拜的这些思想大师都成为波普尔后来怀疑与批判的对象，唯有爱因斯坦是一个例外。1919年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演讲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而且，波普尔达成了一项出色的成就——“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基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换言之，在科学技术飞速突破的二十世纪，别人都是在科学进步的过程中，顿悟出觉得人文社会领域应当有其他解答的情况下，他能够通过在人文发展领域产生的思考，反向预言、指导部分科技的进步方向，甚至将这一模式潜移默化地引入人们对政治进行讨论的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特殊，使得他因政治观点而成名，也因为政治原因被飞速发展的人类社会进化过程抛弃。这一点完全可以反向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回答：“我对他晚年的作为依旧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的回忆录中有多处记载，迫使我重新评估他早年的行径。”

对于特别注重在学生时期就让大家懂得共产主义思想一样，波普尔可以因为自己在学生时期的经历，觉得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大家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并不适合他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对于内心尚且有机会年轻的我们，也许我们也可以像他当年一样叩问自己：“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我们是学生，读得懂很厚的书，自认有权利告诉群众怎么做：事情的道理就是这样，共产主义终究会实现，我们应该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负责任之后，我扪心自问，事情真的是我们说得那样吗？我怎么知道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是真的呢？”而对于放弃追求共产主义信念的波普尔，我们更能告诉他基于二十世纪的教训，我们又走了二十多年的经验：“不抛弃，不放弃，不在意赘婿的质疑，而是安静地成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