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轰炸日本本土的“杜立特行动”要取得成功，飞机降落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Ｂ-25是大型轰炸机，经过改造，能从航母上起飞，却无法在航母上降落。
美国与苏联商议降落地点未果后，急需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能供Ｂ-25轰炸机降落、加油后继续飞往大后方的机场。
当时，浙江以北的山东、江苏等地机场已经沦陷，杭州笕桥机场也被日军占领，中国沿海可供美军轰炸机降落的机场并不多。
在此情况下，位于浙西腹地的衢州机场经过评估，成为最理想的目标机场。
衢州机场是二战时期中国控制的最东面的机场，因此，成为杜立特行动计划确定的降落点，此地孤悬敌后，未被日军占领又离日本最近，机场条件较好。
为了准备对日作战，衢州机场还在1941、1942年间进行过大规模扩建。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动用几十万人工，建成了宽60余米、长1200米的一条土石跑道和4条隐蔽跑道共5000米，适合各种机型的起降和隐蔽。
同时，衢州驻有空军第13航空总站，位于距衢州市区10余分钟车程的汪村，当时管辖着衢州、丽水、建瓯、玉山等地的机场。这里不仅有防空洞，还有办公室、中山堂、宿舍及可容纳百余人住宿与餐饮的场所。
“杜立特行动”前夕，美方将飞机降落时间正式通知给衢州机场。然而，当日，美军航母还未到达预定海面，就被日本巡逻船发现，16架轰炸机只能提前起飞执行轰炸任务，并于当晚9点左右抵达浙江上空，比预计返航时间整整提前了10个小时。
由于美方未向中方通报这一突发情况，衢州机场按规定在夜间没有开放，也没有开灯。据当时中国空军的一名翻译回忆：
衢州机场不敢开灯，怕日本飞机来轰炸。
所以，美军轰炸机在燃料耗尽、找不到机场标志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就近迫降或跳伞逃生，没有一架飞机在衢州机场降落成功。
虽然飞机未能在衢州机场降落，但16架飞机除8号机因油料不足飞往苏联的符拉迪沃斯克外，其余15架飞机均朝着衢州机场方向飞行，其中有11架飞机坠毁在衢州及邻近的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另有4架飞机因油料不足，没能飞到衢州机场，被逼在浙江沿海迫降。
据统计，浙江共落下8架飞机，是落下飞机最多的省份，它们分别是临安的1号机、遂昌的3号机、淳安的10号机、宁波鄞州的2号机、象山的6号机、三门的7号机、淳安的12号机、三门的15号机。
另有6架飞机越过衢州上空，落在江西，1架落在安徽。
当杜立特中队全部迫降或弃机跳伞的几个小时后，身处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才了解情况，连夜通知地方政府和军队营救美国飞行员。
但是，最早发现并帮助他们的是百姓，当时，营救通知尚未传达到民众，大部分人还是第一次见到白种人。
杜立特1896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身材矮小，自小喜爱运动，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他更是疯狂地迷恋飞行，还自行制作了一架飞机。
1917年，杜立特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由于出色的表现，仅半年时间，就被晋升为教官，其飞行才能有目共睹。
杜立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2年9月4日，他驾驶一架DH-4B型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到加利福尼亚，全程3481公里，耗时21小时19分，成为首个完成一天内横跨美国本土的飞行员。
在这次空袭日本本土行动中，杜立特驾驶的1号机抵达东京上空后，率先投弹，东京时间下午12时30分，在东京北部的大型工厂投下四枚燃烧弹后，随即向西飞去，于天黑时分抵达中国海岸。
21时30分，飞机遇上浓雾，燃油耗尽却依然找不到机场。于是，杜立特命令大家跳伞，飞机随后坠落在浙江、安徽交界的西天目山豪天关岭上。
杜立特降落在临安县白鹤镇盛家畈的一块稻田里，没有受伤，只是这块稻田刚施过肥，杜立特腰部以下全都浸湿，还沾上令人作呕的大粪味儿。
第二天天亮，一位村民发现后，把领到以南一千米的白滩溪，这里驻扎着浙西行署青年营。由于语言不通，他与哨兵险些开枪。好在村民帮杜立特找回降落伞、望远镜，这才消除误会，将这个满身泥浆的美国人送往天目山上的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处。
杜立特询问此地距日占区约40公里时，不禁感叹：
好险啊！早跳几分钟就变成俘虏了。
贺扬灵获知他们参与轰炸日本的事情后，立即邀请他们到家中，并让妻子准备一些半西式早餐。
与杜立特同一战机的领航员波特降落在青云镇碧琮村，他和另一名机组成员，被村民误认为“日本人”。
幸好，那天正是星期天，会一点“洋文”的当地小学教师朱学三恰好在家，他用最简单的英文与他们交流，得知他们是轰炸日本东京的美国军人。
由于不会用筷子，朱学三的母亲专门为他们煮了一小锅鸡蛋。 饭后，大家决定把他俩送往浙西行署，路上巧遇射击手伦纳德，三人紧紧拥抱，一同前往。
副驾驶员科尔降落在距杜立特6公里远的射干村（现在临安太湖源镇），在保长等人护送下，也被送到浙西行署青年营。
1号机组上的5名飞行员，历经曲折惊险后，在临安百姓的营救下团聚。浙西行署为他们备好前往衢州的车马食物，飞行员也送给行署主任贺扬灵一件皮衣、一双皮手套和一些小纪念品。正要分别时，杜立特又取出一封感谢信，交给贺扬灵，最终安全抵达衢州。
由特拉维斯·胡佛驾驶的2号机紧随杜立特身后，到达日本海岸即与其分道扬镳，偏西奔向自己的目标，对皇宫以北的两栋弹药厂房和仓库投下炸弹，顺着杜立特的航迹向西飞往中国，同样没有找到机场。
随后，他们成功地迫降在浙江宁波的一片水稻田中，全体成员安然无恙，没有分散。由于距日军占领的宁波城、奉化城近在咫尺，一旦走错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飞行员们在山里躲了三天，后在奉化境内遇见当地游击队，在他们的救助和护送下，渡过象山港，经宁海、新昌、嵊县、东阳抵达义乌，换乘火车到衢州。
3号机机组人员分别是机长伯特·格雷、投弹手阿登·琼斯、副驾驶曼奇、领航员奥扎克、机械师兼机枪手利兰·法克特，飞机行进过程中，偏离了预定航线，晚了5分钟，于东京时间12时40分左右飞临东京上空。
此时，地面上已开始了防空炮击，尽管遇到阻碍，依然成功地对工业区的钢铁厂、煤气公司和化工厂进行了轰炸。投弹完毕后，又发现一座兵营，遂低空机枪扫射了一番，接着拉升回原有高度飞向中国。
飞入浙江境内后，3号机始终寻找不到衢州机场。不久，燃油耗尽，在位于衢州东南约50公里处的遂昌（今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上空，格雷命令成员弃机跳伞。
3号机组合影（左起：奥扎克中尉、格雷中尉、琼斯中尉、曼奇中尉、法克特下士）图片来自网络
夜10时许，3号机坠落在遂昌县柘德乡北洋村（今属柘岱口乡）大坞山山顶位置，居住在山脚的农民尹洪信听到“机声忽响即时断绝”。
4月19日拂晓，尹洪信即赶到北洋村向保长周子升汇报头天夜间听到的异常情况。周遂派保队附黄福泰等人上山查看情况。
这时，村民黄富根等人在离村约5公里的大坞山上发现了飞机和遇难的利兰·法克特。
善良的村民把法克特的遗体从机舱内拉出，在附近开辟出一块平地搭了一个山棚来安置。大坞山山高林密，为防法克特的遗体被野兽糟蹋，黄富根等人轮流看守，黄福泰等人则在路口设卡，保护坠机现场，以防飞机上的东西遗失。
后来，在有关方面的联络下，衢州驻军司令部及衢州飞机场派人赶赴遂昌，会同柘德乡公所，将死难飞行员用上好棺材入殓，将飞机拆卸，经乌溪江水路运抵衢州。
一个月后的5月19日，衢州第13航空总站站长陈又超少校和近200位航空总站人员，代表中国空军以军礼安葬了法克特，汪村小学的学生也参加了葬礼。
其墓地坐西朝东，没有坟丘，墓穴一前一后立着两块青石碑，高的那块约120厘米高、80厘米宽，石碑上沿为半圆形，上部刻着美国航空队的飞翼标志。
降落在岩坑村大栋尾的机长伯特·格雷中尉摸黑拖着一条被树枝划伤的腿随小山涧而下，躲藏在湖岱口村的木桥下。
清晨去湖岱口村舂米的廖石利途经此处发现后，马上向刘家村时任洋溪乡乡长的刘佐唐报告，刘立即带人将他安置在当时的乡公所刘家祠堂。
山路崎岖，又下过一夜雨，大个子飞行员身上的衣服早已淋湿，刘佐唐见状，拿出自己的黑色长衫，示意他换上。
后来，村民送来米饭和小菜，但格雷一动不动，因为语言、文字皆不通，刘佐唐用手比划着往嘴里喂食的动作。这下格雷懂了，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只鸡，又画了几个圆圈，村民们也懂了。
很快，村民送来了几个冒着热气的鸡蛋，还把一只刚出锅的鸡送来作为他的晚餐。在战乱年代，山区农民家庭哪怕过年，也未必能吃上一只鸡。
第二天一大早，在刘佐唐的安排下，刘芳桥护送格雷前往上定乡。从刘家村到上定乡，整整15公里。由于腿部受伤，加上山路陡峭狭窄，格雷每走一里地就要休息一次，背包、干粮和一把枪都是刘芳桥背的。
不仅如此，刘芳桥还让大个子格雷搭在自己肩上一步一步往下挪，刘后来对孙子回忆说，那是他这辈子走过最累的路。
一路上，格雷与刘芳桥熟络起来，休息时，他掏出钱包里的照片给刘芳桥看，告诉他这是他的夫人。
第二天，刘芳桥返回刘家村，格雷送了他一段路，还送了两枚美国硬币表示感谢。
投弹手阿登·琼斯中尉降落在坑西村猴头山上，天亮后，他循山路下山，在金钩下（地名）被坑西村村民黄雄忠兄弟俩遇见。
由于语言不通，琼斯心存戒意，不肯接受他们的帮助，直到在坑西村祠堂（民国时已改成小学）看见孙中山的石像，琼斯确认这是在中国，这才放下戒心接受村民的救助。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架飞机、一个降落伞和人，他指指伞下的人又指指自己，村民们这才知道他是从飞机上掉下来的。
随后，乡长张志伦和村民帮他到坠毁的飞机上取了一些罐头，并给他换洗衣物。在村民的护送下，4月21日，琼斯与格雷在王村口区重逢。
副驾驶曼奇降落在浙江遂昌县北洋村以北的山上，被村民发现时，他又累又饿，手、脸都被茅草划破了，鲜血淋淋。
大家送他下山，见他实在走不动，村民毛继富主动背起193厘米的曼奇，毛身高只有174厘米，双脚拖在地上得由另一个人帮忙托着。
回到北洋村，毛介富的妻子吴梅兰和村民廖石爱等人，还为曼奇做了在当时可以算作奢侈的鸡蛋汤、蛋炒饭。由于语言不通，当时他们连这名飞行员的名字也不知道。
在多方协助和时任遂昌县王村口区区长柴路的护送下，4月22日，格雷、曼奇、琼斯3人从曹碓岭脚（今属遂昌县焦滩乡）出发，乘小船顺乌溪江而下，第二天平安到达位于衢县第13航空总站临时指挥部。
领航员奥扎克降落在浙江江山县长台镇大见坑尾山上，落地时左小腿被尖锐的岩脊划开一道大口子，胫骨都露了出来。
4月19日清早（不是下午），巡山人廖金和下山时看到了一个全身红毛的高大怪人坐在石头上，吓得逃下山，叫了大见坑村民，上山找到奥祖克，搀扶他下山，并报告保长廖诗原。
保长带了弟弟廖诗清等人，用竹躺椅把他抬到家里，换上干净衣服，清洗伤口，又采药敷伤，保长妻子用豆、鸡蛋、红米稀饭给他吃。他在保长家住了四天，白天躺在躺椅上，晚上睡廖诗清让出的床。
轿夫收条原件 图片来自网络
4月23日早上，廖诗原和田青蓬（篷）村的保长廖荣根一起，雇了陈明高、周柏日，抬着奥祖克，一路往北，翻山越岭，中午到达下许村，在保长张怀森家吃了饭，接着赶路，抬到长台镇公所。镇公所雇了长台下宅的人力车夫朱招根，当天出发，送到江山县城。
4月24日，王村口区署工作人员将美军遗留的零散物品（降落伞、枪、防毒面具、钟表、戒指等）集中，送到王村口区署暂为保管；
空军第13总站派出机械士姚琳等2人到北洋拆卸飞机。至5月12日，飞机拆卸工作完成，并将飞机部件、67种零散物品（王村口区署造册转交）用木筏运往衢州。
4号机起飞后不久，机枪手发现炮塔机枪根本无法使用，这意味着能保护飞机的就只有机首一门0.30英寸口径机枪，掩护不到侧翼。
刚刚抵达东京南部的陆地上空时，飞机遭到4架日军战斗机的突然攻击。由于日机从侧身和后部发起攻击，机首的机枪也彻底成了摆设，始终无法摆脱敌机的纠缠。
更糟糕地是，地面也出现了高射炮火。考虑继续按原计划轰炸风险实在太大，飞机速将所携炸弹统统丢入东京湾，立即调头奔向中国。
由于在东京上空未有多少时间的停留，节省下的燃油使飞机越过了浙江一带危险的日军占领区飞入江西境内，这时燃料耗尽，成员弃机跳伞，5人全部安全降落在了江西省上饶市东南方向。
5号机在起飞时，发现炸弹室内的油箱出现泄漏，依然成功升空。但是，抵达东京上空后，始终无法找到预定目标。在遭到地面防空炮火射击的情况下，决定放弃预定的打击目标，直接对已发现了的发电站，储油罐和大型制造厂房投下了炸弹，予以摧毁，随即前往中国。
机组人员在偏向衢州东南方向弃机跳伞，安全着陆，名飞行员降落在江山，1人落于江西玉山，没有任何人负伤，成为16架空袭飞机中最先抵达衢州的机组。
6号机紧随5号机抵达日本海岸后，迅速找到了预定目标，轰炸了东京北部的一座钢铁厂。紧接着调转飞向中国，还没有抵达陆地上空，燃油已快耗尽。机组人员有两种选择——弃机跳伞或者海面上迫降。
由于洋面上挣脱伞绳非常困难，担心一旦无法挣脱，溺水的风险非常大，最后飞机迫降在浙江象山县爵溪乡附近距离海岸3英里的海面上。
结果，飞机与洋面发生巨大冲撞，投弹手和机枪手不幸溺水身亡。驾驶员虽受轻伤，仍游到岸上，与副驾驶和领航员会合。
18日黄昏，渔民叶阿桂摇着舢板靠岸时，发现3个美军飞行员浑身湿漉漉地瘫在沙地上。叶阿桂偷偷把他们带进城里，藏到乡长杨世森家。
彼时象山已经沦陷，第二天，他们找到了遇难同伴遗体予以埋葬，在杨世森的策划下，3名飞行员一副渔民打扮，混在10个村民中向爵溪镇东门口走去，前往安全地区。
刚到东门口，就被日伪军哨兵发现。带队的刘成本当机立断，催着大伙赶紧绕开日军驻扎的茅洋，往县城方向跑。不料，未到白沙湾，一队日军已荷枪实弹站在那里。
刘成本迅速将3名飞行员藏到路边的苇草丛中，10名壮汉义无反顾地走了过去，日军随后一阵扫射，他们齐刷刷地倒在了海边的沙滩上，殷红的鲜血被海浪卷进了大海，3名美军飞行员也未能幸免，落入日军手中，成为战俘。
7号机轰炸的目标区域是位于东京市中心港区的工业厂房，日军防守最为严密。
飞机飞入港区上空后，遭到地面高射炮的猛烈炮击，并与6架日军战斗机遭遇，幸好未受攻击，随即轰炸了目标厂房，立即抽身而退，飞往中国。
不过，此时 夜幕降临，天气变得恶劣，能见度不佳，飞机燃油也已经耗尽，泰德·劳森试图驾驶7号机降落在浙江三门县南天岛大沙村东面的海滩上，但在下降过程中两个引擎突然熄火，飞机坠落在近岸的海水里。
除位于后舱的戴维·撒切尔受轻伤外，其他四人都受了重伤。劳森受伤最重，他的脸被撞凹进去，牙齿脱落，左腿剐到了挂耳机的金属钩，伤口从大腿一直延伸到小腿，深达骨头，左边的肱二头肌被切了下来，翻倒在肘弯里。
大沙村的村民听到动静前来帮助，把他们抬到村里。由于当地离日军大本营石浦很近，村保长许尚春与王小富等4个甲长商量后，决定每甲派4个年轻人，在天亮前把伤员送走。
紧接着，16名村民抬着负伤的美军机组人员连黑前行，来到岛的另一头，找船从五屿门洋面偷越日军封锁线，将其送到三门县治海游镇，在恩泽医院院长陈省几、其子陈慎言、儿媳张雪香等帮助下，于21日清晨，把5位美军机组人员安全护送到附近医疗条件最好的临海恩泽医院救治。
随后，他们与15号机机组相遇，在当地中国百姓和游击队的帮助下，顺利抵达安全地带。后来，美国政府为他们每人都颁发了特殊飞行十字勋章。
但是，大沙村却因此陷入险境，驻石浦日军得到消息后，挨家挨户搜查拷问，村里的男女老少统一口径，日军一无所获。
不久，日军又在村民郑士明家搜出一顶降落伞，把他双手反绑悬空吊在小庙的房梁上拷问，要他供出美军机组人员的下落。
郑士明一口咬定降落伞是在海上捕鱼时捞的，日军走后，他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离开人世。
8号机在搬上大黄蜂号甲板之前，引擎曾经出现过问题——燃油消耗比正常情况下要快不少，可能是汽化器（亦称化油器）的调试有问题。
此次行动中，飞机燃油消耗得过快。尽管如此，他们仍没有放弃，找到了预定攻击的工厂，投下了炸弹。整个过程中，机舱顶部的炮塔机枪由于无法使用，一直处在不设防的状态。
飞离东京上空后，轰炸机剩余的燃油根本无法让他们直撑到中国海岸。虽然起飞前杜立特曾再三告诫切勿飞往苏联。但考虑到眼下燃油够他们抵达的就只有苏联远东，驾驶员随即决定转向北飞，降落在距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以北40公里处的一座大型机场。
着陆之后，机组人员被苏联当局几经辗转扣押，长达13个月，饮食方面，基本上是黑面包和卷心菜，因此陆续出现了营养不良、痢疾等病症。
之后，他们被转移到了靠近伊朗边境的阿什哈巴德，经一名好心的苏联军官介绍，他们结识了一位从事偷渡走私的阿富汗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蛇头”。
这名蛇头经常给苏联军官带来国外的食物和黑市上的货品，因此交情颇深。机组5人口袋里总共有300美元，于是支付给蛇头250美元，由他带着5名美国人成功越境，抵达英国驻伊朗大使馆。
然后，在阿什哈巴德英国外交官们的帮助下，他们取道印度，最后在那里于1943年5月搭机返回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