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茂名路的锦江饭店，至今依然屹立不倒，静静见证着几十年来的沧桑变迁。饭店的标志性徽章是一片翠绿的竹叶，这个设计出自女企业家董竹君之手。这枚竹叶不仅是锦江饭店的象征，更折射出董竹君坚韧不拔的人生历程。
自1935年开业以来，锦江饭店已经走过了87年的历史。当时，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在上海艰难求生，生活困顿。一位敬佩她勇气和决心的好心人，通过中间人转交给她2000元，这笔钱原本是用来去日本购买武器的。董竹君用这笔资金开了一家小餐馆，虽然规模不大，但设施齐全，这就是锦江饭店的雏形。
从街边小摊到高级餐厅，再到豪华酒店，这一路的奋斗历程无需多言。锦江饭店成为了上海上流社会的热门场所，董竹君也成功实现了从被遗弃的妻子到企业家的身份转变。
在郭沫若生活窘迫、四处漂泊的日子里，董竹君对他格外照顾，特意安排锦江饭店负责他的日常生活。郭沫若对此心怀感激，认为董竹君的关照如同“一饭之恩”，为了表达谢意，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赠予她。
在困境中一顿饭胜过千金，如今天下正面临危机。
当代女性英雄辈出，娜拉的言行举止令人敬佩。
这位现代女性，既未沉沦也未退缩，而是依靠自身努力开辟了崭新的人生道路。她的慷慨解囊和无私援助，令一位开国元勋终生难忘。她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女性在社会中的价值，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独立与担当。她的故事不仅激励了无数人，更成为了一段值得传颂的佳话。这位女性的经历，充分体现了个人奋斗与社会贡献的完美结合，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她的善举和成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那个时代独特而珍贵的记忆。
【身在销金窟，心若天山雪】
在清朝统治摇摇欲坠的年代，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与不安之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随时面临生存危机。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下，董竹君悄然降生。
1900年2月，董竹君出生在上海洋泾浜的一个贫苦家庭。她的父亲靠拉黄包车谋生，母亲则替人洗衣为业。尽管家境艰难，女儿的降生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父母为她取名“毛媛”，寄托着对她未来能走出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殷切期望。
董同庆在上海街头拉黄包车谋生，尽管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却特别敬重那些有学问的人。他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即便家中人口增多，生活压力加大，他还是毅然决定将六岁的大女儿送到当地一位举人开办的私塾学习。他期望女儿能通过读书明事理，将来成为家中的支柱，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
董竹君的家庭环境对她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她的父母竭尽所能，希望为她创造更好的未来，然而现实的重压常常让这些努力事与愿违。这种境遇让她既感受到些许幸运，又不得不面对不幸的无奈。
董同庆因长期辛勤工作，身体垮了，得了重病。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陷入困境，生计都成了问题。无奈之下，董竹君在九岁那年不得不辍学，中断了她的学业。
经济困境成为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面对父亲董同庆的严重病情，母亲李氏不得不四处筹借数百银元。然而，董同庆的病情并未因简单休养而好转。家庭收入中断，债主频繁催讨，夫妻俩在压力下做出艰难决定，让女儿进入"长三堂子"谋生，以此换取微薄收入维持家用。
年仅13岁的董竹君因容貌出众，被冠以"小西施"的美誉。她清秀的外表如同含苞待放的荷花，引起了青楼的注意。在"长三堂子"里，她开始了卖艺生涯，与院方达成协议，只进行表演而不涉及其他交易。
董竹君在青楼中目睹了众多女性的不幸命运，性格逐渐变得沉静，被人戏称为"冷面美人"。尽管她表情淡漠，但凭借出众的外貌和精湛的演唱技艺，依然吸引了大量客人慕名而来。她的名气在风月场中日益高涨，最终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艺伎。
随着董竹君声名鹊起，妓院视她为重要财源，不愿轻易放手。长期作为清倌人，她面临被迫卖身的现实。为了维护尊严并寻求更好的未来，她开始仔细审视那些追求者，希望找到一条既能保全气节又能改变命运的道路。
在众多追求者中，夏之时凭借独特的气质脱颖而出。他身材高大，举止不凡，与其他革命党人空谈理想不同，他有着实际的革命经历。作为四川副总督，他曾加入同盟会，并在战场上指挥过千军万马。与董竹君交谈时，他言辞恳切，鼓励她读书识字，并为她的未来积极筹划。在夏之时身上，董竹君感受到了一种真诚的尊重，这份尊重让她倍感珍惜。
自古以来，英雄与美人总是相互吸引。夏之时与董竹君彼此倾心后，夏之时便打算为她赎身，希望两人能共度余生。然而，董竹君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她建议夏之时不要接受老鸨开出的三万块大洋的条件。
"如果你想娶我，不用花一分钱。如果你真掏了腰包，我这辈子都会觉得低人一等。我不是能用钱买来的商品。要是你真心尊重我，我们就做平起平坐的夫妻。我有能力靠自己摆脱现在的困境。"
夏之时被她的胆识所折服，董竹君抓住机会，紧接着提出了三项条件。
首先，我的立场很明确：只接受合法婚姻关系，绝不介入任何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坚持婚姻的严肃性和合法性，只愿意以正式配偶的身份建立家庭，绝不会成为他人婚姻之外的第三者。这种选择不仅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也是对婚姻制度的维护。我认为，只有建立在法律和道德基础上的婚姻关系，才能保证双方的平等与尊严，才能为未来的家庭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非正式关系，只选择光明正大的婚姻道路。
成功脱险后，夏之时决定安排她前往日本继续学业。
完成在日本的学业并回国后，我计划建立一个成员间相互支持、地位平等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有助于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尊重和帮助，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让每个成员都能在其中成长和幸福。
1914年，年仅15岁的董竹君展现出非凡的远见和洞察力。她毅然决定离开妓院，没有带走任何财物。夏之时按照事先的约定，在指定地点等待她的到来。两人见面时相视而笑，随后一同乘船前往日本。他们的相遇仿佛受到命运之手的指引，彼此心灵相通，共同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缱绻了无益，决绝断此情】
在日本，她迎来了全新的生活。
尽管董竹君曾经的身份引来不少非议，夏之时却毫不在意。他仅用了十四天时间，在松田洋行安排了一场朴素的婚礼。婚礼上，两人身着法式礼服，郑重许下承诺。就这样，27岁的夏之时与15岁的董竹君结为夫妻，他为她构建了一个温暖的家庭。
婚后，董竹君如愿以偿，成功进入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夏之时特意为她请了几位家庭教师辅导学业。经过三年的努力，董竹君完成了全部课程。她的老师被她的毅力打动，特意给她取了“篁”这个名字，还赠予她“竹君”这个字。从此，“竹君”成为了她一生的称呼。
夏之时虽然接受了新思潮，懂得尊重女性，但骨子里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封建观念。尽管两人都正值青春年华，但年龄的悬殊让他对妻子董竹君始终心存疑虑。他无法容忍她在外抛头露面，多次指责她独自外出是“有失体统”，生怕她违背了旧有的道德规范。
1917年，夏之时的父亲病情加重，他和妻子匆忙返回国内。恰逢此时，夏之时被任命为川军靖国总司令，地位显赫，权势大增。夏家人因此也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董竹君领着女儿先到了夏家，那时她日子过得挺不容易。夏家自称是上流社会的名门，对董竹君的出身很看不起，那种老式地主家庭的作风让她心里特别不舒服。
她一心追求安稳生活，凭借出色的才干迅速赢得了家族长辈的认可。老封君态度大变，不仅称赞她是夏之时的得力助手，还主动为他们操办了一场朴素的婚礼，正式接纳她成为夏家的一员。
董竹君并非那种被家庭和婚姻束缚的传统女性。她在应对夏家保守家庭环境的同时，还积极投身商业，先后创立了黄包车公司和女子织袜厂。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她深刻认识到经济独立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此外，她还与共产党成员建立了联系，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和活动范围。
董竹君全身心投入事业发展，不可避免地与丈夫的关系逐渐疏远。她将全部精力放在创业上，导致夫妻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董竹君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追求，这使得她与丈夫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感情也随之淡化。她的事业心太强，根本没时间经营婚姻，结果就是夫妻俩慢慢变得陌生。董竹君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根本没空管家里的事，和丈夫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淡了。
1919年，夏家的顶梁柱夏之时在政坛角逐中失势，从手握重兵的将领沦为一介闲散中年。这一剧变对他打击沉重，曾经呼风唤雨，如今却要面对平淡无奇的生活，这种落差让他难以接受。权力的甘甜已然尝过，又怎能安于平庸？
夏之时逐渐沉迷于鸦片、烟酒和赌博，曾经的理想抱负早已消失殆尽，活成了自己曾经最看不起的样子。他不断埋怨董竹君，说她生了四个女儿，没能给他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当董竹君提出送女儿去上学时，他更是大发雷霆，认为女孩子到了十八九岁就该嫁人，读书根本没必要。
“上学既费钱又没用，学校又不教你怎么传宗接代！”
董竹君和夏之时因子女教育问题频繁争执，关系逐渐疏远。董竹君仍希望夏之时能重新振作，为了修复感情，她特意找好友戴季陶帮忙调解。然而，戴季陶因时局动荡已无心事业，甚至劝董竹君接受夏之时的颓废状态。
关心国家固然是好事，但国家未必需要这种关心。
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姻已经陷入危机，两人的感情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
1929年，董竹君因无法忍受丈夫夏之时的专制行为，决定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家庭。她唯一的儿子由于要继承夏家的家族地位，夏之时坚决不同意让他离开。这一决定标志着董竹君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女性在家庭中面临的困境。
得知董竹君的行为后，夏之时怒火中烧，随即赶往上海。两人多次交涉，但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夏之时愤然离去，并扬言董竹君带着众多子女，终有一日会走上绝路。
【胸怀大志奇女子】
为了迫使董竹君认错，夏之时采取了极端手段，不仅雇人谋害她和女儿们，还停掉了之前承诺的生活费。他公开指责董竹君已经彻底倒向“赤党”，并坚决表示要与她断绝关系。
那段日子，董竹君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她经常跑当铺，把值钱的东西换成钱，只为了养活孩子们。后来，她甚至漂洋过海，想办法筹了一笔钱，开了一家纱管厂。可惜好景不长，厂子开了才两年，就被战火毁了。董竹君的创业路真是困难重重，每一步都像在闯关，简直比《西游记》里的九九八十一难还难。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董竹君依然竭尽全力支持我党。她名下企业的资源，只要党组织有需求，她都会无偿提供。这种支持源于她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她坚信国民党腐败无能，无法担当大任，而共产党才是未来的希望。在她的协助下，上海地下党的活动得以顺利推进。与此同时，董竹君也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就在她即将加入组织之际，上海党支部突遭重创。联络人匆忙告知她，负责入党事务的同志化名"李先生"，随后便失去踪影。
1929年的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来到董竹君家。董竹君第一眼看到这个年轻人时，发现他虚弱得几乎站不稳，便赶紧扶他坐到椅子上。
您既然已经来到此处，就无需操心其他事务。我会负责您的饮食起居，若您要离开，我还会安排相应的送行礼节。
年轻人没有回应，只是小心翼翼地从衣袋中取出一封揉得有些发皱的信。“这是李先生特意嘱咐我交给您的，他讲您一看便知。”
董竹君一看到“李先生”这个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打开信一看，果然是那位党员李先生写的。信里提到一个叫宋时轮的年轻人，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因为加入共产党被冤枉，在广州坐了三年牢。出狱后，他从广州跑到香港，最后来到上海。现在党组织正在重建，李先生希望董竹君能多关照宋时轮。
董竹君读完信后，默不作声地转身取了一沓现金，递给宋时轮，接着问道：“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宋时轮摆了摆手，快步走开了。
董竹君目送他远去，直到身影被街道上熙攘的人群吞没。她谨慎地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尾随，这才安心地转身离去。
董竹君当时并不觉得这段经历有什么特别，但对宋时轮而言，这却是极为珍贵的帮助。靠着这笔资金，宋时轮顺利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毅然投身革命事业，最终在战争中获得巨大成功。
当时，董竹君通过自身的奋斗，已经在繁华的上海成功立足。
1934年，董竹君与夏之时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分居后，最终决定结束这段充满裂痕的婚姻关系。就在这段感情画上句号的同时，董竹君通过日常的观察和探索，敏锐地捕捉到了餐饮行业潜在的发展机会。
【开国上将：20年前得帮助，20年后成老友】
1935年，在朋友提供的2000元资金支持下，董竹君开设了一家小型餐厅，这家店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锦江饭店，最初的名称是锦江小餐。这个起点标志着她商业旅程的开始。
当时上海流行的主要是广东和福建风味的菜肴，这些菜普遍口味偏淡，以适应当地人的饮食习惯。然而，董竹君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她推出的菜品打破了这种清淡的传统。
在四川待了那么久，她对川菜的各式花样了如指掌。经过她一番精心调配的菜肴，很快就征服了本地人的口味，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体验。锦江小餐不仅地方宽敞，装修也特别讲究，慢慢就成了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聚会的热门地点。
在日本积累的经验让董竹君引入了一种独特的服务模式，既注重顾客隐私，又提供细致入微的体验。凭借这一创新，她的锦江小餐迅速走红，随后锦江茶舍也顺利开业。上海青帮、洪门的重要人物频繁光顾，国民政府的高层官员也常来常往。董竹君因此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女企业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大量支持。
就在锦江小餐生意逐渐稳定时，1937年上海被日军占领。董竹君为了避开日本人的威胁和可能的暗杀，被迫带着女儿逃往菲律宾避难。她将两家店铺交给代理人打理，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才重返上海。
此时的小餐馆和茶室已今非昔比，董竹君经过一番努力赶走了代理人，并在上海政府的支持下将两家店合并，创立了锦江饭店。她意识到新政府正面临重建，上海作为关键的贸易中心，若想与国际接轨，必须拥有符合国际标准的接待设施。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倾注心血的锦江饭店捐给了国家。
锦江饭店当时市场估价在15万美元左右，这个消息一出来，商界都炸开了锅。但董竹君表现得特别淡定，她只带走了郭沫若写的《沁园春》和一套笔墨纸砚，就这么潇洒地离开了。
在抗战年代，董竹君经常委托杨帆转送捐赠物资，两人多年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深厚。收到老朋友的邀请后，她立刻动身赴宴。在宴会上，她见到了外交部长李克农、副市长潘汉年这两位熟识的老友，同时也遇到了初次见面的淞沪警备司令宋时轮。
董竹君一脸茫然，李克农看到后忍不住笑出声来，提醒道：“你们其实早就认识了，董先生。你还记得二十年前有个年轻人拿着推荐信来找你，还带了一大笔钱吗？他就是那个人！”
董竹君望着面前这位神情严肃、气度沉稳的军官，脑海中浮现出他昔日瘦削单薄的形象，不禁心生感慨。岁月流转，曾经的羸弱少年已蜕变成今日的威严将领，这种巨大的转变让她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董竹君提到宋时轮时，语气平静，仿佛在谈论一位老友。她认为，过去的行为只是每个爱国者应尽的义务，无需感谢，也不必觉得是帮助。
宋时轮爽朗一笑，向她详细描述了自己过往的历程。当年，正是靠着那笔初始资金，他才得以组建自己的队伍，与敌人展开斗争。随后，他顺利抵达井冈山，并在南征北战中屡建奇功。
这次他被任命为淞沪地区司令员，心里一直惦记着要去探望当年的恩人。不过，20年过去了，宋时轮心里有些顾虑，怕自己突然上门，董竹君可能已经认不出他了。于是，他决定借着一次宴会的场合，当面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董竹君被宋时轮的真诚所感动，毫不犹豫地饮下了那杯酒。宴会一结束，宋时轮便主动前去拜访董竹君，并郑重其事地将自己在战场上缴获的一把日本指挥刀赠予她，以此表达对董竹君在那个特殊时期给予他关怀和帮助的感激之情。
董竹君与宋时轮的友谊始终延续，即便宋时轮被调往北京，两人依旧保持密切通信。当宋时轮因功勋卓著晋升为开国上将时，董竹君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宋时轮却感慨道：“若非你的支持，我怎能有今天的成就！”
1991年，宋时轮逝世后，董竹君专门作诗以表哀思，这充分体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
鲁迅曾明确指出，娜拉离开家庭后缺乏经济自主权，她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重返家庭，要么走向堕落。这种独立意识若没有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就如同没有根基的建筑，随时可能崩溃。
董竹君的人生轨迹与娜拉截然不同，她不仅勇敢地选择了离开家庭，更凭借自身努力开创了独立的生活。她的经历深刻反映了20世纪社会的变迁，而她与宋时轮的深厚情谊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