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太宗将“历史盛衰”与“治国理政”之间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经历了自“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的又一次“大动荡时期”。

唐太宗作为历史上少有的融“开创之主”与“守成之君”为一体的皇帝,要想巩固李唐王朝来之不易的“大一统”局面，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历史总结，为自己治国理政提供借鉴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唐太宗对于唐代史学发展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贡献？对后人又有着多大的启发？

对于臣子编写史书进行鼓励和赐臣下史书

贞观十四年，魏徵修成《类礼》一书，上呈唐太宗御览，唐太宗下令褒奖:“赐物一千段。”贞观十五年，魏王李泰引著作左郎萧德言等人撰写完成《括地志》，呈给唐太宗御览。

唐太宗看过之后，表扬魏王李泰博览群书、博学多才、文冠词林。称赞其主持编写的《括地志》“博采方志，得之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之于传信……

简而能优，博而尤要，足以度越前载，垂之不朽”，认为《括地志》一书搜集资料非常全面，考证过程详细认真，书中内容系统完备，足以垂之后世,永为典范。

因此,唐太宗决定给予褒奖“可赐物一万段,其书宜付秘阁。对魏王李泰赐物一万段以示奖励，并且将《括地志》一书藏于秘阁。

唐太宗不仅喜欢修史、读史，还喜欢赐史书于臣下，贞观元年，唐太宗下令给著作左郎许敬宗“授以史汉”。

贞观初年，李大亮政绩卓著，“太宗尝赐荀悦《汉纪》一部”，希望李大亮能够认真研习其中的“为政之体”与“君臣之义”。

贞观五年，魏徵撰《群书治要》上呈给唐太宗御览，唐太宗下令:“诸王各赐一本。”贞观七年，唐太宗对魏徵说:“自古侯王能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

贞观十四年，魏修成《类礼》一书，上呈唐太宗御览，唐太宗下令:“赐皇太子及诸王。”贞观十七年，房玄龄等人编成《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各二十卷上呈唐太宗御览，唐太宗下令:“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

唐太宗鼓励史书编纂、赏赐史书于臣子，说明他极为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代帝王以史资政的观念由此反映出来。

《南史》和《北史》，八部正史中，除了李延寿撰写的《南史》和《北史》之外，其余皆为唐太宗下诏编修的官方史书。

《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和《隋书》修成之后，唐太宗认为其没有“志”，于是，“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郎李延寿同撰”。

唐太宗不仅重视前代史书的编纂，也非常重视当代史书的编修，加强了国史、实录、起居注等当代史书的编修。

唐太宗亲自撰写了多篇史论，唐太宗开创史馆制度之后，不仅要求宰相等重臣监修国史，自己也经常参与撰写相关的史论。

在编修《晋书》的过程中，唐太宗亲自撰写了《晋宣帝总论》《晋武帝总论》《王羲之论》《陆机论》等史论文章。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编写了《隋高祖论》《诸葛亮高颎为相公直论》《祭比干文》《祭魏太祖文》等多篇史论。

阐述了自己对于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观点，唐太宗亲自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帝王家训--《帝范》。

唐太宗认为自轩辕、少昊以至于有隋，此间开国之主、守成之君，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兴衰治乱的道理，唐太宗认为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

借鉴前朝君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总结成一些治国理政的道理，作为留给后人的一些借鉴，唐太宗一生熟读史书，《帝范》是唐太宗将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政治经验相结合而成的作。

历史功用观

唐太宗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太宗认为历史学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一个“用”字，因此，唐太宗的史学活动紧紧围绕着一个“用”字来展开，充分体现了唐太宗以“用”为本的历史功用观，唐太宗认为历史学主要有资治和教育两个作用。

资治的功用

唐太宗非常重视史学资治的作用，“朕躬膺宝命，抚临率土，永鉴前王，宪章典故。”唐太宗刚刚登基称帝，就下定决心要向历朝历代的明君贤臣学习，以前王所制定的典章制度和有利于治国理政的治世之法为准则，来治理天下。

唐太宗认为历史学有惩恶扬善的功用，贞观二十年,唐太宗要求重修《晋书》，唐太宗在诏书中对历代史家史著进行回顾后，认为历代史著“莫不彰善瘅恶，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惩凶，备百王之令典”。

唐太宗认为历代史著能够对历史人物进行评判，从而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

唐太宗从继位之始就非常重视史学资治的作用,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史学资治的作用，唐太宗在《元日》这首诗中写到:“继文遵后轨，循古鉴前王。”

在皇宫中的元日庆典之时也不忘强调重视史学的资治作用，甚至为了能够吸取自己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不惜打破当代君主不看国史的传统，强行观看国史。

唐太宗强行观看国史的行为，虽然不利于史学的健康发展，但却反映了他掌控修史大权的欲望，以史学论证自身政权合法性的冲动。

《周书》《齐书》《梁书》《陈书》《隋书》等五代史修成后，唐太宗说:“朕今欲见近代人主善恶，以为身诫。”

唐太宗非常重视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要求史官们对于历史人物所做的好事和坏事都必须如实记载，因为只有如实记载，才能够对于后世真正起到惩恶扬善的借鉴作用。

教育的功用

唐太宗为了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教育皇室子弟，亲自编写《帝范》，让皇室子孙更好地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用历史上君王治理天下的得失成败来教育皇室子弟。

在《帝范·序》中，唐太宗回忆隋末天下大乱，唐高祖和自己披荆斩棘，身当矢石，血染山关，方才统一天下。

极力教诚皇室子弟要明白大唐王朝的万里江山得来之不易，希望皇室子弟能够珍惜眼前的大好局面，“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甚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立志继承先皇的衣钵，将大唐王朝传之万世，唐太宗担心皇室子弟久居深宫，“偏钟慈爱”，不谙世事”“不知稼穑之艰难”。

有鉴于此，唐太宗“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诚云尔，”要将史书中的历史经验和自己作为皇帝的政治经验相结合，亲自教授皇室子弟治国理政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对于历史学教育功用的重视。

李少玉在《唐太宗史学观探析》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非常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善于从历史中总结治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说贞观之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唐太宗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借鉴。”

唐太宗在《帝范》中开篇就提出因为担心皇室子弟“汝以幼年……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

“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诚云尔。”唐太写的非常清楚，自己编写《帝范》的目的就是用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来教授皇室子弟为政之法，这显然不属于“资治”的范畴，而是属于“教育”的范畴。

因此，唐太宗的历史功用观不应该仅仅包括重视“资治功用”的部分，还应该包括重视“教育功用”的部分。唐太宗非常喜欢阅读史书，有着非常强烈的向古人学习借鉴的意识。

主动地要求臣子编写史书以供学习，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对于史学资治作用的重视，唐太宗非常重视史学资治的作用，动用行政力量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史书编写活动。这些行为都足以体现唐太宗对于史学资治作用的重视。

唐太宗本身是一位政治家,他从事历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此，唐太宗非常重视对于前朝治国理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充分发挥史学惩恶扬善的功能,格外重视对于前朝史书的编写。

唐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从事历史活动，主观上达到了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史学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