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太宗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时代”之后又一次“大一统”的时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分裂割据的局面，唐太宗急需在各个方面加强统治，巩固统一。
作为历史上少有的融“开创之主”和“守成之君”为一体的帝王，唐太宗非常注重学习历史知识，善于总结历史上理国资治方面的经验教训来为自己治国理政服务。
唐太宗为了更好地学习历史知识，也是为了加强对于史书编写的控制，有意识地加强对修史机构的控制，对史书的编纂方法提出要求，并且亲自参加史著的编写，发表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观点。
那么，唐太宗对于唐代史学发展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贡献？
唐太宗重视史学的原因
中国古代社会因为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长期不变,因此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各种上层建筑。
比如根本的政治制度、基本的社会成份和核心的思想文化等都大同小异、基本不变，导致出现“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和“清承明制”等历史现象。
不同王朝之间的这种共性就使得“以史为鉴”，吸取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重视总结前朝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优良传统，周初“以般为鉴”开周王朝八百年基业，汉初“以秦为鉴”奠定两汉四百年盛世，这些都成为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唐太宗的重要借鉴。
因此，唐太宗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唐太宗认为以铜镜照自身，就可以纠正穿错的衣服。
同样的，如果将古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作镜子，后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可以明白王朝兴亡更替的道理。
如果将他人对自己的劝谏比作镜子，就可以知道自己行为上的得失，唐太宗自己非常重视这三面镜子，以此防止自己的决策出现错误。
可以看出，唐太宗非常重视“以古为镜”也就是“以史为鉴”，将历史比作自己治国理政的三面“镜子”之一，将“以史为鉴”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唐太宗通过以史为鉴，积极地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学习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来防止自己决策失误。
隋朝灭亡的震动
隋王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隋王朝削平南陈之后，结束了汉末以来四百余年分裂割据的局面，疆域极盛时期，史载“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史载:“文帝之初，有户口三百六十余万，平陈所得又五十万。”可谓人口众多，民力丰沛。隋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后，又一次“大一统”的时代。
隋王朝经济繁荣，“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隋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府库储备的粮食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直到贞观六年仍然尚有余存，足见隋王朝经济实力的强大。
隋王朝军力强盛，隋王朝削平南陈之后，军事力量达到极盛，史载“统一寰宇，甲兵强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高祖受命，克平九字，炀帝纂业，威加八荒……威震殊俗，过于秦汉远矣。”隋王朝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寰宇，威震八纮。
但是，如此强大的隋王朝，仅仅享国三十八年，最终二世而亡，如此大的反差，深深地刺激了唐太宗，唐太宗曾多次提到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王朝“二世而亡”的覆辙。
“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隋炀帝富有四海，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开始骄傲自满，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唐太宗尤其重视从隋炀帝身死国灭的教训中总结治国与修身的道理，决心以他们的事迹为鉴戒，不敢有骄傲自满的表现。
治国理政的需要
“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收之于往古”，现在既是过去发展而来的结果，又是将来发展的原因;未来是过去与现在的自然延伸。
对于未来的预测必须建立在对过去的深刻认识和对现在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要想对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必须重视研究历史，坚持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中国传统史学作为中国古代统治阶层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
统治者非常注重研究历史上统治阶层的行为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自身施政提供借鉴。“唐初修史的首要目的是总结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
唐太宗刚刚登基称帝，就下定决心要向历朝历代的明君学习,以前王所制定的典章制度和有利于治国理政的治世之法为准则,来治理天下。
前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道理都是差不多的。都可称之为后人学习借鉴的典范，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借鉴前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就可以达到令行禁止的效果。
贞观五年，秘书监魏徵撰《群书治要》让唐太宗御览，唐太宗下诏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
唐太宗看过魏征编写的《群书治要》后，认为通过《群书治要》自己能够更好地学习历史知识，自己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能够有所借鉴。
加强对修史机构的控制
设立史馆，加强控制，唐太宗时期，于著作局之外，在禁中设置史馆，隶属于门下省，专门掌管国史的修撰，并且始终置于禁中,由唐朝中央政府严密控制。
力重臣监修，严加控制，“朕今欲见近代人主善恶，以为身诫，故令公等修之遂能成五代之史”。
“贞观二十年，诏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于是房玄龄与中书令禇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
这些史料充分说明，为了保证史书编写的质量，唐太宗要求宰相等重臣监修国史，加强对于史书编写的控制,同时，也“提高了修史效率。”
由于官方史书的编写地点位于禁中，又有宰相等重臣亲自把关，如此编写出“深副朕怀，极可嘉尚”来的史书，自然迎合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求，唐太宗开创的史馆制度为后世王朝所沿袭。
史馆制度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虽然有所变化，但是由官方设置修史机构，征召修史人员，重臣监修史书编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唐太宗历史思想的研究
该文对唐太宗的史学活动、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他的另外一篇论文《史学家与政治--关于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研究了唐太宗如何将历史经验与政治经验相结合。
对唐太宗与史馆关系的研究
王嘉川的《唐朝官修正史问题论析》对于唐太宗时期官修史书的编纂及其影响有所涉及”。张峰的《史学理论视野下的唐修正史探析》对于唐太宗时期官修史书的编原则、过程和性质分类有所涉及”。
通过梳理前人的论著，我们可以发现在唐太宗史学的研究方面，唐太宗的史学思想以及唐太宗与史馆的关系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同时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也有许多方面的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