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出新文字，贴一篇旧文，以做纪念。）

七七事变，就像一个大舞台，各种矛盾冲突，都在这个舞台上演着。中日之间的矛盾，南京北平之间的矛盾，二十九军内部的矛盾，矛盾复杂尖锐，不用加工就特别有戏。

已经有多部文艺作品用艺术的手法给二十九军各高级将领画像，比如长篇小说《卢沟桥抗战》、电影《七七事变》等等。说实话，我对这些作品中对各高级将领的塑造特别不能苟同。就因为这个不能苟同，激起了我的不吐不快。

在这场大戏中，在各种矛盾纠葛中，身处事变中心的各主要将领，到底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

作为华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二十九军的军长宋哲元，是民国那种半割据状态的地方实力派，说难听点也可以叫新军阀。既不容日本人侵略，又要借日本人之力跟蒋记中央政府要价；既不想中央军染指，又要背靠中央政府跟日本人抗衡，这是他生存的法则，是他周旋在南京和东京之间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所以在事变的多数时间里，抱和平幻想，与日本人妥协媾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成为其既定的套路和必然的选择。这样的操作令人气愤。但从始至终，宋守住了底线，没有出卖领土主权，这是要给予肯定的。

在事变初期，他多次误判敌侵略行径，坚拒中央军北上，又听信汉奸的花言巧语，在和与战之间左右摇摆，打打停停，贻误了不少战机，给最终平津的失守埋下了祸根，引起全国人民不满。好在经过了整整二十天的摇摆不定后，到了最后（7月27日）关头，他终于猛醒过来，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守土抗战的通电，与全国军民达成了共鸣，这又是令人振奋的。

在各种有关的文艺作品中，除了细节上的演义差别，对宋哲元的塑造没有大的失实。万幸。

（二）

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两将军，除了以壮烈的牺牲极大地唤起了全国军民的敌忾之气，二人的历史也充满了辉煌。佟麟阁曾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一军的军长，赵登禹曾首开喜峰口大刀杀敌的纪录，对抗战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勋。对于二人的壮烈殉国，在艺术舞台上肯定要浓墨重彩地给予表现，虚构一些情节以达到悲情的效果，增加一些篇章以讴歌烈士的忠义，是应该的，必须的。但同时也要注意，七七抗战，不是二人的高光时刻，二十九军的行止，二人不是主要决策者，和与战等各种错杂的矛盾纠葛，二人不是关键人物。在文艺作品中，亦应尊重历史真实，表现时不能太过于拔高。

想说又不想说的一个情况是，对佟赵二人在七七事变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些文艺作品中的塑造是夸大和失实的。从表达仰慕英雄的角度去看，可以理解，但从治史的角度去看，则应给予区别。

（三）

围绕和与战，因受日人及汉奸的挑拨与蒙蔽，也伴随私欲的膨胀，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扮演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和日派”角色。二十九军之所以和战不定，宋哲元之所以左右摇摆，张自忠的从中掣肘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其并不仅仅只是在7月28日才表现得令人失望，亲日“四大金刚”之名早在事变之初即已为圈内人所共知了。在整个事变期间，张从始至终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张自忠知耻而后勇，浪子回头，幡然悔悟，在得到蒋宋的宽宥后，誓雪前耻，英勇杀敌，最终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成为千秋英雄。

盖棺论定，本着为贤者讳的出发点，在文艺作品或面向大众的宣介文章中，对其在七七前后的表现，适当回避，绕过去不说为好，或者淡化处理，一笔带过，但不能像很多粉丝那样找各种理由为之洗地，更不能像有些作品那样罔顾史实颠倒黑白。这几十年关于张自忠在事变中的种种争论结果表明，越洗对其越不利。

（四）

在卢沟桥事变这出大戏中，曾慷慨悲壮对守军出言“卢沟桥即尔等坟墓”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当之无愧是正一号的主角。这是因为；1．冯抗日态度最坚决，是南京方面高级密探口中的“强硬主战派”，是日本人眼中独一无二的“顽固反日派”；2．冯是宋哲元离军时始终一贯的代理人，而在事变的多数时间里，宋恰恰不在军中；3．卢沟桥是冯三十七师的卫戍之地；4．冯是事变中7月16日秘密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明确的二十九军的对日作战总指挥（关于这四点，笔者写有专文，这里不展开）。

从事变开始后南京与二十九军来往的密电和中共中央7月8日通电的字里行间，亦可看出冯在这场大事变中所担当的角色。

上图系事变发生期间某画报刊发的图片。从画面中人物排列的布局和文字介绍的微妙不同，同样可以清晰看出冯治安在事变中所居的地位。

但几十年来，在已经上映和出版的有关七七事变的文艺作品中，冯治安被忽略了，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次要人物，这显然是有欠公允，也有违历史真实的。

要写江桥抗战，你就绕不开马占山；要写一二八抗战，你就绕不开蔡廷锴。同样的道理，既然要写卢沟桥抗战，怎么可以绕开冯治安！

（五）

历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秦土协定》，其中的土，是日本战犯土肥原；秦，就是时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并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的秦德纯。

《秦土协定》是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不管这是不是他能够做主的，也不管他有着怎样的忍辱负重，但协定毕竟是由他和日本人签订的，所以无论怎么说，他秦德纯都难辞其咎。

但一码归一码，在卢沟桥事变的全过程中，秦德纯扮演的是仅次于冯治安的正面角色。在宋哲元被日本人和汉奸压迫，为避风头而离开北平后，整个二十九军的对日交涉，是由宋哲元委托的秦德纯全权负责的。在交涉中，秦始终站在大局高度，坚持强硬立场，据理力争，没有半点妥协。事变发生后，又秉承南京中央旨意，折冲樽俎，积极应对，表现出了足够的睿智与应有的担当。

但不知怎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在事变中差不多与冯治安并列的重要人物，秦德纯也被各相关文艺作品严重忽略了，这极不公允。

（六）

除以上各高级将领外，二十九军的师以上干部，总参议张维藩、前总参议萧振瀛、参谋长张樾亭、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骑兵九师师长郑大章、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等，或手中没有兵权，或事变时不在战地，或表现欠佳，或影响不大，都算不得重要角色，这里略去不说了。

有关文艺作品中，对副参谋长张克侠、一一零旅旅长何基沣在卢沟桥事变中的地位与作用拔得比较高，小说中甚至把张描绘成宋不在军时的代理人之一，这就有点过了。张、何先后成为我党秘密党员，并在淮海战役中率军起义，为取得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人民的解放立下新功。二人在七七事变中也分别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卢沟桥不是贾汪，这时的他们，还没能走到舞台的中央，还不是主要角色。

一己之见，不一定对，还请各位批评指正。

（正文完）

附：每当宋离军后，为什么不把兵权交给副军长或参谋长，而要交给一个师长？

旧军队中的副职，是一个挺尴尬的角色。军长离队后，兵权不交给副军长而交给主力师的师长，这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在西北军这样以“私”著称的军队中，就更是如此。

副军长秦德纯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二期和陆军大学六期。原是直军王为蔚部将，后继王任河南保卫军第一军军长，是北伐时期投诚加入西北军的。对于西北军而言，秦是外来户，所以虽身居高位，又进入到了二十九军宋、张、冯、秦四人核心的小圈子，却始终是一个高级幕僚的角色。这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二十九军的兵权，是不可能交给秦的。在事变前和事变中，秦的主要职责，是以宋哲元全权代表的身份对日交涉。

副军长佟麟阁是十六混成旅出身的西北军嫡系，而且是冯玉祥手下第二层骨干十三太保之一，早在北伐战争中即已是二集团三十五军的军长。其治军、打仗的功夫都不差，人品也好，与宋的关系也不错。但由于没能参加二十九军的早期组建，而是半路（后期）加入，所以虽身为副军长，却并没有更多参与军中决策，甚至连二十九军实际的核心领导层也没能进入。因而在宋离队期间，佟不可能代其掌军。

至于参谋长，就更不行了。旧军队中的参谋长与我军的参谋长不同，其更多体现的是一个雇佣角色，西北军中的参谋长尤其如此。而且从军队编制上说，军这一级的参谋长不论军阶还是军级都低于师长，因而在宋离队期间，是绝对不可能由参谋长执掌虎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