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四月，蒙古主忽必烈颁布了一条诏令，军队里所俘获的儒士，一律听任他们掏钱赎回自己的平民身份。

这道诏令的颁布，是有其特殊背景的，那就是当时淮河一带，蜀地的士人被蒙古兵俘虏之后，全都被作为奴隶对待。翰林学士高智耀因此对忽必烈说：“将儒士作为奴隶，自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事儿。陛下刚刚表示要以古代治理天下的方法为准则，所以应该破除这样的做法来推动天下风气的改变。”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地方上的各级政府对这类人进行甄别，最后被确认的有数千人。（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

蒙古族作为马上民族，骁勇善战那是不用说的，但是，下得马来治理国家却是他们的短板。对于这一点，忽必烈早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还在他作为“藩王”的时候，就广泛结识了不少中原文士，努力熟悉与了解汉地的情况，以至于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大批以汉族为主的知识分子。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这样三人：窦默、姚枢和僧人子聪（后赐名刘秉忠）。其中的窦默为忽必烈讲解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之说；姚枢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僧人子聪则为他出谋划策。

在忽必烈成为蒙古主（蒙古帝国的皇帝）之后，对于汉人的社会地位又有新的认识，仿效金朝的做法，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并将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这样的做法当然不太厚道，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嫌。但是，在国家治理方面，他依然更多采用地“汉法”，沿袭了唐、宋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发展，这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相对于蒙古民族，汉民族在这诸多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是忽必烈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不能不借鉴与学习的。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说的是，对于蒙古军队所俘虏的儒士，忽必烈允许他们赎回平民的身份，无疑是十分明智的：这些人，都是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的专业人士，而建设国家，需要他们的知识与智慧。反过来说，把他们扔在奴隶之人中，一方面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也可能让这些建设国家的积极因素变成消极因素——尽管这时的他们虎落平阳，丧魂落魄，但他们的能量你决不能小视；或者说一旦有合适的时机，他们是有可能成为掀翻朝廷的反叛力量的虞翼甚至核心的：纵观中国历史，哪个造反者的身边，没有几个落魄的读书人？而落魄文人黄巢更是险些得了天下。

让这些儒士赎回自己的平民身份，让他们得以回归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无疑可以平复他们的心绪，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与此同时，也可以让他们为国家的社会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忽必烈的“听赎为民”不仅充满人性，也充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