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绵延上下五千年，封建王朝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改名换姓，更迭家国。作为历史上著名的雄才大略真主——汉武帝，他为促进中华民族大一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位期间颁布了许多影响后世深远的律令，其中就有被后人称为无懈可击的“推恩令”。
作为汉武帝初期颁布的最重要的法令之一，推恩令给汉朝的兴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的主要内容是指汉武帝当政时期分封刘姓诸侯的方案，各个诸侯国内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土地、资源范围恩赏，且各个诸侯国内包括嫡长子之外的儿孙皆可得到王国封地。
所以，推恩令名义上为“推恩”，实际上却通过法律途径削弱地方诸侯势力，将所有权利集中中央，实现王朝的大一统以及集权。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正式颁布推恩令。在这台法令出现之前，西汉王国早就已经被种种冗余的制度和政治体制拖拽下沉。
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实行的是分封制，也就是天子有权将除京畿地区外的所有国土分封给各路诸侯，各路诸侯得到天子分封下来的土地、奴隶以及其他资源之后必定要担相应的义务，比如说定期去周朝王室拜见天子、按照法律缴纳税供并且时刻根据烽火台的指示派兵拱卫王师。
分封制的弊端随着历史的走向而逐渐显现出来，当诸侯实力日益强大之时，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却渐渐缺失，尤其是东周，整个社会出现了孔子所说“礼崩乐坏”的现象，这就使得东周末年群雄争霸，七国并存，中原大地陷入混战的局面，周天子也间接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
公元230年~221年，战国首霸秦国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秦王嬴政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
嬴政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后便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这是为了防止秦国再现当年东周末年群雄崛起的景象？秦始皇吸取分封制的教训，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开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
郡县制的推行是秦朝王室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道新的、进步的法令。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律令严苛使得大一统的秦朝二世而亡。后汉高祖刘邦起义，建立汉朝，他称帝后认为，分封制虽然弊端不少，但相较于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来说更具优越性，因此，在西汉初年，“郡国并行制”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主要制度。
正是这一制度的推行，隐隐出现了当年东周时期群雄并起的乱象，刘氏天下内部出现了一些“强国”，给西汉王朝造成了新的威胁。
在郡国并行制行使之初，汉高祖刘邦吸取前人教训，所以与群臣约定“非刘氏不称王”的盟约，因此，西汉建国初年的王侯大多是刘氏祖孙，但刘氏子孙被封之后并没有如汉高祖料想一般实时拱卫中央，反而拥兵自重，震慑王室。
例如，文景之治时的七王之乱曾引起社会强烈震动，汉景帝时的诸侯王之势力强大已经达到了不服从朝廷命令的地步。为了解决分封的子孙互相倚重的势力，大将军周亚夫举兵平定了七国之乱。
但是战争给西汉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因此汉武帝深刻认识到了分封制的恶劣影响，为了彻底解决的弊端，他开始寻求新的计谋。
其实，在汉武帝决定削弱藩国势力之前，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等几位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曾经对拥兵自重的藩王作出警示，比如说汉景帝时期，晁错要求削藩就引来了七国之乱。历经了文景之治后，汉武帝正式开始着手用一个完全的方法来一步到位。
此时，主父堰给汉武帝的建议则是推恩令，他提议“推恩”既能传承祖宗之法，又不像晁错的削藩之举那样激进。因此，推恩令之所以被称之为“阳谋”，是因为它无需动用朝廷的银钱兵将，只需打着推广皇帝恩惠的名义分封各国。
推恩令规定，除王储子孙的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各诸侯王的其他儿子也可以分封一部分土地成为列候，这样一来，嫡子、庶子始终雨露均沾，但这一方法实际上让诸侯王手中的土地和资源越分越小。
这样的分封方法使得各位拥兵的诸侯手中权力越来越小，最终被自己的诸侯王子孙肢解。毕竟，不论嫡子、庶子或外室所生的私生之子，一样可以凭借国家法律拥有自己的封地。因此那些与王室血缘相近的子孙本来拥有强大的王国却不得不将自己仅有的资源分封给自己源源不断出生的子孙，如若不然必将触犯国家法律。
推恩令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将王权和地方权力的矛盾转化为诸侯内部的家庭矛盾，这一举措是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推恩令名为广施恩泽，实际上令诸侯王们大受其害，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刘备。
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却与庶民无二，只因其祖上生育100多个王氏子孙，因此在代代分完封地之后，有的刘氏子孙却依然穷困潦倒。除皇叔刘备之外，光武帝刘秀也是推恩令的受害者，光武帝刘秀在起义之前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与其他庶民别无二样。
秦朝之前的周朝是贵族政治，天子权力局限于整个贵族家族范围内。在秦始皇扫六合之后，他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是以三公九卿为基础，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若按照始皇帝设想，秦朝自始皇帝开始，二世、三世、千秋万世的传承下去，那中央集权必然世世代代得以加强，但是汉承秦制所实行的郡国并行制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集权，这就使得天下半数的土地和人民以及资源全部分散在各个诸侯王手中，而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手中空空如也，推恩令的推行大大提升了中央集权，为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王朝之一，汉朝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存在于方方面面，尽管汉朝建立初期属于内忧外患并存的局面，但是经推恩令的实行，国内的叛乱渐渐平定，诸侯王爷未曾蠢蠢欲动。
为了解除国家内部的危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并没有选择类似于晁错激进的建议强硬削藩，推恩令的实施彻底消除了汉代诸侯国和中央之间的矛盾，这也使得汉代的国力在统一的中央之下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正是因为推恩令的施行，汉武帝才能够对大漠的匈奴重拳出击。
推恩令作为“阳谋”为国家的安定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效果，自然也引得后续中国封建王朝皇帝屡屡学习，比如进武帝司马炎，明太祖朱元璋等人都竭力纷纷效仿。
可惜推恩令并没有在后续的王朝中出现像汉武帝时期一般的效果，尤其是建文帝朱允炆。建文帝并没有学习汉武帝的成功经验，反而是采取强硬的方式削藩，间接导致了燕王朱棣等人的叛乱。建文帝之所以没有将推恩令贯彻到底，并非他不愿采纳这项被称为无解的阳谋，而是因为明朝国情与汉朝时期有着很大的出入。
明朝时期的王国版图疆域本就远远小于西汉时期，所以西汉时期的诸侯皆可分一杯羹，远非明朝诸侯可比。在西汉运用推恩令能让每一个刘氏子孙瓜分到一定比例的资源和领地，而明朝藩王的领地都是一城一池，资源本身没有多少瓜分的空间，自然对于各个藩王和诸侯的诱惑力不强，所以朱允炆想用推恩令也不会起到多少作用。
毕竟推恩令的主要内容是诸侯内部进行分封，也就是说诸侯的嫡长子世袭爵位，其他的子孙也可以分封土地，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资源越分越小，诸侯国实力大减，再无相互内斗的恶性事件，这是明朝时期不具备的国情。
汉武帝所用推恩令也并非无一处弊端，西汉的覆灭就与推恩令的强硬实行有关。在西汉建立之初，吕氏外戚和刘氏宗族本就是共同驱动国家向前推进的双轮。为防外戚干政，刘邦规定“非刘氏子孙不可称王”，因此吕氏子孙便无分封之机。
但推恩令的实现使得刘氏子孙的封地越封越小，吕氏子孙渐渐坐大，因此到王莽时期，外戚干政已经成了国家臃肿的毒瘤，王朝自然无刘氏诸侯王的制约，绵延200年的西汉王朝在外戚干政之下渐渐失去了本来的权力。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和主父堰设计推恩令，但是这个无解的阳谋因没有设置一个截断点使得宗族子孙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若中央对王室嫡系一脉“推恩”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继续，从而便可以保留一定实力用于拱卫王室，也不至于有后来王莽篡汉之乱。
分封和削藩是我国封建王朝上一对常见的矛盾关系，但凡是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加强皇帝手中权力，中央必对子孙进行权力补贴或是资源分封。
可随着统治的逐步稳固，诸侯王拥兵自重的事情屡见不鲜，渐渐成为了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如近代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相比于其他强硬的削藩手段，推恩令不费一兵一卒却能够收效甚好，这不得不被称为难解之阳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