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纪念馆
咸丰元年(1851)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举事，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江南北。尽管清廷从各地调集大量的八旗军、绿营兵围剿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早已不堪一战。大清王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无奈颁发了奖励团练令，倡议地方组织民兵自保，并在南方诸省任命团练大臣，力图利用地主武装遏制太平军势力的蓬勃发展。时势造英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造就了湘军统帅曾国藩与一代名臣沈葆桢的交集，两人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恩怨纠葛，给后人留下许多揣摩不定的疑问。是薄情寡义？还是邀功争宠？还有还是吗？
沈葆桢像
一、相知相识，同舟共济
咸丰三年（1853）1月，正在湖南湘乡原籍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前往长沙，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在衡州组建湘军。按照大清律例，汉人不得统兵，以免危及满清政权。而不用汉人统领地方团练形成的军队，帝国已难以挽回败局。正当咸丰皇帝左右为难之际，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江南道监察御史沈葆桢审时度势，于当年8月上了《奏请饬统兵大臣乘胜东下折》，明确提出：朝廷应授予曾国藩统兵大权，以利于对太平军的作战。并建立长江水师，水陆并进，挥师东下。沈葆桢旗帜鲜明的立场和洞察全局的观点得到咸丰皇帝的赞赏，并引起了曾国藩的的关注。咸丰四年（1854）初，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统领湘军的水陆师一万七千多人，分水陆两路向岳州进发，迎击占领江宁定都天京后沿江西征的太平军。
岳州（今岳阳）——岳阳楼
当年10月，湘军收复了岳州，直达湖北，攻占了武昌及汉阳后，咸丰帝正式赐曾国藩为兵部侍郎衔，令其乘胜东下进军江西。从此，大清帝国改变了历来由满人统兵的历史，汉族官僚开始掌控兵权，直至清朝灭亡。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其时，太平军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九江城被太平军占领，沈葆桢别无去处，只好先到驻守江西的湘军统帅曾国藩麾下为幕僚。曾国藩仰慕林则徐的高风亮节，他爱屋及乌，念其既是林则徐的外甥又是女婿，一直对沈葆桢予以特别的关心和栽培。咸丰六年（1856）三月，朝廷任沈葆桢为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广信是湘军通往江浙生命线的重要支点。面对太平军的势在必得，沈葆桢临危不惧，智勇双全，多次带领军民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为曾国藩解除了后顾之忧。
咸丰皇帝
在曾国藩的大力举荐下，第二年沈葆桢升任为广饶九南道，辖广信、饶州、九江、南康四府。咸丰八年（1858）六月，已赏加按察使衔的沈葆桢屡被江西巡抚耆龄打压，愤而辞职。广信当地百姓获知后，多次到曾国藩行辕请求挽留。但当时曾国藩只是一个挂兵部侍郎衔的湘军首领，并无地方实权，爱莫能助。咸丰十年（1860）5月5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率军二破江南大营。清廷寄托由两江总督何桂清和指挥江南大营的和春收复金陵的希望破灭。曾国藩统帅的湘军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主力。6月8日，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清廷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成为一品大员。两江总督统领江西、江苏、安徽及浙江军务，是太平军盘踞与流窜之重点地区。
南京两江总督署遗址
二、亦师亦友，嫌隙渐生
曾国藩深知，作为两江总督其实就是与太平军作战的最高统帅，其属下的各省巡抚是至关重要的地方大员。在湘军驻守江西期间，曾国藩饱受江西官员的歧视和排挤。用自己心腹替换江西巡抚刻不容缓，而沈葆桢是江西巡抚的不二人选。沈葆桢福建闽县人，名门之后，在江西经营多年，政绩突出，深得赣人拥戴，将其培养成为心腹，再出任江西巡抚，既可以有效地管理地方，又可以避免仅用湘人之嫌。因此，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的第一道奏折，就提请清廷饬令沈葆桢赴湘军大营帮办军务。其目的除了加以历练外，还要增强其与湘军的感情。沈葆桢欣然领命，赶赴湘军大营，负责管理文书奏折、兵力调动、粮饷补给等工作。两人亦师亦友，沈葆桢得到曾国藩重用。同治元年（1862）初，曾国藩保荐沈葆桢代替满洲正黄旗的耆龄，出任江西巡抚。
曾国藩像
清朝巡抚为从二品，加侍郎衔者为正二品。沈葆桢之前只是吉南赣宁道道台赏加按察使衔，相当于三品官。没有经过按察使、布政使等实职的施政历练，没有署理直接实授巡抚，打破了大清惯例。沈葆桢此番破格提拔的背后，除曾国藩为其背书外，清廷出于制衡曾国藩的目的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自入关以来，满清防汉人如同防贼，军政大权从不放手于汉臣，生怕大清江山易主。曾有皇族大臣对咸丰皇帝说：“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权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面对统兵数以万计的曾国藩，清廷既需要他镇压太平军，平定内乱；又担心其拥兵自重，觊觎天下。因此，培植异己，分权制约，已成为清廷不可言明的对策。在擢升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后，清廷下旨要沈葆桢招募乡勇，训练成军，强兵固省，抗击长毛。
江西南昌——绳金塔
在清廷的认知中，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世受国恩，为妥妥的“官二代”，相对曾国藩而言，不会有贰心。且沈葆桢政绩显赫，却从不居功自傲，伸手要官，反而多次辞职，回籍养亲，说明其没有膨胀的政治野心。加以破格擢升，施以恩惠，未来必将是制衡曾国藩的合适人选。沈葆桢对清廷的意图心领神会。上任不久，便“率千人赴广信阅边防”。他不用曾国藩的湘军，而倚用出自湖南新宁“楚勇”一脉的江忠义精捷营、席宝田精毅营负责江西的防务，给人一种“极欲自立门户”的感觉。曾国藩得知后曾去信告诫，大意是你的精力应放在地方治理上，开掘财源，全力给湘军供饷。至于江西的防务，湘军会予以负责。而此时的沈葆桢却早已打起了一套自己的算盘。在他看来，乱世地方为官，要摆脱成为他人棋子的宿命，必须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绝不能为私恩而忘公义。
林则徐像
三、督抚争饷，将帅绝交
就这样，沈葆桢与曾国藩的一场暗战已经无法避免。此时，围剿太平天国的战争已达十年之久，清廷国库早已耗空。无论是曾国藩的湘军，还是沈葆桢组建的军队，都必须自己筹饷。同治元年（1862）四月下旬，曾国藩四弟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沿长江水陆并进，直抵金陵城下，开始包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为了加强攻城力度，曾国藩不断增兵。至当年七月，围城兵力已超过10万人，每月需军饷约50万两，这还不包括购买弹药、枪械等费用。曾国藩在江西所得饷银每月约为20万两之巨，其中：漕粮改折银钞收纳的漕折每月约4-5万两、九江开埠后向过往货物征收的关税每月约3万两、原是募捐后改为固定征收的各种用于战争的附加费厘金每月大约10多万两。此时，江西本省每月财政支出还要30万两。沈葆桢入不敷出，不堪重负。
金陵古城墙
出任江西巡抚不到一年，沈葆桢就突然给曾国藩发来一道通报：他决定于同治元年（1862）9月起，截留江西以前按月供应湘军的四万两漕银，理由是这笔钱要用于建设本省军队。曾国藩惊讶万分。他完全没想到，在这急需军饷之时，自己看重的人竟会来这么一手。且决定前，沈葆桢竟然没有与自己磋商。但曾国藩不愧是有“圣人”之名的湘军统帅，他心平气和地给沈葆桢写了封私信，一方面对沈葆桢组建五千人军队表示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向沈葆桢提出折中方案，因为前线湘军太缺粮饷了，四万两银子一家一半，请给予通融。想不到，曾国藩这封谦逊客气的私信竟石沉大海，沈葆桢置之不理。曾国藩只好公事公办，给沈葆桢发公文咨商。沈葆桢回文浓缩成两个字：不允。公私两次沟通，得到这个结果，曾国藩几乎傻了。
沈葆桢像
面对这一情形，幕僚们纷纷大骂，要曾国藩立马参奏，拿掉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就凭曾国藩当时的权势，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此事轻而易举。但他之所以没这么做，一半是因为曾国藩的修为，一半是沈葆桢在朝野上下颇具声望。若曾国藩贸然参奏，固然将能如愿，但事后汹涌的非议却不得不顾及。无奈，他只好以“忍”字诀吞下苦果。一波刚平，一波再起。同治元年九江开埠后，朝廷允准曾国藩每月提九江关税三万两充为湘军军饷。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曾国藩叫老部下九江关道蔡锦青第一时间将一万五千两银子先行拨付以救急时，沈葆桢以事前未经他批准为由，霸道地要求蔡锦青必须将一万五千两银子给退回来，否则将免其职。面对这一蛮横的要求，曾国藩再次让步，只好将这一万五千两银子退了回去。
沈葆桢书法
同治三年（1864）年初，曾国荃率领围攻金陵的湘军欠饷已达十多个月，攻城湘军随时都可能哗变。在这危急时刻，沈葆桢又突然上奏朝廷，要求将江西全省的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供给湘军。沈葆桢认为，江西要“强兵固省”，就要“留本地之财，养本地之勇，卫本地之民”。而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今安徽全省、江苏之富饶地区已被湘军收回，故此湘军军费不应大部由江西承担。沈葆桢的三次争饷，意味着曾国藩的军饷每月将骤减约二十万两。一而再再而三，这一次曾国藩彻底愤怒了。他罕见地给朝廷上了一份怒气冲冲的奏折，抨击沈葆桢此举“专尚客气，不顾情理，令人难堪”，不知其将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他把沈葆桢三次争饷的所作所为公诸于天下，大有如果我曾国藩有过错，不讲理，朝廷和天下人可以共讨之。
慈禧太后像
慈禧太后览奏后交户部裁定。户部认为，曾国藩有理，沈葆桢有难。江西厘金收入应各取一半。从表面看，朝廷好像不偏不倚，可明眼人知道，沈葆桢赢了。接到清廷的旨意后，曾国藩不寒而栗。他明白，沈葆桢敢于截留湘军的饷银，背后是朝延默许的。目的是防止湘军势力过快扩大，同时敲打自己，让其明白制肘湘军的大有人在。从此，沈葆桢与曾国藩断交，两人再没任何私人往来。这让一向自信精于相人之术的曾国藩很是尴尬。他曾对沈葆桢的同科进士李鸿章说：自己从未稍有得罪沈葆桢，“此心可质鬼神”，不知他为何最后会与自己绝交？同治十二年（1873）3月，曾国藩因病去世，此时还在台湾指点江山的沈葆桢，没有吊唁，没有挽联。他们的恩怨纠葛终于尘埃落定。
两虎相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