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开始实施义务兵役制，60万随国民党来台的士兵，逐步被年轻的本省新兵取代。这些老兵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他们是怎样活下去的，他们如今怎样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有近200万人随同蒋介石撤往台湾。这些人中就包括了60万士兵。他们都记得在撤退前，蒋介石曾对他们许诺说：“战士们，这只是暂时的，我们国民党一定会返回大陆的！”

这些士兵从踏上台湾省的那一刻起，就被定义为“外省人”，他们还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荣民”。对他们来说，台湾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始终有着难以逾越的差异。

一、

1954年11月，国民党设立了“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退辅会”主任由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兼任，蒋经国任副主任，负责具体事项。

在“退辅会”副主任任上，蒋经国为这些“荣民”们建立了嘉义大埔农场、屏东隘寮农场、宜花莲寿丰农场等个农场，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让“荣民”们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能够自食其力。

由于“荣民”众多，仅靠这些农场无法完全安置，蒋经国又特地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建一条东西横贯台湾中部的公路，让数万“荣民”得到了工作，能够活下来。

在这条长达300多公里的公路上，一共雇用了1万多名荣民施工，其中300多人牺牲于此，政府专门修建了一所祠堂，纪念这些牺牲的荣民。

为了解决这些退伍士兵的“看病难”，台湾方面又于1956年6月在台北建设了“荣民总医院”，为“荣民”看病。另外，蒋经国还让人搭建了一些供荣民居住的房子，叫做“眷村”。有资料显示，整个台湾的眷村有879座眷村，其中桃园市最多，其次则为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都会县市。

据台湾方面的档案显示，来台的60万老兵中，有超过六分之一住于眷村。由于眷村是这些“外省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居民多安于封闭生活领域，很难真正融入台湾的主流社会。

对于这些“荣民”来说，他们来到台湾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荣民”们想回家是难上加难。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荣民”们才渐渐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二、

1987 年母亲节那天，来自湖南的老兵唐国新和赴台上万老兵们一起走上台北街头，以“母亲节遥祝母亲”名义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前举行集会。他们身穿白色衬衣，正面印有鲜红色“想家”，后面印着“妈妈我好想你”，在纪念堂前一起慷慨高歌：“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可有消息？”唱到最后，整个集会哭声一片，令人无比动容……

在这次聚会后，蒋经国于1987年11月，正式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长达数十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当年12月，第一批“荣民”踏上了返乡路。

1987 年 12 月底，唐国新辗转数地，顺利回到湖南省湘中地区山泉乡探亲。在家乡，他见到了自己的弟媳唐刘氏。

唐刘氏是唐国新的弟弟唐佳林的妻子。一见到唐国新，她便急切地打听起唐佳林的下落。

唐刘氏告诉唐国新，唐佳林是在1949年春天被保长带人“抓壮丁”的。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得到唐佳林的任何音信。

由于唐佳林被抓时，唐国新正在国民党军服役，因此他并不知道弟弟被抓壮丁的消息。面对弟媳迫切的眼光，唐国新只好告诉她，去台的国民党官兵有好几十万，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弟弟的消息。

见唐国新也不知道唐佳林的消息，唐刘氏想到盼了40 多年，还是没有盼到丈夫的一丝消息，不由得悲从中来，涕泪横流。

在家乡呆了半个月后，唐国新要回台湾了。他决心回台湾后，一定要打听出唐佳林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半年之后，唐国新打听到新竹县“荣民之家”有一个衡阳老兵，说认识一个叫“唐家林”的人。

唐国新马不停蹄地从赶到新竹“荣民之家”，见到了衡阳老兵伍全安。伍全安告诉唐国新，那位叫“唐家林”的老乡就是湘中地区人，而且其所描述的身高与个性，都与唐国新记忆中的堂弟唐佳林十分相似。

伍全安回忆说，他和唐家林曾同在新 13 师 293 团 4 连服役，是一起来的台湾，两人由于是老乡，关系相当不错。据伍全安说，这个唐家林在到台湾两年多之后，便得病去世了。临死前，唐家林将自己穿过的一件衣服交给伍全安，让他想办法交给自己的家人。

40 多年来，伍全安通过各种渠道找寻唐家林的家属，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就在伍全安快死心时，唐国新找到了他。伍全安得知唐国新是唐家林的哥哥后，将唐家林留下的衣服交给了唐国新，让他找机会带回大陆，交给唐刘氏。

由于种种原因，唐国新第二次回大陆时，已是2000 年 5 月。而此时的唐刘氏，已带着无尽的不甘，溘然长逝了，只得将这件衣服交给了唐家林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子唐一龙。

拿到衣服后，唐一龙在唐刘氏的坟墓左侧，挖了一口墓穴，又置了一副柏木厚棺，将那件衣服放于棺中，也算是替父母合葬在了一起。棺木入土之时，唐一龙哽咽着哭道 ：“老爹老娘，安息吧！”

三、

相比唐家林，另一位老兵高秉涵无疑是幸运的。

高秉涵1925 年出生于山东菏泽，18岁那年加入国军，1949年时已是一位参谋，后来随部队逃到了台湾。

高秉涵记得，刚到台湾时，他看到到处都是难民，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火车站。没有吃的，就去垃圾场找。

高秉涵到台湾后，他遇到了自己曾经的校长，在他的资助下，高秉涵考上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毕业后成了一名律师。

由于工作的原因，高秉涵认识不少逃到台湾的菏泽老兵。这些人大多没有文化，许多人直到终老都是孑然一身。高秉涵是个热心肠，老乡们都视他为亲人，有事也会向他求助，他也总是有求必应。

1995 年，高秉涵成立了菏泽旅台同乡会，他的办公室也成了乡亲们经常来团聚的“家”。很多老兵在闲聊时对高秉涵说 :“老高啊，我是没有希望回去了，如果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

1987 年 11 月，台湾当局开放两岸探亲时，许多老兵都没能等到这一天。高秉涵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承诺，他开始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把数百名老兵的骨灰从台湾送回老家，了却了他们“回家”的遗愿。

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每个骨灰盒有 10 公斤重。老兵家最远的有新疆伊犁。高秉涵说 ：“我每次都是亲手捧着他们的，这样我才安心。一路上我会在心里默默地和他们说话。”

在多年护送老兵回乡的经历中，令高秉涵记忆最深刻的是护送山东定陶籍已故同乡的那一次。1997 年的一天，高秉涵从台北乘飞机到花莲，然后转乘汽车至山区军人公墓。办理完领取骨灰的手续时，已是黄昏。这时突然风雨骤起，暴雨冲毁了再回花莲道路上的桥梁。高秉涵只得抱着骨灰坛和守墓的老人在一个小亭子里躲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当地的救援机构得知消息后，才派直升机把他营救出来。

高秉涵说：“老家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游子是树，故乡是土，泥土是落叶的归宿。故乡是游子生命的源头和情感的皈依。”

四、

2019年7月，某知名网站上出现了一则台湾九旬老兵的寻亲消息《台湾九旬老兵上海、江苏寻亲 ：亲爱的弟妹们，你们在哪里？》，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

帖子上说，这位九旬老兵名叫赵东发，70 年前被抓了壮丁，后来随着国民党军去了台湾。

帖子上还说，赵东发由于年事已高，很多当年的事都已经记忆模糊，他只记得自己的童年时住在苏州的苏纶纺织厂一带，后来随家人迁到广西柳州生活。

看到这个帖子后，一个名叫李仕伟的网友坐不住了，他决心帮助赵东发老人寻找到家人，完成老人的夙愿。

说干就干，李仕伟迅速联系上了这家网站，得知赵东发的父亲名叫“赵赓荪”，于是和妻子借着旅游的契机，来到上海和苏州查访。

李仕伟和妻子来到赵东发记忆中父亲工作过的苏州“苏纶纺织厂”原址附近，寻访了半个多月，还是没有一点进展。无奈之下，他们找到了当地台联，台联也发动当地群众提供线索，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几个月后，赵东发老人去世，李仕伟只得停止了寻找。据他分析，可能是赵东发年龄太老，又患有多种疾病，应该是记忆出现了误差，也许他的父亲根本不叫“赵赓荪”，又或者从没有在“苏纶纺织厂”附近居住过，因此才找不到。不过像赵东发这样寻找亲人无果的事例，在当年逃到台湾的老兵中，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五、

1990年1月，台湾《联合报》曾刊登了一篇关于返台老兵许照勋的报道，标题叫做《二次骨肉分离，但见一张画饼》。

许照勋在报道中是这样说的：“我是当年赴台老兵，是九死中拾得一生的幸存者。当年来台时，我坚信当局是会给妥善安置我们的，所以才强忍着骨肉分离的苦痛。可到了台湾后，身旁连一条棉被，一副碗筷都没有，当局除社会福利中心来看过一次之外，再也无人过问。今天看来，蒋介石当年的承诺，无非是画饼充饥……”

许照勋的话，是很多老兵的心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老兵至今都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权益补偿。2014年，由台籍老兵成立的“台湾前国军退役军人暨遗族协会”要求台湾当局道歉和赔偿，可民进党坚决反对，称“若是要赔偿就得由用国民党的钱来赔偿，不得使用台湾民众纳税人的钱来赔偿。”

正如一位老兵说的，对他们这些亲历战争的老兵来说，战争带来的骨肉分离和对家乡的刻骨铭心的思念，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切体会。

参考资料：

《国家历史》杂志：《60万“荣民”：国民党来台退伍老兵的消亡史》

《海峡导报》：《不该被遗忘的群体——大陆台籍老兵及其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