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7日，贺子珍终于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毛主席。
欲语泪先流，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的抽噎。
“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毛主席叹了口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延安，去苏联呢？”
贺子珍哭得更厉害了，不停地说：“都是我不好，我太不懂事了。”
从井冈山算起，贺子珍与毛主席相濡以沫近10年，生了3儿3女。
可是1937年，贺子珍不顾已经身怀六甲，不听毛主席和众人的劝阻，只留下一只手帕就远赴苏联，夫妻之情就此终断。
贺子珍在苏联经历了苏德战争还被关进了“疯人院”，直到1947年被解救回国后，早已“物是人非事事休”。
如果贺子珍当年没有离开延安，就不会有那段历史...
十年夫妻，为何一朝离散？李敏女儿：外婆的包袱太重“唉，那次她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
毛主席一生极少为了儿女之情落泪，他对贺子珍真是用情至深。
为了留住贺子珍，毛主席不但亲自出面劝说，还发动了所有可以发动的力量。
毛泽民、钱希钧夫妇，跟贺子珍彻夜长谈：“抗战已经爆发，你的身份又这么敏感，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钱希钧接茬道：“是啊，就算您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娇娇考虑啊。她这么小，您走了，谁管啊。”
贺子珍赌气的说：“她爸爸管嘛。”
“那大哥谁管啊？”贺子珍听完，没有说话。
后来，宋任穷的夫人钟月林；谢觉哉、王定国夫妇；彭儒、陈正人夫妇，都苦口婆心的多次规劝过贺子珍，奈何她去意已决，说什么都要离开。
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兰州，从兰州到乌鲁木齐，贺子珍有无数次回头的机会，但她最终还是毅然决然的踏上了飞往莫斯科的班机。
贺子珍执意出走，主要有两个原因。
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了救人，身中17处弹片，奄奄一息。
贺子珍昏迷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伤千万不要告诉毛主席。”
她还强烈要求，战友们把她放在老乡家，相约“革命成功后再见”。
毛主席闻讯赶来，将贺子珍抬上了担架，与大部队一起转移。
由于条件简陋，贺子珍身上有多个弹片未能取出，最后跟肉长在了一起。
尤其到了阴天下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疼到不行。
考虑到莫斯科医疗条件好，贺子珍这才决定去治病。
当然，贺子珍诀别还有一个原因，正如她外孙女孔东梅所说：思想包袱太重。
贺子珍虽然瘦小，但也是很要强的女性。
孔东梅说：“外婆到延安后，发现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人士，这让她有很重的思想包袱。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
毛主席工作又忙，不能及时照顾贺子珍的情绪。
为了让贺子珍适应这种环境，毛主席特地安排她去党校学习。
这样一来，两人见面的机会更少了，误会也更多了。
贺子珍说：“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冷处理的态度，我就伤心透了。”
贺子珍嘴上说要去去莫斯科治病、去学习、休息，其实内心是跟毛主席在赌气。
贺子珍也想为自己争口气，16岁参加革命、17岁领导革命、18岁骑马挎枪走天下，与兄长、妹妹，并称“贺家三杰”的她，要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自己，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儿子早夭、顿顿挨饿，贺子珍：苏联比长征还苦“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贺子珍离开时，李敏才刚刚出生，她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
毛主席赶忙派警卫员去劝，而警卫员没有带回贺子珍，只带回来了她的一只白手帕，上面写着四个字：从此诀别。
贺子珍在苏联过得很不如意，先是旧疾复发，而弹片太深根本无法手术。
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小廖瓦），却不幸感染炎症而夭折。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廖瓦的坟上哭。”
毛主席平日忙，很少写信给她，偶尔写一封信，也只有三言两语。
贺子珍精神上非常苦恼，几近崩溃，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
贺子珍在苏联唯一的慰藉，就是毛主席和杨开慧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
两兄弟非常懂事，经常趴在贺子珍的肩上安慰她：“贺妈妈，您别难过。你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你的儿子！”
后来，毛主席又把3岁的李敏送了过去。
贺子珍、李敏、毛岸英、毛岸青4人，在异国他乡组成了个“临时家庭”。
孔东梅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苏德战争爆发后，毛岸英远赴战场，而贺子珍和孩子们的生活过得更难了。
雪上加霜的是，贺子珍被人关进了“疯人院”，自此与女儿分开，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1947年，王稼祥出访莫斯科。
临行前，毛主席特地嘱咐她，一定要找到贺子珍的下落。
经过多方打听，王稼祥终于见到了阔别10年的贺子珍。
王稼祥问道：“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贺子珍坚定的回答：“我要回到祖国去！”
毛主席得知后，作出四个字的指示：完全同意。
贺子珍回来了，带着李敏、毛岸青，还有一条盖了10几年的红毛毯。
哪怕就是被关在疯人院的时候，贺子珍也一直盖着。
原因无它，只因这条红毛毯是她和毛主席共同盖过的。
无数个夜里，贺子珍都摩挲着这条红毛毯，睹物思人。
毛主席也有一件，磨得薄如蝉翼，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的跟硬纸板一样的灰军装。
李银桥曾劝他：“主席，换一件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
毛主席则小心翼翼地把那件灰军装，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着。
“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孔东梅坦言，外公口中的“它”，其实就是外婆贺子珍。
每次看见这件灰军装，毛主席就能想起贺子珍。
“相见时难别亦难”，毛主席：不行了她脑子坏了1947年，贺子珍带着李敏、毛岸青回到了哈尔滨。
她请罗荣桓帮忙，给毛主席拍了封电报。
贺子珍说的不是儿女私情，而是请毛主席批准，让她哥哥贺敏学去东北做手术，取出残留在体内的两个弹片。
只隔了一天，贺子珍就收到了回复：华东战局紧张，急需敏学在职就位。现在无法前来治疗，以后有机会再予考虑。
1948年，贺子珍随机关来到沈阳，终于见到了妹妹贺怡。
在贺怡的劝说下，贺子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 对国内现有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 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艰苦， 比长征还苦...我很感谢您对我妹妹和母亲的照顾， 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没等毛主席回信，贺怡就带着毛岸青、李敏，去了香山，见到了毛主席。
贺怡单刀直入：“主席， 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找地位的。”
毛主席沉思良久，说了番意味深长的话：“你让贺子珍到石家庄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 我们还是按老传统办吧。”
不久后，贺怡带着贺子珍去了天津，等候毛主席的接见。
只是，1949年11月，贺怡在江西替毛主席、贺子珍寻找“毛毛”毛岸红的路上，发生了车祸，意外去世了。
后来，贺子珍搬到了上海，跟大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住在一起。
陈毅听说后，主动把自己在湖南路上的房子，让给了贺子珍。
1950年，毛主席给贺子珍回信：“娇娇（李敏）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每当寒暑假，李敏就会从北京，来上海陪妈妈，成为父母之间的“星空鹊桥”。
毛主席知道贺子珍身体不好，每次李敏南下前，他都用稿费，买上些药品和食物，给贺子珍捎去。
毛主席还多次让李敏劝她少抽烟，话虽如此，他却经常把舍不得抽的高档烟，托李敏转交给贺子珍。
1959年7月，毛主席听说贺子珍也在江西，主动提出要见一见：“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
这次见面，毛主席感触颇深，贺子珍走后，他叹息道：“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
后来，毛主席又多次默写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或许是用这种方式，来缅怀他与贺子珍的感情。
此后，毛主席、贺子珍都分别两次和三次登过庐山， 但他们却再也没有相见，一别竟成永别。
1976年9月9日，伟人辞世，举国哀恸。
贺子珍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平静，她没有哭闹。
只是叉着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反复说这一句话：“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
3年后，贺子珍迎来了她70岁的生日。尽管身体已经垮了，但她还是不顾舟车劳顿，去了一趟北京。
在毛主席纪念堂，贺子珍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终于见到了昔日的爱人。
时隔庐山相会又过去了 20 年，可如今，一个在外头，一个在里头；一个坐着，一个躺着；一个醒着，一个睡着；一个来了，一个走了。
如果当年贺子珍没有负气出走，历史绝对大有不同。
参考文献：
王健.毛泽东与贺子珍:风雨十年的患难夫妻[J].毛泽东研究,2015,(03):68-72.DOI:10.14130/j.cnki.mzr.2015.03.009.
散木.毛泽东与贺子珍分手详说[J].文史精华,2001,(01):4-9.
丁晓平.《真情毛泽东》系列之三毛泽东和贺子珍[J].党史文苑,2013,(05):4-11.
金南.一个处在异国他乡充满悲欢离合的家——记贺子珍、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在苏联[J].湘潮,2001,(06):34-36.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最后一面[J].中国地名,2005(04):2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