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6日，大元帅陈毅去世。

这位卓越的军事家和外交家，曾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他的追悼会上，一副挽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追问：这是谁写的。

这一挽联，不仅深刻地表达了对陈毅的悼念之情，更让毛主席意识到对方与陈毅之间的深厚情谊。

在得知挽联是张伯驹写的后，毛主席对这位文化人士颇为欣赏，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其窘迫的生活状况。

陈毅与张伯驹的友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与革命精神相遇的生动例证。

一个是军事家和外交家，另一个是文化学者和收藏家，本来八竿子打不着。

但很少有人知道，陈毅还深具文化素养，是著名的“诗人将军”。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陈毅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尤其喜欢诗词和书法。

他在战斗间隙和外交场合，时常以诗会友，以笔抒怀。

对他而言，文学和艺术不仅是表达情感的方式，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最初就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兴趣，他们的初次相遇，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1956年，当时张伯驹在北海公园举办了“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和“现代书法展览会”。

张伯驹精于诗词，文学造诣深厚，作词风格典雅，特别擅长古典词的创作。

而陈毅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次展览会，并因此结识了张伯驹。

两人在诗词创作和书画鉴赏上的交流，使得彼此间的友谊不断深化。

尽管陈毅元帅事务繁忙，但两人一见倾心，成为了知己。

他们不仅在诗词方面交流，还共同切磋围棋，陈毅的棋艺让张伯驹感到吃惊，而张伯驹的棋风则飘逸空灵，两人相见恨晚，如切如磋。

1961年，张伯驹夫妇被安排到东北长春工作，从此与陈毅相隔万里，但两人的情谊并未减少半分。

岁月流转，时光催人老，就在1971年，陈毅元帅不幸患上肠癌，而当时医疗技术还不像今天这样发达。

1972年1月6日，因治疗无效，他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为了纪念这位在革命战斗中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英雄，中央决定在八宝山为陈毅元帅举行追悼会。

彼时，毛主席身体状况也日渐不佳，但毅然决定亲自前往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他沉痛地握着陈毅夫人张茜的手，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之情，还夸陈毅是一个好同志。

而当他不经意看到追悼会上的那副文采飞扬的挽联时，觉得这实在是对陈毅戎马一生的最佳描述。

挽联的上副是“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而下副则是“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他当即向张茜询问这副挽联是出自谁的手笔。

得到的答案正是陈毅此前的好友——张伯驹。

在得知陈毅去世后，张伯驹不仅为他撰写了挽联，还时常翻阅《陈毅诗词选集》，回忆与这位好友相处的时光。

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被一副挽联打动，忍不住问：这谁写的，却发现此人身份不简单，在抗战时期，多次变卖家产挽救国宝于危难中。

张伯驹，这个名字在中国的收藏界可谓家喻户晓。

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物收藏家，更是一个充满家国情怀的文化守护者。

面对国宝流失的危险，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站出来，用自己的一生和财富，换回了许多国之瑰宝的“安身之所”。

今天，不妨通过他的传奇人生来重温那段，充满激情与挑战的文化守护历程。

如果说命运给了张伯驹一副好牌，那么他的确生于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

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北京一个富裕的官宦之家，他的父亲张镇芳曾任直隶总督和邮传部侍郎，可谓显赫一时。

这让少年张伯驹得以在一个满是古籍、书画和各种珍品的环境中成长，艺术素养自然也在耳濡目染中滋长。

但是，这位富家少爷却有些“与众不同”。

其他纨绔子弟或许热衷于声色犬马，而张伯驹自小便钟情于诗书画艺。

他总觉得，那些收藏品不仅仅是物件，而是带有灵性的存在，有着数百年、数千年的文化记忆。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种痴迷看起来有些“傻气”，甚至有点儿“不务正业”。

不过，也正是这种“傻气”，为张伯驹日后成为中国最具情怀的收藏家，埋下了伏笔。

20世纪初的中国，政局动荡，文物市场更是频频受到外部掠夺和内部变卖的双重威胁。

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张伯驹深刻意识到，许多国宝级文物随时可能落入外国人手中，或因私人收藏而不再为世人所见。

这让他愈发坚定了一个信念：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这些国宝。

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张伯驹正式踏上了他的收藏之路。

这段时期，文物的价格虽然相较今日低廉，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依然是天价。

张伯驹的每一次收购都是一次“豪赌”，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次“孤注一掷”。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对《平复帖》的“豪赌”。

1937年，《平复帖》突然出现在天津的古董市场上，标价4万银圆。

这不是一笔小钱，即便对于出身豪门的张伯驹来说，也需要狠下决心。

为什么要不惜重金去收购一幅书法作品？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书法，这是西晋陆机的手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名家书法之一。

更重要的是，如果此时无人出手，这件国宝很可能就此流落国外，再也无法归国。

张伯驹毫不犹豫地变卖了部分家产，凑齐4万银圆，抢先购得了这件“镇国之宝”。

甚至连他的朋友都调侃他，你为了个破字画，至于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吗？

而张伯驹则笑道，宁可食无肉，不可使国无宝，这样“自虐”的收藏家，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

大收藏家张伯驹，在抗战时期多次变卖家产挽救国宝，建国后无偿捐赠给国家，被人调侃傻人做傻事。

1972年，毛主席知晓其傻事后，向周总理下达重要指示。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伯驹的收藏生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战乱纷飞，经济萧条，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变得捉襟见肘。

然而，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愚不可及的道路——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保护国宝。

《游春图》是隋代画家展子虔的传世之作，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在抗战期间，这幅画几次差点儿流失海外。

当时，市场上一些收藏家和商人为了获利，纷纷将手中的国宝变现，甚至不惜卖给外国买家。

张伯驹夫妇对此义愤填膺，决心冒险抢救。

夫妇二人变卖豪宅买下《游春图》。

其间，他们几次与军警周旋，甚至曾差点儿被怀疑为“携带违禁品”，被迫在深夜多次变换藏品的藏身之处。

这一过程堪称惊心动魄，但张伯驹始终坚信，宁可自己吃苦受难，也不能让国宝流失异国他乡。

最终，这幅画幸免于难，如今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成为国家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没有张伯驹的拼命护宝，这幅画作的命运或许会完全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的“护宝行动”迎来了一个新阶段。

国家政权的稳定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认为，国家应该有能力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于是，张伯驹开始将他毕生收藏的文物，陆续捐赠给国家。

1956年，张伯驹决定将他收藏的《平复帖》，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他认为，国家的博物馆才是这些珍品最合适的归宿。

除了《平复帖》，他还将《游春图》、唐代书法典籍《法书要录》等一大批国宝级藏品捐赠出来，使得这些瑰宝终于有了“长久的家”。

有人说他“傻”，放着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不留给子孙，却白白捐给国家。

对此，张伯驹却淡然一笑，认为这些宝贝本来就是国家的，他不过是暂时保管罢了。

进入晚年，张伯驹的生活过得非常简朴，与他当年的“挥金如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住在北京一间简陋的四合院内，日常生活节俭得近乎苛刻。

张伯驹的这一事迹，在陈毅追悼会上被毛主席知道以后，立即引起了他的重视。

毛主席深知，绝不能让这样一位心怀祖国的大家还过着被埋没的日子，因此马上就转达周总理，让其改善张伯驹的生活。

张伯驹这才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

张伯驹这一生，堪称波澜壮阔。

他以“宁可食无肉，不可使国无宝”的信念，不计得失地保护了大量文化珍品，使它们免于战火和流失。

虽然他晚年生活简朴，甚至几度陷入经济困境，但他的精神财富却无比丰厚。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中，看到那些被细心保存的书画卷轴时，不禁会想起那个曾为保护这些国宝倾尽全力的老人。

张伯驹用生命守护的，不仅仅是几件艺术珍品，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