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ry Kaplan（杰瑞·卡普兰）的创业经历，可谓30多年前硅谷商战史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

1987年，Jerry Kaplan旅途中一次偶然的讨论——“市场对于笔记本形态计算机是否有需求”，这个看似简单的诉求，直接促成了一家科技公司的诞生。

这家公司名叫GO（GO Corporation），GO于1992年生产了平板电脑，又发明了操作系统PenPoint OS，前者是当时最早的一款平板电脑，后者是最原始的笔触操作系统——Kaplan因此有了“平板电脑之父”的名号，早期的GO也成了80年代后期资金最充裕的初创企业之一。

图：GO“计算机”

然而创业终不是一帆风顺的，羽翼未丰的创业公司普遍会面对挫折，GO公司的挫折尤其艰难。那一年，Kaplan寻找投资人，遇到了如今的一批行业巨头，微软、苹果、AT&T......所谓无利不成商，当“too young too naive”的Kaplan向掌舵微软的盖茨等人推销技术，不但未获投资，反而让巨头们更早认识到这个市场的重要性。在平板电脑的舞台上，和GO共同比赛的是Palm Pilot，Apple Newton和iPad，Tablet PC，无一不是巨头。所以故事的结局就难免让人唏嘘，GO最终因为现金危机，于1994年1月被卖给AT&T，无疾而终。

从此他得到一个教训，冒险是创业常态，如何挑选正确的合作伙伴，对于创业至关重要。

不过依靠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扎实的专业功底，Jerry Kaplan依然是硅谷著名的连续创业家，在他至今35年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创造过许多“第一”，为当今广泛使用的许多产品和技术创造了或做出了重大贡献：Synergy（第一款全数字键盘乐器，用于电影TRON的配乐）；Lotus Agenda（第一位个人信息经理）；PenPoint OS（第一款平板电脑操作系统，以及世界上第一台智能手机 AT＆TEO 440的系统）；GO计算机（第一台平板电脑）；Straight Talk（赛门铁克公司的首个自然语言查询系统），产品称为Q&A。他还是 Onsale，Inc.（世界上第一个互联网拍卖网站，现在由eBay拥有专利）的共同发明人，以12项美国专利获得提名；共同创立了Teknowledge，Inc.，这是最早将Expert Systems商业化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与他人共同开发了Lotus Agenda，这是第一项个人信息管理器，也是微软Outlook等程序的前身。这些厚重的创业经验，还被杰瑞·卡普兰著成《创业：硅谷冒险（Startup: A Silicon Valley Adventure）》，影响着创业维艰的年轻人。因此，说他是创业教父级的人物似乎并不为过。

现如今67岁的Jerry Kaplan，褪去了创业激情，还有一重身份——斯坦福大学教授，在斯坦福大学排名最高的「计算机科学系」担任客座讲师，教授人工智能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我们见到他的场合，则是邀请他在2019湖南（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上主题演讲，话题自然就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他说，人工智能不是机器拥有“人类般的智能”，“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是两回事，有些场景，机器智能甚至无法和人类智能共同工作。比如自动驾驶汽车，它们速度更快，车距更近，如果让它和人类驾驶的汽车一起行驶，AI汽车只能降速迁就人类。所以，AI应用开发，需要破除人类固有偏见。

人类固有的偏见不仅存在于人工智能，当新技术引入社会生活，人们一开始会自然地基于过去的行为模式去理解它，但新技术往往不是旧技术的替代品，而是创造全新的场景。

我们需要把周边的环境和流程重新设计，才能解锁新技术的真正实力。比如取代马车的不是更快的马车，而是汽车，一样的道理。

Kaplan认为，AI在工业界的应用前景同样广泛，比如建立一座智能工厂：首先是建立Distributed Sensors and Effectors（分布式传感器），分布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与不同的机器或设备共享；其次是改造Assembly Line（流水生产线），如今机器取代了大部分人类，然而流水生产线的概念仍然是一样的，其中要很多针对AI需要优化的空间。

而赛博故事与他交流的话题，就从创业、人工智能开始。

Jerry Kaplan：我觉得初创公司的重要程度并没有降低。我们之所以总是听说大型企业相关的消息，是因为他们的产品与服务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但是，成千上万的小公司正在努力发展成大企业，也可能被大企业收购或者为其提供配套服务。这就像是走进一片森林，首先映入眼帘的当然是那些年深日久的大树；但小树苗同样所在多有。当然必须承认，只有少数小树苗最终能够成长为参天古木。

Jerry Kaplan：相比于巨头公司们，小公司的优势在于，他们冒得起风险，而且行动速度也更快。在市场快速发展时，小公司的机会更多一些；如果市场发展缓慢，大企业拥有更完善的市场决策过程，这时候小公司要想生存下来且发展壮大，难度就会更高一些。

具体而言，大企业在上马任何新项目时，必须得到每一位决策者的认可与批准。但在小公司里，整个讨论过程可以由少数人快速完成。因此，小公司行动速度更快。这就像是大型猎食者与小蜜蜂之间的区别——前者可能更大、更强壮，但蜜蜂行动速度更快、适应能力更强。蜜蜂在体量上无法与前者相抗衡，却有机会利用自己的毒针将其打倒。初创公司正是这样一股力量。在大型企业真正意识到威胁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之前，初创公司完全有可能快速行动，并一举扼住大企业的咽喉。

Jerry Kaplan：是的，对于大企业，它们的成功以及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值得媒体关注的。因此，小企业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才是重点，这是一个不公平的较量。

Jerry Kaplan：我的生活环境与中国市场很远，首先我肯定不像中国人那么了解这片市场；其次，我并不想用赌徒心态看待商业领域，因此我不会简单地用赢家和输家来做评判——特别是在自己对特定领域不太了解的前提下。

但我能感受到的是，中国有着一种非常活跃而且振奋人心的创业文化，甚至比美国的创业文化更活跃。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毕竟就连华为这样的国际巨头也是从小公司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Jerry Kaplan：让我感触最强烈的，是他的思想深度。任正非先生是个对未来极富洞察力与远见的人。他提出的，关于如何通过高速、普惠的通信改善整个社会的想法，是一个巨大的启发。这种启发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世界。他有一股先知范儿，他的远见不仅为中国，同时也为整个世界指明了发展道路。

Jerry Kaplan：有的，我谈了一些。目前华为主要受制于国际冲突与分歧，我与任正非先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我认为，这种状况对于中国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种不利因素。我告诉任，只有以信任为基础处理这些问题时，双方才能真正做到开诚布公、能力合作；但如果只追求所谓的纯商业理性，或者说不以信任为前提的业务模式，那么解决问题的日子仍将遥遥无期。

可预测性非常重要，不同的企业及国家/地区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开展业务；各方唯一需要遵守的，就是了解通行规则，从而准确预测另一方的可为与不可为区间，以及能够做出并践行哪些承诺。

因此，我向任先生提出的一点建议，就是尝试把双方之间的不信任问题引入商业讨论，探索如何以一种能够使各方受益的方式进行互动与交流——这也许不是最为高效的首选商业交互方式，但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恐怕必须如此。

无论对中方还是美方，中美之间的经济交织程度与重要意义都远超双方的想象。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市场一直向中国企业开放，这也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在中国民间似乎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另一方面，中国工商界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勤奋工作与聪明才智，也给美国带来各种高质量、低价格的产品，成为美国保持繁荣的重要保障——没有中国，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与繁荣程度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目前，我们双方正处于经济关系层面的重大历史时刻，而误解与民族主义倾向，将造成可怕的危害——国际经济边界可能会因此划分成两个产品不同、技术各异的影响力中心。这个结果对中美显然都没有好处。我们有必要维护这套兼容并包的生态系统，强调公平与共享的业务规则，保证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而不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这一点非常重要。

美国在贸易讨论中的错误，主要是把不相干的因素混淆了起来，即把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政治及安全关切混为一谈。当美国向中国，特别是华为等中国企业发出指控时，其动机似乎令人怀疑。因为目前我们不清楚这些要求到底是出于国家对于自身命运的合理关切，还是单纯希望通过威胁获取商业利益。

在中国方面，中国不再是个崛起中的大国，而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这就要求中国从大国的责任出发，理解世界各地民众的权利与习俗，确保以公平且可预测的方式进行贸易。不过，不管怎么说，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在快速发展时期内所享有的优势——即中美之间平等相待的伙伴关系——确实不存在了。

Jerry Kaplan：每当计算或者通信领域迎来重大进步时，都需要配合一套新型操作系统，以最大程度发挥这些进步所带来的独特提升。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新一代操作系统将会具有哪些功能，而是当下出现的新技术能够带来哪些新的优势。这些优势将与旧有技术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到其中的新功能。

我坚信，下一代计算与通信设备将颠覆我们的固有习惯。这些方案会相当低调，不再生硬干涉用户，而表现出高度个性化的特征。例如，我觉得我们会迎来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允许用户通过语音完成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我们甚至可能通过语音、意念或者其他新的方式替代鼠标。例如，我们可以动一动牙齿，把信号发送到入耳式设备处，而这台设备不仅能够像目前的语音助手那样通过自然语言实现人机交流，同时也能随时发出多种语言版本的声音，用以提醒我们注意并快速交付与周边环境相关的信息。

因此我认为，支持AR功能的常规/隐形眼镜将会出现，为我们显示当前观察对象的相关信息——但这些内容只会被用户本人所看到；另外，我们也可能长期佩戴入耳式设备，由其以简短的语音为我们提供建议，或者快速解释某些较为复杂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将能够以多样化的方式进行交互，而这一切都将以新型操作系统为实现基础。

Jerry Kaplan：肯定是。我认为在下一阶段当中，实体机器将逐步消失，人机交互将得到增强，最终告别过去那种粗暴打断或者干扰个人习惯的交互方式。

Jerry Kaplan：这是种误解。机器确实能够处理不少以往只能由人类解决的问题，但这只是一种自动化，而且自动化长久以来一直在不断发展。

几十年前，中美两国的大多数人口都还在务农，承担着繁琐且艰辛的日常劳动。但现在，大部分农活已经开始由机器接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都是被机器取代的人；但也因为自动化的普及，社会因此而发展，人们被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更多丰富多彩的工作。

机器确实会在某些领域取代人类的地位，但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提升消费能力，让人们拥有更好的谋生手段。相较于现在，过去大多数人都没有余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Jerry Kaplan：我目前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就是「algorithmic bias（算法偏见）」。当下，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机器获取答案，帮助我们制定决策，然而，机器只能依据人类过去产生的数据做出决策，而这些数据当中往往包含着人类不愿意使用或者没有意识到的偏见倾向。因此，系统在制定决策时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偏见、歧视或者不公平的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在机器智能系统的设计、测试与评估方面仍然不能做得更完善一些，那么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偏见将成为一大重要挑战。

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能够吸引所需人类价值观，而非通过观察人类过往行为自主形成价值观的系统——因为很明显，过往行为并不那么得体，其中可能包含一些我们希望克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