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临近，联邦政府和德克萨斯州却因移民危机爆发激烈的冲突。为了是否拆除德州边境设置的铁丝网，德州共和党籍州长阿博特公开批评拜登，并获得全美25名共和党州长声援。
该事件中反映了三组矛盾：
州权与联邦权的冲突。美国实行联邦制，长期以来围绕联邦和各州权力纷争不断。在边境移民矛盾中，联邦政府诉诸最高法院，而德州共和党籍州长阿博特表示将继续捍卫宪法赋予德州保护边境安全的权利。
阿博特认为，德州的自卫权“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并超越任何与之相反的联邦法规”。不过，阿博特的声明很快遭到一些法律学者的谴责，称其公然违宪，等同于篡夺联邦政府的权力。
党争加剧，红蓝对立。美国佐治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发文，呼吁由共和党控制的“红州”与由民主党控制的“蓝州”进行“国家离婚”，即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将美国分裂为红与蓝。
影响大选。移民问题作为历来大选的关键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根据民调显示，即使在远离边境的州中，民众也认为移民问题与经济问题同等重要。
02
溯源：美国移民政策变迁及影响因素
不可置否的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大国，不同种族的外来移民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各个方面，由此产生的移民问题也困扰着历届政府。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政策在相对自由、开放和相对保守、限制之间呈现周期性的摇摆。
学界对不同时期美国移民政策尺度的界定莫衷一是。
按时间来看，长时间段的划分有：从美国建国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开放时期、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中叶的限制移民时期、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重新开放时期和21世纪以来的限制呼声再起的时期。
短时段的划分则是精确到每一任总统的移民政策偏向，例如，奥巴马政府时期限制性相对较小，特朗普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和限制移民，拜登政府时期放宽合法入境和限制非法入境。
这些政策变迁往往受国家安全、经济、政治极化、两党之争、移民本土化带来的文化冲突以及总统的个人特质等因素影响，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党争下仍存在妥协与平衡点。在移民问题上，少数族裔群体历来在政治上偏向支持民主党，因而民主党更倾向于开放、多元的移民政策；共和党方面，为了争取保守派支持，向来立场强硬，主张限制外来移民。
但是，这样非黑即白的定性往往放大了政治博弈的一面，主要也是为两党拉拢选民服务。
事实上，两党内部关于移民政策的松或紧各有分化，共和党市场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世界主义者被认为是支持移民的，而共和党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民主党经济保护主义者预计将采取更严格的政策立场。
因此，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立场可能会在部分移民问题上能达成共识。再者，从特朗普政府时期与拜登政府时期移民政策的共同点来看，都鼓励高技术移民者移居美国，符合目前科技革命的需要即符合其国家利益。
纵观美国历史，其移民来源从西欧北欧（19世纪80年代以前）到东欧南欧（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再到拉丁美洲和亚洲（20世纪60年代以后）。
在最开始的自由开放时期，移民为美国国家构成提供人口这个必要因素，为开启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劳动力；限制移民时期，大规模移民被视为就业岗位竞争者，南欧东欧的移民遭到强烈排挤；重新开放时期，冷战结束和所谓“历史的终结”使得美国吸纳了大量社会主义国家移民，经济上的再度腾飞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和科技人才；限制呼声再起时期，多元文化与保守文化之争、人口结构变动（白人占比减少）、经济上排斥“低技能”移民（且当前以家庭关系为主而非个人功绩的移民类型）、两党斗争加剧导致移民政策步步走向政治极化。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在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和保护人权的背后依旧会因国家利益而限制移民，产生与其基本价值观相悖的移民政策。
如因为“华人的进入可能带来种族混杂与道德退化”的危险催生了1875年的《佩奇法案》，规定禁止带有“不道德的目的”的移民进入美国；进一步地，1882年的《排华法案》明确规定将限制华工进入美国。
该时期正好兴起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所谓“优生学”，认为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要保证基因上的优越性，要求美国对移民特别是“劣等移民”进行限制。
这些社会思潮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状况恶化后的美国为维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03
现行政策的影响以及未来走向
综上，美国的移民政策要么是立法者延续美国价值观下对移民的基本态度，要么就是为了服务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而进行的政策调整。
尽管在笔者看来，美国的移民政策始终服务于国家利益，但是细细分析特朗普政府时期与拜登政府时期的移民政策，二者从长远看可能未必有利于美国的发展。
前者非常具有特朗普的商人特色（交易性价值观）以及对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保守的刻板印象，带有明显的激进性，紧缩的程度过大。
如2017年2月13日，两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美国移民改革促进就业法案》对于非法移民实施“一刀切”的驱逐，最终该法案未通过。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其移民政策受到多方拒绝和阻碍。例如在国会引起强烈反应，尤其是国会的民主党成员拒绝在“边境墙”、结束“ＤＡＣＡ”计划等政策上做出妥协、法院的不利判决、地方的拒绝配合执法、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抵制。
但大部分政策仍旧产生了影响。成效有：减少了各类移民的数量、打击了非法移民。可更多的是负面影响：在国内，强硬的移民政策加剧政治极化、阻碍经济发展、导致人才流失甚至恶化种族关系；在国际，与移民输出国的关系僵硬、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还冲击着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秩序。
后者则是一改前者的限制之举，实行更加自由包容的政策。其措施有：
平和处理边境安全，撤销了关于扩大遣返对象的第13768号行政令，终止了关于美国南部边境紧急状态的第9844号公告，阻止将资金用于边境墙建设。
采取选民更易接受的方式封堵非法移民—由监视塔、摄像机、热成像设备组成的“虚拟墙”。2021年2月2日，拜登政府成立跨部门工作组，查明特朗普任期内在美墨边境与家人失散的所有儿童，使他们与家人团聚；
扩大移民合法入境机会，增强对移民非法入境限制。如取消了“禁穆令”，放宽了H-1B工作签证，为来自拉丁美洲的难民增加了4000个庇护名额等等；
推动移民体系全面改革，并试图解决非正常移民根源，如提供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路线图。就其影响来看，2021《法案》、允许“追梦人”以合法身份留在美国、强调废除“骨肉分离”政策都体现出一种宽容和同情。
这种做法虽然让潜在移民看到了希望，符合民主党人长久以来的基本价值观，但是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此次德州移民危机便是典型。首先是对美墨边境的不利影响。相对宽容的移民政策导致边境非法移民成倍上涨，边境问题恶性循环。
其次是对美国社会的不利影响。让移民身份合法化，借此获得新移民的选票，此做法尽管解决短期移民问题，但从长远看，却可能激化种族矛盾，危害社会治安。接收的大量未成年人也为美国教育体系带来压力。
总的来看，拜登政府相对宽松移民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导致边境问题有恶化倾向。
究其原因，这些政策出台的意图不仅只是为了解决移民问题，还有迎合选民和在竞选中获利的考量。此外，牺牲了美墨边境民众和纳税人的利益也导致国内民众不满，加剧了两党对立和美国社会的撕裂。
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移民政策，显然建立一种稳定、可行、具有共识性和可信度的移民政策更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和基本价值。
但是，美国每在大选年的特殊节点，随两党冲突不断上升，各自提倡的政策便会背离整体、长远的国家利益。从党派利益出发制定的移民政策往往缺乏连续性，成为拉拢迎合选民的工具。
美国的民主制度在不断的发展演化中虽展现了其韧性，但两党制的弊端也在逐步显现。
如果两党关系始终势如水火，关注的重点只在于如何拉拢选民而非全心全意治国理政，政党利益俘获国家利益，甚至决定政策制定，那美国的未来可能会被划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