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上旬，距离举办开国庆典的时间差不多还剩半个月左右，此时除了筹办开国庆典的工作人员最是忙碌以外，负责安保工作的同志们也是一刻不敢休息，因为当时国民党虎视眈眈，阴谋在这个关键时间段里搞破坏，在北平安插了大量的潜伏敌特。
而且，在开国大典举行之前，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会在北平召开。这是一次当时非常重要的会议，届时各界著名人士均会莅临，若此次会议遭到潜伏敌特的破坏，影响将非常不好。
为了揪出这些潜在的敌特，我军当时几乎投入了所有的公安力量，甚至李克农还专门从军队中抽调了部分力量，组建了一支北平纠察总队，剑指北平潜伏敌特。
同时，我军还加大了北平的巡逻力度，毕竟此次行动的任务是确保会议安全，而并非是扫除潜伏敌特，只要能够迫使潜伏敌特不敢轻举妄动，对会议安全同样有相当大的作用。从当时的安保工作力度来看，几乎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再加上警惕性极高的群众帮助，只要敌特敢冒头，势必就会暴露行踪。
偶然发现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华北军区直属205师师长刘秉彦因工作原因与作战处处长唐永健约在北京饭店面谈，研讨下一步工作事宜。
北京饭店是北平的重要建筑之一，入住的全都是各界重要人士，四野的首长们就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如此重要，安保工作自然不会差，不仅对内部工作人员分别进行了调查，而且进出北京饭店必须要求出示证件，就连刘秉彦这位师长也不能例外。
刘秉彦对此倒没什么抵触，毕竟他不是第一次来北京饭店，随手出示了自己的证件以后，就大步走进了北京饭店的大堂。唐永健在北京饭店的二楼办公，得知刘秉彦到了大堂后，立刻笑着下楼相迎。
由于刘秉彦与唐永健是老相识，两人之间已经有了工作默契，见面寒暄握手以后也不上楼，直接坐到了北京饭店大堂的沙发上。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方式，毕竟北京饭店有一定的安全性，若非是高级别机密工作，在大堂的沙发上谈反而更轻松些。
刘秉彦和唐永健为何有这样的自信？因为当时的北京饭店安保工作太严密了，分别由四野部队和晋察冀部队布置两道防线。敌特想要蒙混过关混进北京饭店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打算发起小规模强行突袭，都不可能在这两支安防部队手中讨到便宜。
因此，北平虽然谍影重重，但北京饭店却是少有的安全地点之一。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刘秉彦却依然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这倒不是他对北京饭店的安保工作不信任，而是他多年在一线指挥作战培养出来的本能反应。
发现敌情看似在谈笑着谈论工作的刘秉彦，目光却一刻也没闲着，不时的扫视周围的环境。在整个谈论工作的过程当中，他并未发现有可疑的客人出现在大堂。
但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北京饭店的服务台时，发现一个工作人员正在聚精会神的擦拭着一个杯子，嘴里却不停的嘟囔着什么，眼睛也会不时抬起来看向周围，心思明显不在擦杯子上。
从此人的着装来看，应该是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无疑，但从此人的动作习惯来看，他似乎有着和刘秉彦一样高的警惕性，这一点立刻引起了刘秉彦的注意。要知道，刘秉彦的警惕性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在前线与敌人博弈中磨练出来的，普通工作人员若非刻意训练，根本不可能形成如此高的警惕性。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此人的举动并未是警惕性高的表现，而是平日里的个人生活习惯，扫视大堂也可能是关注过往客人是否有人需要帮助等等。刘秉彦警惕性虽然高，但也不是莽撞之人，自然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个感觉就轻易地评判一个人好坏。
但刘秉彦也不会因为疑点小就忽略过去，毕竟北京饭店是重要场所，若真的因为自己的疏漏导致后续酿成大祸，他也有责任。因此，刘秉彦打算证实一下自己的怀疑，对唐永健谎称自己要上厕所，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很自然的朝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刘秉彦简单的一个举动，主要包含了两个思路。其一，谎称上厕所，没有第一时间和唐永健说明自己的想法，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想法尚未证实，第二个原因是这样看起来更加自然，不容易引起潜伏敌特的关注。
其二，刘秉彦和唐永健当时讨论工作的位置处于大堂的一侧，饭店服务台位于大堂中心，而卫生间正好位于大堂的另外一侧。刘秉彦去厕所的途中，正好可以不动声色的路过服务台，便于近距离观察情况。
在刘秉彦的谨慎行动下，对方果然没有发现端倪，依然保持着之前的动作，一边擦水杯，一边念叨着什么，还不时的四处张望，完全没有注意到路过的刘秉彦，用余光扫了他一眼，近距离观察了他一番。
很快，刘秉彦从卫生间折返回来，对方始终没有发现刘秉彦的动作，但刘秉彦在这一来一去的过程中，却已经肯定了对方是敌人潜伏特务的身份。刘秉彦回到沙发时依然面带微笑，但心里其实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他刻意不动声色的坐到唐永健的对面，一边用眼神瞟向服务台，一边小声问唐永健：“老唐，这个人是谁啊？”
唐永健与刘秉彦合作多年，两人之间早已经培养出了默契，此刻听到刘秉彦明显放低了声音，很快就领会了他的意思。唐永健没有大幅度的望向服务台，而是同样装成无意间瞟了一眼服务台方向，看到刘秉彦询问的人后立刻收回目光。
唐永健与刘秉彦不同，刘秉彦是因为工作原因偶尔来一次北京饭店办事，而唐永健却在北京饭店二楼办公，对北京饭店的熟悉程度，要远超过刘秉彦。因此，唐永健只是扫了一眼，就认出了刘秉彦所询问之人。
唐永健虽然不清楚刘秉彦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他。此人姓马，目前是北京饭店的经理，平日里大家都叫他马经理，至于真实姓名唐永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接触的也不多。
但就是这么丁点的信息，却让刘秉彦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他不再犹豫，直接低声对唐永健说：“老唐，听了我接下来的话你不要反应太大，避免打草惊蛇，你口中的这个马经理，是一个潜伏的特务。”
唐永健听了前半句有些摸不着头脑，听了后半句，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好在刘秉彦提前提醒了他，这才让他表面上能够装得波澜不惊。
唐永健为何如此吃惊？因为北京饭店进出的都是各界要员，若敌特潜伏在内部，无论是下毒还是暗杀，发生任何一件事那都是轰动全国的大事，他如何能不吃惊？但转念一想，北京饭店是肃清敌特的重中之重，纠察队对北京饭店的人员也都进行过暗中调查，敌特想要潜伏在北京饭店谈何容易，会不会是刘秉彦过度谨慎搞错了？
于是，唐永健用十分慎重地语气问刘秉彦：“此事非同小可，你能确定吗？”刘秉彦闻言，用同样严肃的口吻低声答复：“我能确定，此人我认识，他名叫马学刚，当年朱占奎投敌就是马学刚的‘杰作’！”
原来是他朱占奎是河北省安次县人，早年间靠唱戏谋生，但收入明显不怎么样，平日里还要参加红白喜事补贴生活，后来实在混不下去干脆去了大户人家当护院。朱占奎的技术不怎么样，但身体很强壮，当护院期间得到了乡绅的看重，推举他当了县里的保卫团队长，算是一步登天。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朱占奎颇具爱国情怀，遂决定率领麾下队伍加入抗日队列。朱占奎的想法得到了时任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的冯治安支持，这支由朱占奎率领的只有8条枪的保安队，就这样成了抗日武装，还在几次袭扰日军补给线时取得成功，缴获不少战利品，令朱占奎在当地的声望迅速提升。
马学刚当时的年纪不大，对朱占奎的抗日义举十分敬重，但他的家里人却在与汉奸勾结赚钱，令马学刚十分郁闷。马学刚虽然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抗日，但他想到了一个支持抗日的办法，那就是捐钱给朱占奎，从此朱占奎与马学刚相识。
后来朱占奎的队伍被改编为八路军，朱占奎出任晋察冀军区十分区司令员，马学刚主动投奔朱占奎。马学刚曾大力支持过朱占奎，来投奔朱占奎以后立刻得到重用，被朱占奎留在身边当秘书，大事小情都不瞒他。
两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抗日救国，但真正加入八路军与日军拼杀时，这才发现战争很残酷，生活很艰苦，过惯了养尊处优日子的马学刚哪里能吃这份苦，很快就当了逃兵，回老家过逍遥日子去了。
朱占奎继续率领队伍抗日，但在一次战斗中成了敌军的俘虏。朱占奎信仰不坚定，一心想要活命，而马学刚回乡后与汉奸打成一片，从这些汉奸口中得知朱占奎被俘的消息后，花钱保住了他的命，朱占奎趁敌人押送过程中的松懈逃跑，再次回到了根据地。
但组织查明了朱占奎能活下来的原因后，已经没办法继续让他带兵了，却还是收留他在延安生活。马学刚得知朱占奎的处境后，趁机劝他投奔国民党，朱占奎动摇了信念，叛逃后加入了国民党，但后来国民党战败他又选择了投诚。
不管怎么说，朱占奎总归是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但马学刚却选择一条路走到黑，始终在国民党当特务。北平和平解放前，马学刚被安排到北京饭店工作，和平解放后也始终潜伏在此地，由于一直没有执行什么任务，始终没有被发现。
唐永健确定了马学刚的身份后，立刻叫人给马学刚控制了起来，但调查审问时发现，马学刚对答如流，不漏丝毫破绽，显然是提前准备了多年。刘秉彦此时走了进来，直接喊出了马学刚的本名，让化名生活多年的马学刚浑身一震，抬头一看发现来的人是刘秉彦，更加绝望。
马学刚认识刘秉彦，以前在抗日队伍时与刘秉彦有过接触，知道自己无从抵赖后，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部交代出来，在北平潜伏极深的一批敌特，也被我军给挖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