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中，父亲母亲的相片通常都会被悬挂在一块，以此来表现出父亲母亲的感情。不过，在毛主席的的女儿李敏家里父亲和母亲贺子珍的画像，一张挂在房间的东面，一张挂在房间的西面。大多数人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不过这种悬挂方式对李敏来说却是意味深长。
在她的双亲过世之后，她就将父亲和母亲的相片悬挂在房间的两侧，以纪念怀念他们。她说，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二人能够天天“见面”，以此来补偿他们后半生一直没有再见面的缺憾。
初识贺子珍是在革命时期加入红军的，她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并称“永新三贺”。1927年秋天，贺子珍参加了“永新暴动”，她和哥哥贺敏学一起登上井冈山。
那时，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到达了井冈山。红军进入茅坪后，湘赣边区有名的“山大王”袁文才率领了一支红军游击队前来迎接。这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第一次相遇。
袁文才把贺子珍引见给毛泽东，这让毛泽东感到很吃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井冈山上的这些“头面人物”里，会有这样一位身材匀称，容貌秀丽，热情活泼，举止大方的年轻女子。
贺子珍早就听说了毛泽东的大名，还看了他写的《湘江评论》和《政治周报》，还看了许多有关他在湖南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活动的报道。当她和毛泽东握手时，她也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毛泽东。
毛泽东身材高大，穿着一件灰色中装，显得有些憔悴，但双目炯炯有神，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因为长期的步行，他的腿伤又犯了，走路有些不方便。毛泽东与贺子珍第一次会面时，两人都对对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
相恋到了井冈山以后，袁文采把毛泽东安置到了后茅坪的八角楼里。说来也巧，贺子珍因为得了疟疾，一直住在茅坪。贺子珍和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关系很好，经常到袁家拜访。
毛泽东经常出入，同贺子珍的会面次数越来越多，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空闲的时候，陪她说说话。通过她，毛泽东不但知道各县的历史地理风俗，而且还知道了地方的党团组织和民众工作。谈话中，毛泽东发觉贺子珍不但美丽，更有内在的魅力。
贺子珍当选为前委秘书，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并与毛泽东一起到永新和宁冈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毛泽东不久就发觉贺子珍有一手漂亮的书法，并善于鼓舞民心，动员民众。这种刚柔相济的女性气质，无疑是毛泽东所看重和喜欢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贺子珍对毛泽东的志向和脾气也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并逐渐为他的博学多才、深谋远虑、胆识过人、意志坚定而吸引。
1928年二月底，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前往位于茅坪以东7公里处的一处名为“象山庵”的明朝古刹，对宁冈和永新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经过数日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一份毛泽东一生中最珍视的《井冈山调查》。
在象山庵修书期间，这两个互相欣赏的年轻人，每天都在一起度过。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外，无拘无束地交谈着，谈论着革命、战斗和生活。日子就这样充满了激情和温暖。心灵的碰撞和融合，让两人的感情由单纯的友情转变为纯粹的爱情。
1928年五月底的一日，毛泽东与贺子珍在袁文采、张罗下于象山庵堂完婚。这场婚事办得很简朴，也没有太多的礼节。
井冈山的生活虽然艰辛，但也是两人生命中最为美好的时光。贺子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曾经写道：“我们的物质上是贫穷的，但是我们在心灵上是富裕的。毛泽东广泛阅读。深夜，他书写倦了，便将自己所看的小说诗词与我说。他的话让我进入了一个多彩的天地。很多时候，我们一边说，一边听，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诀别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于1928年到1937年，长达10年之久。毛泽东在这十年里，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但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贺子珍一直陪伴他，生死与共。在这十年里，贺子珍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失去了亲人，为了保护同伴，她在战场上被敌人击中，身上的碎片经常会让她感到疼痛，让她的神经受到刺激……
然而，世事无常。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与贺子珍这对在政坛上经历过风风雨雨，经历过无数磨难的夫妻，却突然发生了婚变。了解他们的人都明白，这是两人性格之间的冲突。
延安成了中国的“红色圣地”。毛泽东正一步步迈向他的权力巅峰，他有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和更多的职责。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接触也越来越少。
此时的贺子珍，饱受长征之苦，又饱受分娩之苦，浑身上下都是伤痕，想多做些工作，却深感力不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多，彼此的关系也越来越差。
美国的史沫特莱和那个美丽的女翻译，都是这场婚姻的导火线。毛泽东曾经同陶铸的妻子曾志谈过这个问题。毛泽东回忆道：有一回，我被一名外籍女记者访问，美国女性性格开放，无拘无束，我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于是我们说说笑笑，把贺子珍气坏了，她不但破口大骂，还跟我大打出手。我说她是个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她我们为了这件事，大吵了一架。
贺子珍跟毛泽东闹了一场别扭，她带着一肚子的怨气，从延安出发，到了西安，要到上海去治病、去学习。在西安她遇见了毛泽东派遣的传令兵，她仅仅让他把一条手绢带给毛泽东，并写道：“从此诀别”
贺子珍由西安前往上海，恰逢“八一”事件发生，上海成为抗战的前线。后来，固执的贺子珍，拒绝了毛泽东的多次挽留，最终登上了前往苏联的航班。贺子珍来到莫斯科以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廖瓦，从此隐姓埋名开始了学习生活。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1938年，十个月大的廖瓦因肺炎而死。就在她为失去儿子而悲痛不已时，毛泽东和江成婚的新闻也从国内传出。
这一消息没有被确认，贺子珍一心只希望自己能学成归来，与丈夫重聚。虽然知道自己的一时冲动，也许要为此吃点苦头，但她仍然写信向毛泽东，向他汇报自己的情况，并把自己在兰州的一张相片寄了过去。但是她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1939年，毛泽东委托去苏联的周恩来给贺子珍送去回信：“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贺子珍这才意识到，她一时的轻率行为是犯下了怎样的一个大错！她失去了她朝思暮想的丈夫，毛泽东。那年贺子珍三十岁了。
1947年，贺子珍在王稼祥、罗荣桓、周恩来等老朋友的协助下，经过毛泽东的许可，终于带着岸青、娇娇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
重逢贺子珍回国后，曾居住在哈尔滨，后来因为健康状况不佳，来到了上海。此后，贺子珍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
时间来到了1959年七月，在庐山举行了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曾志是贺子珍在井冈山上的老朋友，她和丈夫陶铸一起出席了这次大会。曾志从南昌拜访了贺子珍，返回庐山后，他第一时间见到了毛泽东，把贺子珍的病情说了一遍。毛泽东说：“我很想看看她。”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同贺子珍于七月九日于“美庐”见面。
“美庐”二层的起居室里，22年的分别，22年的等候，再一次跟毛泽东见面时，贺子珍就像失了魂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一直在哭泣。90分钟的相逢匆匆结束，从此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
1976年，毛泽东在北京去世。贺子珍于乘坐私人飞机前往北京，这是她有生以来的头一回北京。贺子珍和她的女儿李敏一起，在纪念堂献上了一个爱心的花环，上面有几行字：“贺子珍同志，李敏，女婿孔令华，谨遵革命意志。”
5年后，贺子珍走完了坎坷的人生历程。她身上伤痕累累，唯一留给她的，就是一份证明她一生光荣与无辜的伤残军人的证明，以及几十年来伴随她的沉重的弹片！
毛泽东与贺子珍长达10年的婚姻生活，感人的爱情和数十年的悲喜，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与悔恨，也留下了无数的感叹与启示，促使人们去追寻、去探究、去品味、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