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曾经以中共和谈代表的名义去西安同胡宗南交涉，不料却“离奇消失”，时年仅19岁。因其时代已过，加上国民党当局的欺诈宣传，人们对此一直众说纷纭。

1984年初，党内针对这件中原军队谈判特使遇害事件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专案组人员翻山越岭，深入城乡采访了上千名有关人员，举行了上百次的研讨会，翻阅了上千份文件和资料，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把这段尘封近40年的谜团给揭开了。

毛楚雄之母周文楠出身名门，其母周陈轩心地仁厚，为人正直，颇有名望，兄长周自娱则参与了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

周文楠早年在长沙崇实中学、周南女校学习，1926年夏天从长沙含光女中学毕业。周文楠与其生母周陈轩在大革命期间都是活跃的革命分子。

周家在那个时候也是有头有脸的，家里成了中共的秘密据点，夏明翰、毛泽民等湖南的革命积极分子和革命先烈，都经常到周家来参加活动。

周文楠与他的妈妈周陈轩，则担任了联络人的工作，经常收集、保存、传递中共机关的档案，为中共的秘密工作提供了一个秘密的平台。在这段时间里，周文楠认识了毛泽覃，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一些人生理想，如读书，教育，社会等等，慢慢地，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感情。

毛泽覃于1926年跟随他的哥哥毛泽东来到广州，在黄埔军事学院的司令部任职。这一年秋天，来自广州的毛泽覃写了一封信，邀请周文楠到广州。周文楠由他其母周陈轩的陪同来到广州，母女一起在妇女运动讲习班学习，偶尔去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研讨会”上听讲。

同年秋季，周文楠与毛泽覃结为伉俪。其间，周文楠参加了共青团，第二年春天，她就转为了党员。

蒋介石于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变之后，广东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亦纷纷仿效，打著清除党的旗号，大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革命民众。

周陈轩马上由广州返回长沙。毛泽覃和他的妻子，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乔装打扮，从广州坐船，经过上海，到了武汉，同毛泽东夫妇住在一起。毛泽覃被分配到了红军四军团的政治部，从事革命斗争。

同年六月，毛泽民从武汉回到湖南，在那里成立秘密党组织，杨开慧和怀着身孕的周文楠，从武汉回到了长沙。

9月8日，长沙桂园小巷的老房子里，毛楚雄出生于此。当时长沙处于一种白色恐怖之中，湖南的反动派对毛氏三兄弟恨之入骨。周文楠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他们，只好让儿子跟了母亲的姓氏，姓周。

周文楠于1928年年初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抓进监狱。刚生下半年的毛楚雄因为内奸的出卖，也被关了起来，与他的妈妈一起入狱。

因为被仇家折磨，母子两都得了一场大病，孤苦伶仃的外婆周陈轩托人带着小楚雄去看病，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周陈轩抱着年幼的外孙，吃尽了苦头。

1930年夏，在彭德怀的带领下，长沙被红军攻占，周文楠获释。红军从长沙撤退后，周文楠就跟着他的队伍到了湘赣苏区，随后被派到《红军日报》当一名编辑。

由于敌人的封锁，加上战争的持续，周文楠一直没有和毛泽覃接触，她怎么也没有料到，在武汉的这一次分别，将是永远的永别。

毛泽覃在周文楠离开后，很快就加入“八一”南昌起义，跟随朱德和陈毅向南方进军，后来又去了湘南，上了井冈山，见到了他的哥哥毛泽东。此后不久，在中央苏区战斗的毛泽覃于1935年在瑞金县的一次突破中牺牲了。

1935年冬天，周文楠离开了被敌军围困的红军游击区，偷偷回到长沙家中，当她掀开门帘，只见一个非常瘦小的小男孩儿，不禁热泪盈眶，唤了一声“楚雄”。楚雄抬起头，一脸的茫然。

周文楠上前一把将楚雄搂在怀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周陈轩看到女儿又喜又忧，不停地对小楚雄说：“宝贝，你快喊妈妈，那是你的妈妈！”然后楚雄就在母亲怀中嚎啕大哭。

周文楠揉了揉他的脑袋，让他不要再哭了。周陈轩对自己的女儿说：“毛泽覃被杀的时候，我没敢对楚雄说，晚上悄悄地哭，哭得双眼都红了，最后给他发觉了。在他一再追问下，我只好告诉他，他的父亲毛泽覃牺牲在了革命斗争中。小楚雄伤心地哭着说，他要和反动派战斗，为父亲复仇！”

1937年，抗日战争在“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打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一时期进行了第二次的联合。那时，日机经常轰炸长沙城，造成严重的居民损失。出于安全考虑，八路军办公室立即派出专人护送毛楚雄及其外婆前往韶山。

周陈轩被安排在毛泽东旧居，保护着毛泽东的旧居。在韶山冲，她以自己的劳动和节俭、帮助他人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受到了乡亲们的喜爱。

周陈轩看毛楚雄逐渐成长起来，就时常跟他说起他的大伯父毛泽东，二伯父毛泽民，为国而忘家，献身革命的动人事迹；毛楚雄从小就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立志要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像父亲毛泽覃一样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楚雄热爱劳动，他常常到山上去打柴火，帮助成年人干些杂活，还从本地农民那里学到了插秧、割禾等诸多农事。

他曾就读于毛氏初小、西三小。在这两个学院里，大多数的教职员思想都是进步的。毛楚雄在他们的影响下，勤奋好学，取得了优秀的成绩。特别是他的文章，构思深刻，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深受教师的好评。

他在《抗战救国》及其他文章中主张要建国就要抗日，要抗战才能建国，并提出前方要奋斗就要打仗，后方就要学习、要宣传，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这些文章细细一看，真叫人拍案叫绝。毛楚雄的写作风格，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很像。

1944年11月，中共中央派王震率领一支红军向湘、粤、赣边界进军，为将来向日发动大反击，开拓了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由于时局的变动，王震被调往北方，率领一八路军南下支队北上到陕北。王震的军队经过湘潭，十八岁的毛楚雄来找王震，对他说：“王司令，我是毛泽覃的儿子，我要和你的队伍一起，到延安去我伯伯那。”

王震微微一怔，然后仔细看了看，只见对方长得很英俊，长得也很壮实，一身灰色的校服，一双大眼睛，脸颊上有一块扁平的黑痣。他说道：“毛泽覃的孩子，就是我的侄子，我带你去见你的伯伯。”

然而，王震先是一怔，随即想到，他虽然是浏阳人，但与毛泽东和毛泽覃两兄弟相识，是在长沙铁道上当工人和参加劳工运动时，两人的感情很好，他从来没听闻毛泽覃在韶山留下了一个孩子。

为了谨慎，王震立即通过韶山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毛楚雄就是毛泽覃的儿子，也就是毛泽东的亲侄子。王震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给王震打了个电话，让他把毛楚雄送往延安。

九月，毛楚雄辞别了外婆和舅舅，跟着南下支队奔赴陕北。毛楚雄被分配到了教导四连，虽然年龄不大，但他的毅力很强，在军队里从来没有抱怨过，跟别人一起扛着枪，背着被，还要背足7天干粮，战友要要帮他背一些他总是说：“我年轻，多背点，没关系。”

当部队到达营地时，他也像那些老兵一样，抢着去挑水，去清扫。两个月以后，红军的南下支队开进了鄂豫皖，同以李先念为团长的新四军第5师汇合，成立了中原军区。由李先念担任总指挥，王震担任副总指挥和参谋长。

到了中原军区后，王震让毛楚雄担任政治部的宣传员，后来又让他跟着彭德怀的外甥彭启超，王震的外甥王平，一起去指挥中心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学习收发电报，让他的堂叔毛泽普，也就是军区的参谋长负责照管。

1946年，蒋介石宣布废除“双十协定”，重新发动国内战争，并制定了“48小时歼灭”中原军区的作战方针。从6月22日开始，国民党十三个兵团三十余个师，逐渐地合拢包围圈。

6月26日，中原军区位于湖北，安徽，河南三个省份的边界，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跨过平汉线，深入豫鄂陕边界的大片山地，与陕北的延安接壤，给胡宗南部队造成极大的威胁。

毛楚雄参与了中原的突破。八月上旬，王震率领部队攻克镇安县，这里距离胡宗南驻扎地西安市仅100余公里。国民党非常着急，几经相关途径，请求重启会谈。胡宗南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李先念，王震，说要中国共产党派遣谈判人员来西安谈判。

王震在电报得到批准以后，立即派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到西安去和胡宗南进行交涉。出发之前，王震特地嘱咐张文津和吴祖贻一到西安，立即派毛楚雄去西安总办事处，让他们派人护送他到延安去。

他们跟着一个本地的农民向导，沿着昭江一路北上。没想到，他们一走，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王震因张文津等谈判人员迟迟得不到情报，也没有从西安八路军办公室传来的情报，认为这三个人已经被国民党俘虏了，于是立即发来电，想办法把他们解救出来。王震派出军队，追踪谈判人员的足迹，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当毛泽东在延安听说他的外甥在和谈过程中消失了，并且很可能遇难时，他深感悲痛。

在南京与北平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都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遂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强烈抗议，但是胡宗南却矢口否认与我们的谈判人员会面。

为了查清事件的真相，中国共产党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蒙蔽和宣传下，这一调查并未取得多大成果。

1976年，宁陕县东江口镇在修建房屋时，发掘出不明来历的人类骨骼。在进行调查之后，调查人员发现了很多证人。在这些人当中，曾经担任东江口镇副镇长的邓耀俊也承认，有一次，他从自己的校友、乡队副兼防空哨长唐进玉那里听说，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个议和的代表，要赴西安与国军交涉，而那时候的镇长石星一，却得了上头的指示，要将这些人葬在城隍庙后面……

参加过民团的石友成也证实：1946年8月初，有一日，有三个共产党员来到东江口镇，听说是中共派来谈判的。这时，胡宗南第61师181团的师长岑运应在东江口镇的奎魁星楼设宴款待他们。隔了两日，他与江口区的姜捷三见面，和他闲谈：“这下好了，谈成了，今后就不用打仗了。”姜捷三却说：谈成个屁！”说罢，挥起手掌，表示参加谈判的共产党人已经全部被杀害。他还从唐进玉那里得知，埋葬在城隍庙里的人，正是中共派来谈判的代表。

至1984年12月，中共商洛县委党史研究室和宁陕县委再次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经过多方调查，基本把当时的活着的当事人都找了出来。在众多证人和实物的见证下，38年前，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个英雄牺牲的真相，终于呈现在众人面前。

那时，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带著军调局九队的标志、旗帜和证明，自镇安县杨泗庙起，经月河、金美沟和沙坪等地，于1946年8月10日抵达东江口镇，遇胡宗南部队61师181团四连的岗哨制止。

张文津拿出一份武汉指挥部的工作证明和介绍信。原来他是受胡宗南司令之邀，到西安来参加会谈的。军团长岑运应得到消息，率部前来迎接。没想到，当天晚上，岑运应忽然叛变，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一起抓了起来，岑运应接到胡宗南的密旨，要他当场“秘密处死”。

当天晚上，岑云应便下令四连李清润，镇长石星一，乡队副兼防空哨长唐进玉，把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都带到了河口一处城隍庙边，残忍地把他们埋在了石头下面的水沟里。

在调查小组到哈尔滨访问毛楚雄的妈妈周文楠的时候，这位老人突然嚎啕大哭。她以充满母爱的深情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雄儿，妈妈想念你》。她一直到古稀之年，才等到了儿子的遗骨。

在查明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人遇难真相后，相关单位为他们的遗骨进行了重新安葬，并为他们修建了一块巨大的花岗石碑。面对强敌，他们坚定地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显示出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