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炎夏的北京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沉寂中，曾叱咤风云的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安静地躺在病榻上。
他神色憔悴，目光呆滞，那张曾以威严掩盖一切情绪的脸上满是倦怠与无助。
清醒时的袁世凯不再是那个野心勃勃、试图恢复帝制的“洪宪皇帝”。
他一字一句安排后事，低声交代着北洋政府关键人物的去留，但每句话都仿佛在啃食他的生命。
他弥留之际，脸色惨白，气若游丝，却突然用僵硬的舌头吐出一句：“他害了我！”
短短四字，撕裂了沉寂的房间。是谁害了袁世凯？袁世凯，这位曾经君临天下的乱世王者，究竟是如何被生命和时代所抛弃的？
袁世凯的政治棋局1914年，民国三年，中国正陷于内忧外患之中。
作为北洋政府的领导者，袁世凯为了让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法律基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清末，袁世凯被视作改革的中坚力量，甚至一度被推举为共和的守护者。
他在掌权后发现，临时约法给予的权力限制让其总统地位并不稳固。
他对于“民选总统”这样的概念并不感兴趣，也无法忍受五年任期的限制。
袁世凯心中悄然升起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废除临时约法，用新约法为自己铺设一个通向总统独裁、不受约束的道路。
约法会议随即被召集起来，这个会议本应代表民意，但实际只是袁世凯的工具。
在会议上，袁世凯几乎将所有的修宪关键掌控在手，他指定的亲信提议并推进了《中华民国约法》的起草与讨论。
最终，这部新约法废除了《临时约法》，也改变了大总统的权力架构。
一方面，总统的任期被延长为十年，更改为可以无限制连任，从根本上摧毁领导更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总统继任人选的权力从国会和民意转移到在位总统之手，这意味着总统的权力几乎传承化。
约法会议没有为讨论设定太多的辩驳空间，反对声音被压制，袁世凯的亲信们以“民国需求稳定的大总统”为口号迅速推动法案通过。
表面上看，这些修订似乎只是消除一个新国家在制度上的不成熟，以使政治更加稳固。
实际上，这一切是袁世凯通向终身执政、甚至帝制复辟的前奏。
为了防止外界对意图的察觉，袁世凯一面用“稳定全国”的旗号包装这些法律改动，一面压制舆论，控制当时媒体对约法修改的过度讨论。
虚假的民意1915年12月，袁世凯走到了推翻共和、恢复帝制的临界点。
在公开场合，他依旧维持着谦和的言辞，声称自己不愿“专权”，但暗地里，他的帝制计划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
为了让全天下的反对声音显得微不足道，袁世凯急需一块"顺应民意"的遮羞布，而这个任务，落到了他的长子袁克定身上。
袁克定招揽了一群心腹，其中包括一部分参政院的成员。
这些人积极奔走全国，伪造了大量地方绅士、商会、军队将领的“拥戴”声明。
这些奏折整齐划一，措辞相近，充满了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赞颂之词。
这些上奏的文件被迅速送回北京，以显示所谓“全国人民”一致希望袁世凯称帝。
甚至有一次，一封刺眼的奏折出现在袁世凯的办公桌上，要求尊袁为“中华帝皇”。
袁世凯假装惊讶，含笑说道：“此等荒唐言论，如何取信于天下？”
但实际上，他早已心知肚明，这些“请求”不过是克定亲手策划的“民意代表”。
随着时间推移，那些熟知袁世凯作风的旧部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唐继尧、刘显世等袁世凯曾经倚重的地方督军，开始对中央表示不满。
几位旧部纷纷向袁世凯发电揭露所谓的“民意”根本不过是一场闹剧。
唐继尧的电报直言不讳地批评袁克定的所作所为是“欺父误国”。
对声音不绝于耳，袁世凯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加快了进程。
他命令参政院“严肃考虑”恢复帝制的正当性，并要求地方督军表态支持。
许多军阀迫于压力，不得不随声附和。
洪宪元年的开启1915年12月13日，清冷的冬日，北京居仁堂内。
袁世凯端坐在正中的座位上，身着由御用裁缝赶制出的龙袍，俨然已经将自己摆在了皇帝的位子上。
这一天，他正式接受百官朝贺，甚至许多封疆大吏已被授予了清代制度下的封号。
尽管他声称自己“谦逊推辞”，但这一系列铺张的仪式分明显示，他已将复辟帝制的进程视为定局。
同年12月31日，袁世凯又踏出了更重要的一步。
他以新政形式发布诏令，宣布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彻底与中华民国共和体制划清界限。
同一诏令还指出，总统府自此更名为“新华宫”，仿效古制显得更加帝王气派，并决定在1916年元旦大典上正式登基为皇帝。
这些黑纸白字的文字，无论是北洋旧部还是革命党人读来，都充斥着浓浓的讽刺和羞辱意味。
时隔不过四年，从清帝逊位到袁称帝，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华民国共和体制迅速被推翻，而曾被誉为“民国创建功臣”的袁世凯已然成为复辟帝制的罪魁。
人们不禁发问：一个古老封建帝国的终结，究竟是为了迎接何种新的未来？
伴随着“洪宪”的诏令递到全国各地，各省的反对声浪开始掀起。
12月31日这一天，北方的船坞工人群起罢工以示抗议，南方的商会则发表公告谴责袁世凯背叛共和，坚持称帝。
甚至袁世凯身边一些原本信任的属下，也开始以“推病辞官”或故意延误命令等方式默默表达不满。
压力之下的取消帝制1916年初春的大地依然寒意逼人，中华南北的炮声却已如雷贯耳。
各省声讨袁世凯的独立行动此起彼伏，从蔡锷的云南独立到其他省份的加入，短短几个月间，原本以帝制为核心的北洋政府已经在风雨飘摇中变得四分五裂。
袁世凯的帝制计划本以为能借“洪宪”之名重塑大清之威，然而，迎来的却是接连不断的起义声潮。
更为关键的是，他麾下的北洋将领——原本被寄予厚望、支撑统治的中坚力量——也开始对帝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疏离与不满。
起义与反对的消息每日传到新华宫内，袁世凯愈加焦虑，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洋洋洒洒策划的“洪宪帝制”正在迅速逼近无法挽回的失败。
1916年3月，全国局势已经难以控制，军费吃紧，战事不顺，国内民怨沸腾。
一些南方军阀甚至开始威胁北伐，使得北京城内惶恐不安。
而更让袁世凯意外的是，他赖以维系帝制的北洋集团内部也显现出涣散的迹象。
段祺瑞、冯国璋等重量级人物虽未公开反对洪宪帝制，但在关键时刻却采取回避与游离的态度。
段祺瑞虽然身居国务卿的职位，但私下里却表现出对袁世凯帝制的极度不满，甚至有意图通过辞职来撇清自己与帝制之间的关系。
眼看手中的权力逐渐失控，袁世凯不得不做出妥协之举。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终于发布诏令，取消洪宪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国号。
诏令中言辞婉转，将责任推给“时局所逼”和“各省误解”，随着洪宪元年的终结，帝号尚未正式登基的袁世凯仓皇恢复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称谓。
北洋系虽表面支持恢复共和，但内部已经人心涣散，不少地方军阀更是在暗中联系反对派，试图划分自己的地方势力范围。
病榻上的袁世凯同年的春末，不堪重负的袁世凯病倒了。一开始他仍然试图以大总统的身份参与政府事务，然而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颓废让他力不从心。
5月，袁世凯的病情恶化，头晕、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接踵而至，医生的判断是长期的压力和劳累引发了严重的肾功能衰竭。
袁世凯在病榻之上依然努力保持一丝清醒。
他召见顾命大臣，用微弱的声音安排继任事宜。
他提出让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共同担任顾命大臣，辅佐后续的政权交接。
他甚至命令将自己的决定封存于一个被称为“金匮石屋”的秘密地点，意图维持北洋系统的稳定。
5月下旬，袁世凯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为了缓解病症，接连为他注射强心针。
短暂清醒后，他的表情一度显得愤怒而复杂。他用僵硬的舌头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他害了我！”这一句话给历史留下了无数猜测和讨论的空间。
有人认为他是在指责儿子袁克定，正是克定捏造民意支持，误导父亲走向称帝的不归路；也有人认为他指的是自己曾经引以为重的老部下，正是他们的淡漠与背叛让自己陷入孤立和失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弥留的痛苦中停止了呼吸，终年57岁。
他的死因被归结为“尿毒症并发症”，但他的女儿袁静雪曾用十个字道出真相：“内外交攻，气愤成病而死。”
这短短的一句话，承载了一个曾经权倾天下的男人在最后岁月中的全部无奈与悲凉。
参考资料：[1]崔荣宝,张少鹏.民元袁世凯最高权力获得的合法性探究[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8(1):4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