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学家雷廷珍、士绅李端棻及严修本人等都曾为经世学堂学子授课，他们常向学堂学子讲授国内外时政等新知，启迪学生思想。经世学堂第一期虽仅有40名学员，但却成绩卓著，影响深远。培养了贵阳私立达德学堂创始人黄干夫、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民国贵州省长刘显世、民国贵州首任教育厅长周恭寿等地方名人。
而且，经世学堂第一期学员主要是在省内各县考选的优秀生员，通过经世学堂新学的教育，他们逐渐转变成既拥有传统功名，又具备新学素养的新式地方精英，对清末民初贵州的社会变革产生重要影响。民国《贵州通志》称：“严学使就省城南书院创设经世学堂，令各属选送高才生入堂肄业，始课已经世有用之学，黔中风气为之一变。”
经世学堂以新学知识教授学子，开晚清贵州风气之先，对早期贵州新学教育作出突出贡献。甲午战争后，清廷割地赔款，国势日蹙，维新变法思潮日渐高涨。1895年康梁发起“公车上书”运动要求清廷变法，现存署名的603人名单里，贵州举人98人，占比近1／6。贵州举人的行为既受到贵州籍官员李端棻的影响，也是严修在黔实行教学改革，倡办新学教育的结果。此后，受到维新思想影响的贵州举人陆续回黔传播新学，促进了贵州新学的发展。
此外，1898年官绅吴嘉瑞在贞丰组织仁学会，每夜组织专题演讲，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入会青年达三十余人，培养了孟广炯、钟振玉、钟振声等后来的自治学社骨干。戊戌变法失败后，吴嘉瑞被革职查办，后被释放，困顿居家期间仍培养了后来的自治学社领袖张百麟。李端棻的经历也与吴类似，李端棻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官员，他积极支持康梁的变法活动，上疏请设京师大学堂、建译书局、设报馆及密荐康梁等维新名士，戊戌变法中李端棻又请开懋勤殿，选拔通才，与顽固派斗争。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革职发配新疆，1901年获赦回籍。
清末官绅严修、吴嘉瑞、李端棻等在贵州的新学教育活动，给偏远的贵州带来新学思想的曙光，特别是在贵州旧式士绅群体中传播新学，有力地促进了士绅阶层的转型，这批接受新学教育的士绅后来多成为清末民初贵州社会变革的先锋。三人的教育活动成为贵州教育史上的佳话，使得贵州新学的发展有了早期的积淀，为清末民初贵州社会的变迁注入了新学力量。
二、晚清贵州新式学堂体系的建立晚清学制变革对地方社会变迁具有深远影响。1901年，清朝宣布实行新政，人才培养是新政的重要内容。洋务派在早期的洋务实践中便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清末教育改革便围绕着学制改革展开。1901年9月，清廷诏令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癸卯学制主要是借鉴了日本学制，其明确了修业年限，将学堂体系分为三段七级。癸卯学制的实行重构了中国的教育体系，使得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取代了以书院、官学为主体的传统教育体系。
新式学堂初创之际，科举制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实践中，科举制与新式学堂体制的双轨并行产生巨大的矛盾，在科举制的强大影响力下，新式学堂培养的人才亦以科举入仕为志业，新式学堂的发展举步维艰。据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统计，清末贵州共创办新式学堂636所，注明创办年代者554所，废除科举前创办学堂105所，仅占清末贵州可考新式学堂总数的18.9%。
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废除，士绅与王朝的制度性联系被切断，科举入仕的旧路已被阻塞，而集教育和选拔功能为一体的新式学堂成为时代潮流指归。于是各地官府、广大士绅不再犹豫，积极投身新式学堂建设。科举废除之后，贵州新式学堂的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从1905年科举废除至1911年辛亥革命的七年间贵州创建新式学堂449所，占清末贵州可考新式学堂总数的81.1%。
在清末贵州新学教育中，地方士绅发挥着重要作用。戊戌变法时期李端棻上奏光绪帝请委派士绅督办各省学堂，光绪帝批复：“惟事属创始，首贵得人，着各该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中选择品学兼优、能孚众望之人派令管理各该学堂一切事宜。”可见，利用士绅经办新式学堂较早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深受传统教育的士绅，也极为关注地方文教事业。因而，地方士绅积极参与新式学堂建设。新学创办中，地方官府倚重士绅，积极征求士绅意见，并多委任地方士绅实际经办学堂。
清末贵州在官府、士绅的共同努力下，新式学堂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贵州省志·教育志》记载：“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二年（1910），全省共办起各类学堂683所，其中，小学655所，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10所，实业学堂3所，高等性质的学堂6所，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武备学堂（后改陆军小学堂）、将弁学堂、高等巡警学堂各1所”。
从办学主体来看，清末贵州新式学堂主要有官办学堂、公立学堂、私立学堂、客籍学堂、教会学堂五类，其中前三类占比较重。但不论是官办、公立抑或私立，士绅在其中都有重要影响，士绅不仅是贵州新式学堂的主要倡建者、重要的资金来源者，更是日常管理者及教学的主要师资。
根据清末贵州兴办新学的成绩，清末贵州地方新式学堂的建设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是以省城贵阳为核心的新式教育中心，第二是以兴义府、遵义府为核心的新式教育的次中心，第三则是三府之外的地区，它们处于清末贵州新式教育的边缘地带。清末贵阳、兴义、遵义三府新式学堂的建设成绩比较突出，这与地方经济及地方士绅的参与密切相关。
省城贵阳的行政力量和士绅实力较强，有助于形成完备的新式学堂体系。清末贵阳建立了1所大学堂，3所中学堂、53所小学堂、4所师范学堂、2所法政学堂、蚕桑、将牟、巡警、矿业、陆军学堂各1所，不明等级者8所。贵阳新式学堂的创建者主要为官府和士绅，而士绅对于新式学堂的创建有着突出贡献。明清时期的贵阳是全省文教的核心区域，士绅的规模较大，实力较强，加之与外界较多联通，风气也比较开放，因而贵阳士绅对兴办新式学堂的态度普遍较为积极。
在贵州巡抚的支持下，贵阳士绅积极参与新式学堂兴办，引领贵州新式教育风气。如著名士绅张百麟在贵阳创办了公立政法学堂，士绅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捐资创建了领先全省的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华之鸿还受命与唐尔镛等士绅合力筹款开办了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宪群法政学堂等。贵阳士绅尤其是上层士绅积极参与贵州新式学堂建设，反映了地方士绅在贵州新式教育事业上的重要作用。
兴义、遵义两府的新式学堂建设也较为突出。地方经济实力和办学主体的能力是影响清末贵州新式学堂建设成效的关键因素。地方财力丰裕则能为新学事业提供更多经费，办学人才得力也会促进新式学堂建设。兴义府与遵义府相比，两者在办学条件上又有着较大差别。兴义府经济较为滞后，但兴义新式教育取得显著成效，这主要与兴义府用人得当有关。
兴义府新学教育的引领者主要是刘氏家族的刘官礼、刘显世等人，刘氏系兴义的士绅家族，咸同时期刘氏以团练起家，成为地方实力派，刘氏凭借其权势及财力积极支持新学事业。刘官礼对于晚清兴义教育贡献极大，刘官礼为发展地方教育，设立培文局统筹地方文教振兴事业，重建笔山书院，花重金聘请大儒雷廷珍为山长，并捐资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兴办各类新式学堂等。
兴义知名的兴义公立高等小学堂即为刘氏倡办。光绪三十一年（1904）至民国十七年（1928）的24年里，兴义公立高等小学堂共历12任校长，其中士绅有8人，师范毕业3人，留学归国者1人，民国六年（1917）以前的6位校长皆为士绅。这反映了地方士绅在新式学堂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