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订婚强奸案是法律层面的内容多一点还是和稀泥的纠纷处理方式多一点呢？在被告拒绝好意、拒绝缓刑，硬刚罪与非罪的情况下，法律层面的罪与非罪终究逃不过纠纷和稀泥的处理方式？
有多少法律层面罪与非罪的问题，是按照和稀泥的方式来处理的呢？一旦涉及社会伦理最基本层面的纠纷，如果都按照摆脱罪与非罪，只依据和稀泥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普通人对法律的预期与期待可能性还会有多少？
如果缓刑是一种善意，那么缓刑确定的罪对谁来说是善意的，对谁来说又是罪呢？有时候，当善意与罪交织在一起，善意与罪又该怎么定性与区分呢？罪的代价与善意的责任划分，有时候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毕竟，承担罪的代价与善意之间的对比，终究逃不过责任与追责这个结局？
大同订婚强奸案证据层面的问题与单一口供问题之间的矛盾，挑明了罪与非罪层面下是否追责这个结局？那么，这种情况下，善意的内容有多少，罪与非罪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最后大同订婚强奸案，究竟是罪与非罪的问题，还是责任追究的问题呢？而二审终审制层面下，当事人的审级权利，真的能够用法律适用层面的不同理解来进行覆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