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纪念革命先辈·王从吾革命生涯故事

原中央纪委书记王从吾同志在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中，不仅有其光辉的战斗历程，而且有许多颇有趣味的革命轶事，今择其三四，整理成革命故事，奉献读者，期能从中受到革命传统教育。 坑沉龙王成堆泥 1927年冬，王从吾根据中共濮阳县委的安排，在本村后化村举办了平民夜校。当他讲解到《平民夜校读本》第三课“工人苦，农民苦，出尽力气不能享福”时，学员中出现了两派观点：有神尊命派和无神非命派。前者认为工人、农民出力受苦是命运，后者则不相信命运，但说不出受苦的根本原因。 对命运说，王从吾采取了先引导学员讨论，再揭露本村一些人迷信骗人和受骗事实，最后进行讲解的教学方法。王从吾从小反对迷信，从不相信父母所言“听天由命”的话。他在引导学员讨论中，无神非命派和有神尊命派争论很激烈，且都能举出生活中所知道的例子，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神尊命派认为村上的巫婆、端公下神捉妖能治病，庙里的菩萨能显灵。他们举了宝娃娘治好病的例子。宝娃娘是本村的巫婆，靠下神“治病”图财，方圆各村农民受惑者颇多。 一天，她又被本村一农民请到家中为其女儿治病。王从吾得到报告后，指示学员积极分子、无神非命派学员王哲先、王文治前去揭露其骗术。王哲先、王文治到了这户农民家，只见香案供品已经摆好。宝娃娘装扮后到了香案前，对香案磕头，口中念念有词，于舞足蹈，接着装出“神已附体，躺倒地上不省人事。” 正在这时，王哲先、王文治趋到巫婆脚边，用香头点着了她的棉线袜子，巫婆疼得立即爬将起来灭火，带着那“附体的神”跑了，也顾不得收拾香案上的供品，引得在场观众哈哈大笑。 为了破除迷信，王从吾又想到了本村不断收钱摆供求雨敬龙王的事。他决心利用这次学员争论的比会，破除这一迷信习惯，减轻群众上供摊派的负担。 后化村村东硝河坡西侧有一大片凹地常年积水，四地中有一块高台，在村里有迷信思想人的发动下，群众集资在高台上盖了一间六七尺平方的小庙，庙中塑了尊二尺多高的龙王泥像，被称为龙王庙。往年凡遇天旱，村人就摆上供品，抬上龙王塑像求雨。但多是不灵，尽管如此，村人很多仍信“龙王爷”灵而不加怀疑。 这次，王从吾先和无神非命派学员商讨工作，研究怎么样实施计划破除封建迷信，学员听了心领神会。于是，他们走家串户，逢人便说：“常言道，麦收八、十、三(农历八月、十月、来年三月)场雨，现在已进入十一月了，土地干硬，小麦需水，咱求龙王下场雨吧。”村人听了无不赞成。于是确定日期，聚集多人，像往常一样，摆上供品，“请”出龙王像，抬着求雨。 不过，这次学员向村人说得很清楚：“咱们向来相信龙王爷灵验，保佑一方，现在土地干旱，小麦需雨，求它降雨救急。咱给龙王爷许愿，若三日内降了雨，就将庙宇扩大，龙身加高。三日内不下雨，咱不但不再供奉，还要把它的像从庙里扔出。 村民中有想不通的，但在夜校学员占多数的一片同意声中，最终通过了这个办法。结果，三天过去，滴雨未见。于是夜校学员就把那龙王泥像抬到庙旁水边，随着王哲先“一、二，去你的吧”一声号令，龙王被抛到了水中，很快变成了一堆稀泥。 当天晚上，王从吾在夜校对学员们讲解说：“通过大家的争论和见到的事实，说明世间本无神鬼，人的祸福不是命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神者，固无有’之说。我们是唯物论者，既不迷信神鬼，也不迷信上帝给人类安排命运。咱们课本的第七课上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争论问题的解答。请大家记住，所谓上帝、神鬼、命运，都是我们思想的牢笼。我们要冲破牢笼，靠自己的力量，求取自我解放，才能出力不受苦，才能得来幸福。” 舌战县长 王从吾在举办农民夜校期间，成立了村农民协会。村农民协会在党支部领导下，为着农民自身的利益，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其中斗争青苗会长王云鹏及由此导引的王从吾舌战内黄县长救农友就是一例。 1928年秋苗长得很好。一天，后化村农协会员、共产党员张怀森的弟弟到村北地割牲口草，无意中到了地邻内黄县野庄村地主郭谨臣的豆地里，草里带了几棵豆秧。郭谨臣知道后，硬说是有意割他的的豆秧，于是将张弟连人带背篓送到后化村青苗会长王云鹏家里，要求赔偿。 王云鹏不但不调解，不保护本村群众，反而决定罚张家5斗豆子作赔。村农民协会知道后，对郭的要求、王的处理很有意见，特别是农协积极分子王哲先意见最大，大骂王云鹏是内奸，发话要到两村交界地理论。 果然，第二天他就逮住了郭谨臣家的长工牵的骡子啃了后化村的玉米。他夺走骡子，拔下被骡子吃掉叶和穗的玉米秆子，也送到王云鹏家里要求赔偿。结果，王云鹏不但不处理，反主动将骡子送还郭谨臣。郭得到骡子后，大骂农协“龟孙子”，声言要和农协较量较量。 王云鹏对同类情况截然不同的处理，激起了村农民协会的愤恨。在王从吾领导下，农民协会带领会员找王云鹏说理，还把他挟持到村东的奶奶庙里拘押了半夜。最后由村长王仁政出面说话，王云鹏才答应让谨臣赔偿，郭才被放回家去。王云鹏因此对农民协会非常恼恨。当他知道农民协会事先是在张怀森家集合并盟誓后到他家去的情况后，对张怀森更是恨之入骨。 他恬不知耻地跪到郭谨臣家里，诉说了被扣押挨斗和被迫答应的条件。一则是讨好郭谨臣，再则激将郭对农民协会的进一步憎恨。郭谨臣一听恼了火，恶狠狠地说：“让我赔偿？废话！”郭谨臣在他们村相当有势力，连村民团武装都听他的。 郭谨臣想了一下，对王云鹏说：“就拿张怀森开刀！”王云鹏一听高兴了，忙问：“怎么个开法？”郭捏造说：“民国九年，张怀森拦劫我家粮车的事至今未结，这次又割我的豆秧，够毁坏青苗罪，新帐老帐一起算，把他抓送到县政府问罪，到时候有他的好果子吃。” 第二天，郭谨臣让野庄民团团长派团兵持枪到后化村，把张怀森抓去，并连夜押送到了内黄县政府。郭还派人到县政府串通，要求从重对张怀森治罪。张怀森被抓的消息传出后，后化村农民协会非常气愤和着急，而几家地主、特别是深知内幕的王云鹏则暗自高兴，幸灾乐祸。王云鹏一方面从内心感谢郭谨臣为他出了气，一方面资助郭串通县政府的花费。 王从吾立即召开包括农协负责人参加的党支部扩大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首先，农民协会组织农协会员，团结一致，监视王云鹏及几家地主的行动，如兴风作浪，造谣事端，坚决与之斗争；第二，由王从吾向县委负责人赵纪彬汇报，设法救出张怀森。 当时，县委主要负责人赵纪彬的公开地位是国民党濮阳县教育科督学。他听了王从吾的报告，经过思考分析，对王从吾说：“化村、野庄虽为邻村，但不属一县一省，濮阳县管不了他们。这事要利用国民党濮阳县党部。县党部的书记长李素若你熟悉，我写几句话，你去找他帮助。” 李素若是濮阳县人，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1927年4月曾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到大名七师任中共大名特别支部书记。他听了王从吾的详细汇报，对王从吾说：“农村组织农民协会是合法的。根据你说的情况，是地主勾结起来，利用民团武装镇压农民运动，是对国民革命的破坏。我以县党部的名义写封公函，你持函到内黄县政府交涉。交涉中要强调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遗嘱，估计是可以把张怀森要出来的。” 王从吾赶回村后，立即向支委和农协负责人通报了情况，然后带了食宿小钱，着衣长袍，踏上通往内黄县城的路。天黑时赶到了内黄县城。他不顾疲劳，径直到县政府。正巧县长因事还在县衙。王从吾递上公函，简单说明了来意。县长说：“今天已晚，请王先生先住下，明天商谈如何？”王从吾说：“听从县长安排。” 王从吾走出县政府，才感到肚饿身累了。他先到饭馆吃了两大碗熬饼，又找了个小店住下。他根据县长那半新半旧的言谈仪表，决定第二天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对话。他又思考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如何应变，便一觉睡到天亮，解了一天的劳累。 县长回舍后又细看了濮阳县党部的公函，回忆了王从吾那长衫布履的衣着，圆而隆准的面容、文雅有礼的言谈、举止稳重的仪态，断定此人不同凡响，当慎重对待，一不能失礼，二不能失态。 次日，王从吾早早来到县政府。县长还未到班。不大会儿，只听“对不起，烦王先生久等了。”迟到的县长见已等待他的王从吾，说了句这样的客气话。“不客气，吾亦是刚到。”王从吾也很客气地回答。 县长说：“贵部公函，敝人又细阅一遍，并连夜查问。据野庄民团报告，贵县化村张怀森于民国九年曾拦路抢劫本县野庄绅士郭谨臣的粮食，今又割了他的青苗，实属不法。敝人公务繁忙，尚未过问。” 王从吾说：“县长之言差矣。先总理遗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我部遵照总理遗嘱，为唤起民众，号召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国民革命。张怀森乃敝县化村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忠成老实，关心村事。经查，他之被捕，乃由化村农协会员捉住贵县野庄郭谨臣家的骡子啃吃化村青苗要求赔偿，而化村青苗会长王云鹏又对此事处理不公所致。郭谨臣与王云鹏相勾结，破坏农民革命，本部认为，此实属违背总理遗嘱，压制国民革命，欺压农民之不法行为。故本部派敝人来贵县交涉，请县长从国民革命之大局行事。” 王从吾一通有理有据有分析的答话，一下把县长震慑了。特别是引用孙中山遗嘱，更难以反驳。县长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王先生所言，对敝人教益非浅，吾人当以总理遗嘱行事。不过王先生所言，亦是一面之词。张怀森被控告拦路抢动一事，需容当进一步调查清楚，才能判断，不能立即放人。” 王从吾一听，便知县长对此案全不了解，所言完全是郭谨臣捏造的那一套，即针锋相对，强硬回答：“县长之言又差矣！县长不想想，民国九年距今近十年矣，他为什么早不控告、不抓人，而等到八年后的今天，村里有了农民协会，要求他赔偿青苗粮时才控告抓人。道理很明显，是对抗国民革命，这一点县长不清楚吗？再说，八年前，张怀森还是个儿童，儿童拦路抢劫，岂不是荒谬事？” 这席话又使县长无言以对了，半响才说：“还是调查一下为好。”王从吾坚决地说：“张怀森是敝县化村农协积极分子，自幼安守本分，村人皆不知八年前抢郭谨臣家粮食一事，本部已调查清楚。” 县长本是官场人物，既要保护豪绅利益，又要考虑与邻县党部关系。于是说：“既然王先生说的这么坚决，本县相信贵部，可不再调查，但依例取保才能放人。”王从吾见县长退让了一步，但又惯用了国民党索要钱财那一套。他想，今天是以公职身份行事，不能按他们的常规来，于是反驳说：“敝人所呈公函，就是保证，难道本部公函还不顶一个商号？” 经王从吾这么一顶，县长知道说漏了嘴，急忙辩解道：“敝人所说取保是指程序，非强调商号抵押，请王先生不要曲解。贵部公函当然可为取保依据，吾亦可以此断决：张怀森是贵县人，交由贵县党部处理。”王从吾这才称赞说：“县长此言正是。我部和贵县一样，处事都以有利国民革命为要，不敢懈息。我一定把人交本部，正当处理。” 县长听了王从吾几句赞扬话，感到乐滋滋的，说话更客气了：“王先生博学，言之据理，办事干练，敝人悔之不及。濮阳、内黄为邻，免不了有合作之事，望能通力协作。”王从吾忙接过话说：“敝人不才，言语难免有所不规，请县长多包涵指教。”县长说：“都不要客气了，我通知把张怀森交您，一切由贵部负责了。” 王从吾告别县长，带了张怀森，当天就赶回到村里。 洞房避险 在“濮阳温邢固事件”中，王从吾是唯一机智脱险幸免被捕的中共濮阳县委负责同志。濮阳温邢固事件是濮、内、滑三县地主民团武装联合，镇压濮阳县两乡农民运动的一次行动。 为庆祝农民协会清算薛化庄民团局总团长蔡鸿宾斗争的胜利，中共濮阳县委决定在1929年农历正月初六召开濮阳县西乡硝河两岸农民大会。会场设在温邢固村温家祠堂前，到会农协会员和农民群众共计2000多人。县委负责人赵纪彬、李大山、刘汉生、王从吾、王卓如等在主席台上。 大会首先由赵纪彬讲话。突然，中化村民团分队长石玉清受指使，一下冲到主席台上，打断赵纪彬的说：“赵先生，民团局请您去喝茶。” 赵纪彬狠瞪他一眼，极不耐烦地说：“胡闹！我正在开会，怎么去喝茶？”接着是刘汉生讲话。他的话音刚开始，民团局大队长杜金声带团丁数十人气势汹汹地冲上主席台，高声喊到：“打！”当即枪声大作，会场乱作一团。 主席台上，杜金声指挥民团将赵纪彬、李大山、刘汉生、王卓如当场抓去，带到温邢固村西南角民团局扣押。主席台下，党员和农协会员骨干遭到濮阳西区、滑县北二区和内黄县南区民团武装联合围击。与会农民逃离会场时，与拦截镇压的团丁发生搏斗，被当场打死3人，打伤10余人。这就是濮阳历史上的“温邢固事件”。 王从吾也是民团要逮捕的主要人物。当时，王从吾坐在大会主席台的东边。杜金声带团丁是从西边冲上主席台的。在他们鸣枪抓人时，王从吾于混乱中机警地一转身，跳下主席台，向北一拐，闪进一个胡同里，进到一个群众家中。 王从吾一看，这户人家的门上除了鲜红的春联，还有耀眼的大红双喜字，知道是新婚之家。他顾不得许多，迅速走了进去，并随手将大门关上。 “家中有人吗？”王从吾轻声问道。连问数声，才从房中走出一个新装年轻女子。王从吾断定这就是新娘子，很不好意思地说：“请问这家是……”王从吾没说完，新娘子当即回答：“二顺不在家。” “梁二顺，他是这村的农协会员，我认识。”紧急中，王从吾向新娘子如实相告，“我是后化村农民协会的，和二顺很早就相识。您听那枪声，民团正在抓我，能否留我在这里躲一躲，等这阵子过去我就走。”新娘子听说和二顺认识，又见王从吾那善良而焦急的样子，忙点头答应了，示意王从吾进到她的新房中。 王从吾进房后，新娘子又示意王从吾躺在她那新床上，新娘子是有心人，又在王从吾身上不整齐放了几条被子，不掀起来看的话，根本看不出下面有人。此时，王从吾的心呼呼直跳，倒不全是逃离会场的心悸，还有睡在这洞房床上的不安。他担心连累这户人家，心想，一会儿必须离开。 梁二顺也是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会场的一切历历在目。他离开会场回到家里，妻子忙告知这一情况。梁二顺忙到房内见王从吾，并告知民团指名到处抓他的消息。王从吾说：“二顺，睡到你这新床上很不好意思，心里呼呼直跳，你媳妇很开通，没有拒我于门外，还把我盖在你这床上。” 二顺说：“她家也是受苦人，穷人不拘常礼。她这样做我很高兴慰。你现在不能离开，还得在这里闷躺一阵。我到院里随便干点零活，再去探探外边的动静。” 就这样，王从吾在洞房里隐蔽到天黑，才让梁二顺把他送到靠村边的另一户农协会员家里。黎明前，王从吾离开了温邢固村，赶到马集村亲戚家躲避起来。王从吾以后每每谈起此事，都表示很感激梁二顺夫妇。 迅速吃光一顿饭 1933年，王从吾由中共濮阳中心县委书记调任中共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当时，正是国民党在濮阳、清丰、南乐、大名等县大搞共产党员自首运动的白色恐怖时期。很多共产党员自首变节，不少党的组织遭到破坏。 王从吾到任特委后的主要工作是巡视大名、南乐、清丰、濮阳各县党的工作，保持特委与基层党组织的联系。那时共产党职业革命家的活动是危险的、生活是清苦的，特别是王从吾这样家境衰落、没有经济支撑的同志。但是，王从吾到任后，并没有因此影响革命积极性，而是以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不怕危险、不畏困难的为党工作。 因为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到各县巡视工作靠的就是两条腿不停地跑。不仅白天跑，有很多时候还要晚上跑。王从吾的父亲是梅花拳师，王从吾虽未跟父亲专习，但也练过一二，腿脚很有力量。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用起早贪黑，一天轻松能走上百多里路。 当时的联络都是秘密的，不到指定的地下联络点，不能轻易住宿吃饭。集镇的客店固然可以食宿，但手头没有钱。有时虽赶到同志(指党员)家里，若同志不在家，同志的家人不认识，也不能自我介绍求宿吃饭。这是特委规定的组织纪律。遇到这样的情况，往往就要饿肚子。 有时，被同志家人误解的情况也有。1934年初，王从吾巡视魏县(时归大名县)，天黑时才赶到东关一个姓王的同志家。王同志当时是读高小的学生，革命性很强。他父亲去世了，孤儿寡母，家里很穷。王同志的母亲为客人蒸了一锅窝窝头，熬了半锅粥，捞了半碗咸菜。寒冬腊月，王从吾没有棉衣，穿的是套在一起的几件单衣，跑了一天，又冷又饿。俗话说，人管肚子不管。王从吾的肚子已让他顾不得拘谨、客气，抓起馍、端起饭，拿起咸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馍、饭、菜吃了个精光。 王同志的母亲见状既怀疑又生气，怀疑客人这副吃相不是好人，生气一下吃了这么多饭菜，很是心疼。旧社会有句俗话，“富怕贼，穷怕客”，穷人家是怕来客管饭的。因为怀疑，王同志的母亲叮嘱儿子不要留客人住宿，怕客人夜间偷东西。儿子说王是他的要好同学，到大名来办事，就住宿一晚，不是贼。 母亲仍不放心，再三告诫儿子，晚上睡觉要警醒些，别让把被子卷走了。晚上，王同志把母亲的话告诉了王从吾，二人忍不住哈哈大笑。王从吾说：“这也难怪，看我寒冬一身单，饭菜吃个干，老人家能不怀疑吗？她又不知道咱们的关系和我的身份。” 王同志说：“你是党的好干部，我的好领导，我要向你多学习。”王从吾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说着说着，他们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