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0年11月2日的某监狱内，即将要被执行注射死刑的成瑞龙，颤抖着声音询问狱警，得到的回答却令他心碎。

如今，要赴死的他却连“再见家人最后一面”的愿望都无法实现...

他到底是怎么变成一个杀人恶魔的？

亲人们又为何不肯来送他最后一程？

人生的转折点

成瑞龙人生的重大转折出现在初中时期。

他竟然与校长的女儿谈起了恋爱，这在当时的小镇上无异于一场风暴。

这次被开除的经历对成瑞龙的打击极大。

随后，他怀揣着参军梦想，希望能够重新开始。

然而，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参军梦想破灭了。

更糟糕的是，他还遭遇了一次被警察误抓顶包的经历。

这一系列打击让他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恨与日俱增，内心的扭曲也愈发严重。

短暂的正常生活

1993年，成瑞龙因盗窃罪入狱两年。

这段牢狱生活似乎让他有了重新做人的念头。

出狱后，他努力尝试过上正常生活。

每天推着三轮车在街头巷尾收垃圾，虽然辛苦，但能赚到100块钱的收入也让他感到些许满足。

在这段时间里，成瑞龙还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娶妻生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童年时期的发小兰启荣。

两人在一家海鲜档口畅聊人生，往事重提，曾经的野心再次被点燃。

就这样，成瑞龙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重操旧业。

这个决定，将他推向了一条不归路...

犯罪道路的开始

1995年秋，成瑞龙和兰启荣等人盯上了一名刚刚完成大额交易的海鲜老板。

他们尾随目标，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突然发难。

这次行动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间他们就得手了20万元。

这笔横财对成瑞龙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针。

曾经的贫困生活、牢狱之灾，在这一刻似乎都烟消云散。

金钱的诱惑彻底击溃了他内心最后的道德防线，也将他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尝到甜头的成瑞龙和同伙们并未就此收手。

他们辗转于广东、广西等地，犯下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

每一次得手，都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更加狠辣。

罪行升级

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加，成瑞龙的作案手段也变得越来越残忍。

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抢劫，而是开始了疯狂的杀戮。

在一次行动中，他们盯上了一名事业有成的房地产老板。

原本只是想劫财，但事态很快失控。

为了毁尸灭迹，成瑞龙亲手结束了这位老板的生命。

这次杀人似乎打开了他内心的某道闸门，此后的犯罪行为愈发丧心病狂。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开始将目标对准执法人员。

多名警察在追捕他的过程中遭到杀害，这让成瑞龙在犯罪界声名鹊起，也让他成为警方的头号通缉犯。

然而，成瑞龙的犯罪并不限于此。

他的魔爪甚至伸向了最无辜的群体——未成年少女。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还残忍地杀害了一对无辜的母子。

这些案件的发生，让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恐惧之中。

要说，成瑞龙的原生家庭也还不错，为何会变成现在这般丧心病狂的模样呢？

原来，最大的根源就在于他父母对他的教育。

富裕家庭的问题儿童

1973年1月12日，成瑞龙在广东省的浦东旱冲村出生。

这个村庄曾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根据地，村里的老人们还能讲出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成瑞龙的爷爷就是那个年代的军人，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成瑞龙的父亲成高亮是村里的能人，不仅当上了村长，还是当地有名的富农。

家里种着十几亩肥沃的良田，经营着红红火火的猪肉和烤烟生意。

每逢集市，成家的摊位总是最热闹的。

严厉教育的反效果

然而，优越的家庭条件并没有让成瑞龙成长为一个好孩子。

每当成瑞龙犯错，他就会抽出皮带，劈里啪啦地抽打，直到孩子认错为止。

然而，这种极端的教育方式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皮带抽打的声音不仅没有让成瑞龙变得乖巧，反而像是给他注射了叛逆的基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瑞龙变得越来越桀骜不驯。

他开始在学校里打架滋事，对师长的话充耳不闻。

村里的人们纷纷摇头叹息，不明白为何成家的小儿子会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少年。

成瑞龙的叛逆行为不断升级，他开始逃学、结交损友，甚至参与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

后来在学校里，成瑞龙还经常与同学发生冲突。

他从不欺负弱小，反而常常挺身而出，保护那些被欺负的同学。

这种矛盾的行为让师生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这里的繁华与他的家乡形成鲜明对比，也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在这里，他开始接触社会上的混混，被花天酒地的生活所吸引。

最后又一步错，步步错，变成了一个杀人狂魔。

终落法网

2005年，警方的大网终于撒向了成瑞龙。

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很快被揭露。

当警察们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这个曾经让整个华南地区闻风丧胆的悍匪，也不过是个普通的罪犯。

随后的审理持续了整整一年。

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大量的证据，揭露了成瑞龙的累累罪行。

最终，法院做出了判决：死刑。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成瑞龙的眼神中流露出后悔和恐惧，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法律的天平，终究还是倾斜向了正义。

结语

成瑞龙的一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悲剧。

他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被错误的教育方式和扭曲的价值观所害。

但这并不能成为他犯罪的借口。

法律给予他极刑，是对其罪行的公正审判，也是对社会的一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