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历史上，有一位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我党提供绝密情报，并于解放前夕毅然宜布起义，最终回到人民的怀抱的“红色间谍”，他就是著名的川籍爱国将领郭汝瑰。虽然他早年就追随革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在1945年之后就与党联系，为我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甚至曾将国民党军的绝密作战计划发往延安。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并没有平步青云，而是成为了一名战争史研究学家。
为共产党解放事业作出颇多贡献的郭汝瑰，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这党内一直对他存在质疑的声音？这是由于他身上存在几点抹不掉的“污点”。
一、与共产党失联十五年正是这个与共产党失联十多年的污点，使得后来共产党方面对他的忠心产生了怀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石。”在抗战乃至国共内战期间，原本身为共产党员却反手把屠刀对向自己身边的同志的案例屡屡发生。
比如说郭汝瑰的同学、昔日与他一同接受“劝降郭汝栋”任务的共产党员傅秉勋，就是随着四川革命形势的恶化萌生了背叛的想法，借着借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为由叛党，而且还在抗战爆发后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经常倒卖军需用品，大发国难财。
由于这些“前车之鉴”，在1945年郭汝瑰重新和党联系上的时候，共产党高层方面怀疑郭汝瑰当年对党的信仰不够坚定，很可能也是借着日本留学的机会脱离中国共产党，所以对他并不是非常信任郭汝瑰是四川人，年轻时脸色白净细腻，一副又黑又浓的眉毛如两把关大刀，衬着一双很亮的眼睛，英气逼人。由于他个子不高，身边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郭小鬼”。
1926年，郭汝瑰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了第5期的学员。在这段军校生涯里，他阅读了陈独秀、李达等人的著作，对共产党的理念产生了好感。
当时恰好他在黄埔军校内认识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于是他请求袁镜铭介绍自己入党。郭汝瑰的入党申请还未正式通过，一场轰动两党的意外猝不及防地来临，那就是由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当时正在黄埔军校任职的早期共产党人吴玉章认为形势十分危急，四川军阀杨森很有可能即将配合蒋介石进攻武汉政府。
于是悄悄地将把有意向入党的郭汝瑰和傅秉勋两位学生叫到办公室，通知立即返回四川执行一项机密任务。原来就在不久前，郭汝瑰的堂兄郭汝栋已升任司令部副司令，势力雄厚，手握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
共产党认为此人有被我党争取的可能，所以吴玉章神情严肃地告知二人：“请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就要他不帮助杨森出一兵一卒。”
就这样，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这道沉甸甸的使命由武汉回到四川，向郭汝栋转达了共产党方面提出的意见。
郭汝栋点头应诺，答应如果杨森出兵，他可以一兵一卒也不给。
对此，郭汝瑰信以为真。但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其实他的堂兄郭汝栋完全就是个“墙头草”。在口头上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郭汝栋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
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自此，蓬勃的革命形势走向低潮。
在大革命失败的危险情景下，郭汝瑰经受住了严峻考验，1929 年他被地下党组织秘密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4月，郭汝瑰奉上峰命令率领部队去湖北完成驻防任务，而他的入党介绍人袁镜铭负责我党在平汉路地区的地下交通工作。在到达湖北后，袁镜铭告知他，共产党方面希望他组织独立旅一团三营起义，配合红军的行动，夹击一团其他两个营。
但由于敌我实力悬殊，很快这场暴动便以失败告终，三营也从此成为了历史。在国民党高层“清共”指令的催促下，郭汝栋还下令追杀袁镜铭等优秀共产党员。
三营暴动失败后，郭汝栋听人说郭汝瑰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怕他连累自己。于是就悄悄找郭汝瑰做工作：“老弟，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你告诉哥。”郭汝瑰冷静地回答道：“我不是共产党员。”
郭汝栋赶紧劝他：“你不是共产党员就登报声明嘛，以免我为难。”
郭汝瑰反驳道：“我不是，登报又做什么？如果登了，倒使人认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反而不妙。”考虑再三，郭汝栋提出要将郭汝瑰送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他认为：干脆就送到日本的士官学校读书。加上来去的时间共三年。三年之后回来时，如果共产党人失败了，郭汝瑰的色彩也就淡了。由于当时郭汝瑰与共产党党唯一的联络人袁镜铭已经惨烈牺牲，而他也与吴玉章失去联络方式，郭汝瑰只好选择听从堂兄的话去了日本。他本以为之后在日本留学期间可以有机会和党联系，却不曾想到，这一去就与中共失去联系了十几年。
二、两度成为“天子门生”
郭汝瑰另一点值得诟病的地方，则是他先后入读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的时候，都恰逢蒋介石担任校长。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在毕业后深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赖。
“九一八”事变后，留学日本的学生们群情激愤，纷纷回国投军，准备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而郭汝瑰也毅然离开日本，回国后他又被保送到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郭汝瑰进校不久，蒋介石担任了陆大校长，如此一来郭汝瑰又一次成为了蒋介石的学生。
淞沪会战时期，刚满30岁的郭汝瑰率领八千人固守南北塘口，他顶着日军舰炮和数十架飞机的狂轰滥炸，坚守阵地足足七天七夜。
除了在抗战中因出色的参谋能力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他的“天子门生”身份也为他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涯“大开绿灯”。郭汝瑰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还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十期深造，这样的履历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屈指可数。
如此一来，郭汝瑰可谓是国民党的“军界精英”、蒋介石眼中的“红人”、在官场飞黄腾达的“大人物”。每次，当他替蒋介石下达命令的时候，哪怕是军衔比他还高的战区司令长官，也在被点到名字后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是！”
另外，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郭汝瑰年轻有为、作风正派，与那些贪婪腐败、作风奢靡的将领相比，颇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据说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当局从重庆搬回南京。郭汝瑰在城中租了一套普通的民房。据说，蒋经国刚好住在附近，两人只隔着一条巷子，算是邻居了。有一天，蒋经国带一名随从去郭汝瑰家，好不容易才找到家门。
郭汝瑰没在家，他的家人正在吃饭。蒋经国看到饭桌上只有两样素菜。这一幕让蒋经国感慨万千，他对随从说：“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党国’就有救了！”
三、名列“土木系”十三太保
郭汝瑰的另一个污点是他回国后误入歧途，为国民党效力，并且深受器重，官至师长、国防研究院教官、第72军军长等高级职务，解放战争时期升为国防部作战厅长。
抗战初期，身任旅长，率部在淞沪前线英勇作战，身先士卒。因为表现出卓越的才华胆识，引起善于延揽人才的陈诚注意。以后招至麾下，节节高升。
国府中央军在抗日战争后，逐渐分为三大军事集团：土木系（陈诚系）、胡宗南系和汤恩伯系。其中“土木系”因为其核心人物陈诚长期为蒋介石倚重，最为炙手可热。
这所谓的“土木系”，其中“土”即象征陆大十一期，“木”即象征十八军。根据后来陆大学员郭汝瑰回忆，抗战初期，陆大毕业学员不多，因此彼此很团结，电话上一呼唤“学长”，就分外亲切，上下左右，联系情况、交换意见，特别灵通。这样的联络工作，是一般军长、师长办不到的。
1946年9月，因为战事日紧，陈诚特意将他招回国内，委以重任，担任国防部主管部队编制的第五厅副厅长。同年，被大权在握的新任军政部长陈诚拔擢为总参办公厅主任，接着为国防部第五厅厅长。
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郭汝瑰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节节高升。郭汝瑰的飞速晋升，引起军队中不少将领的忌恨。1947年，有300多名被陈诚裁减的高级军官，因极度不满他们的待遇，对照郭汝瑰的飞升，集中在南京中山陵哭陵，有这样一段哭陵文字见诸报端，在社会上引起长久的多方面反响：
“爵以赏功，职人授能。有郭汝瑰者，仅因为陈诚亲信，为其十三太保之一、‘干城社干将’，竟致一年三迁，红得发紫。试问当朝诸公，天理何在？”……
在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看来，郭汝瑰这位陈诚麾下的爱将、平步青云的“黄埔之花”绝对不可能会叛变。甚至于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大局日渐糜烂之时，蒋介石还特委任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中将总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再兼川南叙沪警备司令，负责沪州、宜宾、乐山、自贡、资中总计四个专区一市43县广大地区的防务。
然而蒋介石却不知道，其实郭汝瑰早就将国民党军参谋本部的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以及太原、武汉、陕甘等地区国民党兵力配备序列等最机密的作战计划交给任廉儒。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带领着四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师在宜宾率部起义，使驻成都国民党军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蒋介石的“川西决战”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 中央军委决定调郭汝瑰到新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
在军事学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回到重庆北碲定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郭汝瑰被确定为副兵团级干部离休。
此后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副会长、四川分会会长。1997年10月23 日，郭汝瑰不幸与世长辞。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曾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但由于他身上的历史问题导致很多人对他的向党之心产生了质疑。再加上负责与他联络的任廉儒当时执行特殊任务，不能公开身份，也不能公开做他的证明人，这就导致郭汝瑰重新入党之路格外的漫长。
直到1980年4 月，他73岁时才经中组部批准重新加入党组织，在彻底合眼前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宿愿，了却了一桩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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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永恒vs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