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6年的一个下午，蒋介石正在南京官邸翻阅军事报告。突然，一份空军战备情况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 空军实际飞机数量竟然只有305架！他记得很清楚，之前周至柔可是说过有上千架飞机。蒋介石立即让秘书去请周至柔过来问话。可当蒋介石准备下令彻查这8000万的巨额亏空时，周至柔却面露难色，小声劝阻道：＂委员长，这事还是别查了吧......＂蒋介石听到这话，不由得一愣。作为一位空军司令，为何不愿追查如此巨大的军费亏空？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空军建设的艰难起步

1910年的广州，孙中山正在为革命事业奔波。这一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信中详细记载了美国莱特兄弟制造飞机的成功。这封信让孙中山眼前一亮，他立即意识到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

1911年春，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同盟会分会时，特意将＂研制飞机、培养飞行员＂列为重要议题。当时有人不解地问：＂先生为何如此重视这些还在试验阶段的新玩意？＂孙中山举起手中的报纸说道：＂你们看，欧洲各国都在大力发展航空，将来的战争必定是立体战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在战场上的表现让世人震惊。这年秋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召开会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日本和美国同时开办航空学校。当时的经费十分紧张，很多同志都持反对意见。孙中山却说：＂与其花钱买几门大炮，不如培养几个飞行员！＂

经过多方筹措，1916年初，第一批留学生终于踏上了赴日本学习航空的征程。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奠基人的黄锜。当年冬天，黄锜在日本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飞行执照的飞行员。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深知发展空军的重要性，特意在军校内设立了航空队。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连个像样的机库都没有，飞机就停在露天场地上。每到下雨，学员们就得顶着大雨给飞机盖上油布。

1928年春天，南京中央军校航空队正式成立。这支队伍虽然只有十几架飞机，却是中国近代空军的重要源头。蒋介石对这支队伍寄予厚望，亲自为航空队题写了＂精研航空、发展国力＂八个大字。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这支年轻的空军首次与日军空中力量交锋。虽然实力悬殊，但中国飞行员表现出的勇气让蒋介石深受触动。战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之空战，足见航空之重要，此后当以空军为重点。＂

就这样，在前辈们艰苦创业的基础上，中国的空军建设逐步走上正轨。蒋介石更是在之后筹建了空军委员会，开启了中国空军发展的新篇章。

二、宋氏家族与空军建设

1934年初，国民政府大院内一场重要会议正在进行。蒋介石站在会议室的正中央，向与会者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成立空军委员会。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系列精心的政治布局。

当天下午，一份任命文件很快传遍了南京城：空军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副委员长则由宋子文出任，秘书长一职交给了宋美龄。这份人事安排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人说这是蒋介石任人唯亲，也有人说这是为了借助宋家在美国的影响力。

宋子文此时已经在财政部任职多年，对于军火采购有着丰富的经验。1920年代末期，他就曾经主持过多次军购谈判。美国当地的军火商都知道，要和中国做生意，必须先拜访这位＂宋先生＂。宋子文在美国的人脉网络十分广泛，从华尔街的银行家到五角大楼的将军，都与他有着密切往来。

而宋美龄的加入，则给空军委员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她不仅精通英文，还深谙外交礼仪。每当外国军事代表团来访，宋美龄总能以其独特的魅力打动对方。1935年春，美国柯蒂斯-莱特公司的代表来华谈判时，就因为宋美龄的周到接待，最终同意降低了飞机的售价。

空军委员会成立后，宋美龄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她要求所有飞行员必须掌握基本的英语，因为当时的飞机说明书都是英文的。她还派人翻译了大量的航空技术资料，编写成教材发给飞行学校。

1935年夏天，一场特殊的募捐活动在上海举行。宋美龄以＂为国防献一份力＂为口号，动员各界人士捐款购买飞机。这次活动得到了众多商界人士的响应，上海商会更是一次性认捐了十架战斗机的款项。

宋子文则负责与美国方面谈判购机事宜。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策略：将订单分散给多家飞机制造商，以此来降低采购成本。同时，他还通过在美国的关系网，打探各种军机的性能和价格信息，避免了被军火商坑蒙。

然而，宋氏兄妹的运作方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决策权过于集中，很多军事专家的建议往往无法得到采纳。例如，当时就有飞行员建议购买德国的战斗机，因为德国的战机性能更好，但这个建议最终被搁置了。

1936年底，空军委员会进行了一次内部改组。宋美龄开始将一些具体事务交给亲信处理，其中就包括了她的外甥女孔令伟。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为日后的军费亏空埋下了隐患。

三、飞机采购中的内幕交易

1935年深秋，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内，一场秘密会谈正在进行。美国柯蒂斯-莱特公司的代表威廉姆斯与孔令伟相对而坐。桌上摆着一份标价200万美元的采购合同，实际上这批飞机的市场价格仅为160万美元。多出的40万美元去向，成为了日后军费亏空案的重要线索之一。

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并不罕见。1936年初，又一家美国军火商登门拜访。这次他们带来了一份更大的订单：50架P-26战斗机。这种飞机在美军服役时表现平平，但军火商却向中国方面推销时却声称其性能优异。更令人玩味的是，这批飞机的报价比美军采购价高出近30%。

军火商们很快发现了与中国做生意的诀窍：只要给予一定比例的回扣，订单就能顺利拿下。这些回扣通常以＂技术咨询费＂或＂服务费＂的名义，转入设在香港或巴拿马的离岸账户。据统计，仅1935年至1936年间，此类＂额外费用＂就高达数百万美元。

不仅是价格上的猫腻，军火商们还在飞机性能上做文章。1936年春，中国空军订购的一批轰炸机到货后，飞行员们发现这些飞机的最大航程比合同约定少了近200公里。军火商解释说这是＂技术改进＂的结果，但实际上是偷工减料所致。

孔令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宋美龄的亲信，她负责与军火商的具体接触。每份合同经她手，都会被加上一笔＂手续费＂。这些费用最终都转嫁到了采购价格中，导致中国付出了远超实际价值的代价。

1936年夏天，一位美国记者在调查军火交易时意外发现，有些已经被美军淘汰的旧式飞机，经过简单翻新后就高价卖给了中国。这些飞机不仅性能落后，而且存在安全隐患。但由于负责验收的人员收受了好处，这些问题都被掩盖了过去。

更令人震惊的是＂替换零件＂的骗局。军火商会故意在交付飞机时少配一些关键零件，然后以＂技术升级＂为由，高价出售这些本应包含在原价中的配件。一个价值不过千元的螺旋桨，经过层层加价后可能要卖到上万元。

到1936年底，这种不正当交易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链。从军火商到中间人，从采购人员到验收人员，每个环节都分得一杯羹。正是这些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让军费亏空案的追查变得异常棘手。

就在蒋介石准备展开调查时，周至柔的那句＂还是别查了吧＂，道出了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些看似简单的军火采购背后，实际上牵扯到了太多的人和事。

四、空军的虚报与亏空

1936年11月，南京军事委员会档案室内，一份关于空军实际飞机数量的统计报告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份报告显示，当时空军的实际飞机数量仅为305架，而不是此前周至柔向蒋介石汇报的一千多架。这个巨大的差距背后，隐藏着一个系统性的虚报工程。

这种虚报并非一日之寒。早在1934年，空军就开始了＂重复登记＂的做法。一架飞机在杭州机场服役，会被记录在案；当它转移到南京机场时，又会被重新登记一次。这样一来，同一架飞机就在账面上变成了两架。

更为严重的是＂幽灵飞机＂现象。有些已经报废的飞机仍然被保留在账册上，甚至还定期领取维修费用。据后来的调查显示，仅1935年一年，这种＂幽灵飞机＂就造成了近百万元的维修费用流失。

1936年初，空军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有人提出要清理这些虚假账目。但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了多方阻力。因为这些虚报数字背后，牵扯到大量的经费问题。每一架＂纸面上的飞机＂都对应着相应的油料费、维修费和人员费用。

在南京郊外的一个机库里，检查人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很多登记在册的＂备用发动机＂实际上只是空壳，内部的零件早已被盗卖。但在账面上，这些发动机不仅完好无损，还定期领取着维护费用。

空军的油料供应也是一个重灾区。1935年秋天，杭州机场的一次突击检查发现，实际使用的航空油料只有账面数字的60%。剩下的40%去向不明，但每个月的油料费用却都按100%报销。这些＂消失＂的油料，最终都流入了黑市。

飞行员的培训经费同样存在问题。账面上显示有500名学员在接受培训，但实际到场的往往不到300人。多出来的200个名额所对应的伙食费、服装费和训练费，都成了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工具。

1936年夏天，一位退役的空军军需官在给蒋介石的匿名信中揭露：某些高级军官会定期组织＂账目平衡会＂，商议如何做假账来掩盖亏空。这些会议通常在私人会所举行，每次都要花费巨额的＂招待费＂。

更令人震惊的是＂零件置换＂骗局。一些军需官员会将新零件卖出，然后用老旧零件替换。由于飞机维修记录做得很粗糙，这种调包行为很难被发现。一个价值数万元的新发动机，可能已经被替换成了只值几千元的旧货。

到1936年底，这种虚报和亏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从基层的库管员到高级军官，每个环节都有人分享这些非法所得。正是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让周至柔不得不对蒋介石说出那句＂别查了＂的话。

五、案件调查的终结

1937年1月，南京军事法庭内气氛肃穆。一份长达200余页的调查报告摆在桌上，这是专案组历时三个月的调查成果。报告揭露了空军系统内部长达三年的贪污案，涉案金额高达三千余万元，涉及人员近百人。

专案组最初是由戴笠亲自带队，从1936年10月开始秘密调查。调查人员首先查封了空军委员会的全部账册，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隔离审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基层军需官员开始交代问题。

第一个突破口来自杭州机场的一名库管员。他交代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机场的油料仓库每月都会收到一批＂特殊货物＂，这些货物虽然登记为航空燃油，实际却是普通柴油。价格差额则被层层瓜分。仅这一项，每年就造成了数十万元的损失。

随后，调查范围扩大到了飞机采购领域。专案组通过美国驻华使馆的协助，获取了多家军火商的原始报价单。通过比对发现，几乎每一笔交易都存在价格虚高的问题。最夸张的一次，一架教练机的实际成本只有3万美元，却以8万美元的价格售给了中国空军。

在审讯中，一位负责采购的军官道出了其中的秘密：每笔交易都会有一个＂价格协调会＂，军火商、中间人和采购人员会商定一个虚高的价格，然后按比例分成。这些回扣通常会通过香港的银行转账，再由专人将现金送到指定地点。

1937年2月，调查进入关键阶段。专案组查获了一份密码本，破译出了大量加密电报。这些电报记录了军火商与中方人员的秘密往来，其中不乏一些高层人物的名字。正是在这个时候，周至柔向蒋介石提出了＂别查了＂的建议。

但调查并未就此停止。专案组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在上海和香港，有多家空壳公司专门负责转移这些非法所得。这些公司表面上经营进出口贸易，实际是洗钱的工具。通过这些公司，贪污所得被转换成了各种合法资产。

3月份，案件出现了新的转折。一位军火商的遗孀向调查组提供了一批关键证据：她丈夫生前保存的账本详细记录了行贿对象和金额。这些记录显示，行贿网络已经渗透到了空军系统的各个层级。

然而，就在调查即将突破更高层级时，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威胁加剧，军队的稳定成为了首要考虑因素。4月初，专案组收到了一份命令，要求暂停调查，所有材料封存。

1937年5月，对此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几名中低层军官被判处徒刑，一些基层人员被除职查办。但更多的涉案人员，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都未受到任何处分。这份长达200页的调查报告，最终被锁进了档案室的铁柜，渐渐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