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军区五名干部遇袭牺牲，毛主席：把骑兵连连长、指导员枪毙

1947年春天，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的柴胡栏子村，一个寻常的清晨被打破了平静。这个仅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在那个特殊的早晨，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当地村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 代表团的干部们在院子里焚烧文件时的焦急，警卫员们在屋顶阵地上的最后时刻，以及村口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呐喊。多年后，人们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占地一万五千平方米的烈士陵园，二十二座庄严的墓碑默默诉说着当年那场惨烈的遭遇战。然而，这场战斗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为何一支荷枪实弹的骑兵连会在关键时刻选择避战？最终，又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亲自下令处决骑兵连的指挥官？

一、地理与历史背景

热河省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政区域，其地理位置横跨今天的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这片区域的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沿着燕山山脉延伸，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屏障。1947年时期的热河省，北接内蒙古草原，南连华北平原，东临辽宁，西靠察哈尔，是军事战略要地。

省会承德市坐落在热河省中部，这座清代皇家避暑山庄所在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赤峰市则位于热河省北部，是连接内蒙古与关内的交通枢纽。当时的赤峰市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部与国民党第九十三军驻地相邻，西部则与解放区接壤。

1946年底，随着国民党军队相继占领张家口和承德，原本完整的晋察冀军区被分割成数个部分。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对军事区划进行调整。在聂荣臻元帅的建议下，原冀热察和冀热辽两个二级军区合并组建成冀察热辽军区。这次军区整编不仅涉及军事指挥体系的重组，还包括政治、后勤等多个系统的调整。

新组建的冀察热辽军区下辖十四个军分区，总兵力达到十余万人。军区司令员由萧克担任，程子华出任政治委员。这支力量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东北的战略部署，为东北民主联军提供战略支援和后勤保障。

在军区整编期间，热河省内的形势十分复杂。除了正规的国民党军队外，还活跃着多支土匪武装。这些土匪有的是由原伪军改编，有的是地主武装，还有的是国民党特别招募的＂政治土匪＂。他们往往利用山区地形优势，在国民党和解放区之间的地带活动，给解放区的军政工作带来严重威胁。

1947年4月，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冀察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序列。这一重大调整需要军区各部门进行细致的交接工作，也因此催生了在林西县召开的那次重要会议。然而，就在军区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的关键时刻，柴胡栏子村发生了那场震惊全军的突袭事件。

二、代表团会议始末

1947年4月2日，林西县城内一片忙碌景象。来自冀察热辽军区各地的代表陆续抵达，准备参加这次军区重要会议。县城内最大的礼堂被临时改造成会议场所，周边的几处院落则被用作代表团驻地。

此次会议规模空前，共有来自十个地区的代表团参加，总人数超过两百人。其中，冀东区代表团是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之一，由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燕带队，成员包括地委宣传部长冀光、第十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胡里光等多位师级干部，连同警卫员和通讯员在内共计七十二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后的具体工作安排。首要任务是理顺原冀热察和冀热辽两个军区的指挥关系，将分散的军事力量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其次是协调各地区之间的物资调配，确保军需物资能够及时运往东北前线。

会议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各代表团汇报工作，重点介绍各自辖区的军事部署和后勤保障情况。第二阶段是研究整编方案，确定各部队的番号调整和指挥关系变更。第三阶段则是讨论具体实施细节，包括人员调动、物资运输等实际问题。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专门讨论了应对土匪骚扰的问题。当时，热河省境内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特别是在赤峰市东部地区，经常有土匪袭扰我军运输线的情况发生。为此，会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护送方案，要求各部队转移时必须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护卫。

经过四十多天的紧张工作，会议于5月14日圆满结束。各项议题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整编方案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按照会议决定，各代表团需要立即返回驻地，开始落实相关工作。

考虑到冀东区代表团人数较多，且返程路线要经过某些治安不稳地区，军区专门从第二十二军调派了一个骑兵连负责护送。这支骑兵连有七十多人，全部配备了精良武器，机动能力很强，完全有能力应对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

5月15日清晨，冀东区代表团和护送骑兵连一起启程。队伍从林西县出发，计划先向东南方向行进，途经赤西县后再转向东进入冀东地区。代表团的车辆和骑兵连的战马组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缓缓驶出林西县城。

然而，就在这支队伍行进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在赤西县境内的柴胡栏子村附近停下来休整。这个看似平常的决定，却引发了一场震惊全军的悲剧。

三、柴胡栏子之变

5月21日傍晚，代表团一行抵达柴胡栏子村。这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位于一处山谷中，周围都是连绵的山丘，只有一条土路通向外界。村中最大的院落被选作代表团的休息地点，这处院落有三间正房和两处厢房，院墙高大坚固，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按照正常部署，骑兵连应该在村外设置警戒哨位，并派出巡逻队伍掌握周边动向。然而，骑兵连连长却让大部分战士和马匹都留在了村外的空地上休息，只派了少量人员在村口站岗。这种松懈的警戒部署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隐患。

当晚深夜，一支约三百人的土匪武装悄然向柴胡栏子村逼近。这支土匪是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专门培训的＂政治土匪＂，他们不仅装备精良，还经过专门训练。土匪头目早已得到密报，知道代表团会经过这里，因此精心设计了这次伏击行动。

土匪分成三路：第一路约一百人负责切断村口的退路，第二路约一百五十人包围代表团所在的院落，第三路五十人则专门对付骑兵连。土匪们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占据了村外的有利地形。

5月22日凌晨四点左右，代表团警卫员发现了异常情况，立即向苏林燕等领导报告。就在这时，土匪突然发动了进攻。密集的枪声打破了村子的宁静，第一轮射击就造成了警卫员的伤亡。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代表团的警卫员迅速组织防御。他们利用院内的地形优势，在正房屋顶和院墙上设立了射击点，与来犯之敌展开激烈交火。苏林燕等领导干部立即组织人员销毁重要文件，同时指挥战斗。

危急时刻，警卫员刘德山冒着枪林弹雨跑到村外，试图联系骑兵连请求支援。然而，骑兵连连长却以＂敌情不明＂为由，命令部队后撤，实际上是避开了战斗。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代表团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战斗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在弹药即将耗尽的情况下，苏林燕等人决定组织突围。他们集中剩余的火力，由警卫员掩护，试图从院落西侧突围。然而，由于敌人火力太猛，突围未能成功。最终，包括苏林燕、王平民、冀光、胡里光、王克如在内的五名师级干部和多名警卫员壮烈牺牲。

天亮后，土匪迅速撤离。当地群众冒着危险赶来救援时，院内的情景令人震惊：烧焦的文件散落在院子里，弹痕遍布墙壁，英勇的革命者们倒在了各自的战斗岗位上。而在村外，骑兵连已经撤退到了十余里之外的山沟里。这个村子，就这样见证了一场令人痛心的突袭事件。

四、军事法庭审判

柴胡栏子事件发生后，消息迅速传到了军区司令部。萧克司令员和程子华政委立即组织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专门调查组，彻查这起重大事件。调查组由军区政治部主任亲自带队，成员包括军事、政法、纪检等部门的骨干力量。

调查工作分为三个方向同时展开。第一个方向是对现场进行勘查，收集弹壳、文件残片等物证。第二个方向是走访幸存人员和当地群众，了解事发经过。第三个方向则是追查骑兵连的撤退路线，核实他们的行动轨迹。

通过详细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逐渐清晰。首先，从现场遗留的弹壳来看，土匪使用的是统一配发的武器，说明这是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其次，根据村民证词，土匪在行动时使用了军事化的战术配合，显示出专业训练的痕迹。最关键的是，骑兵连的撤退路线显示，他们在战斗发生时确实有充足的时间组织营救。

6月1日，军区在承德召开军事法庭，对骑兵连的指挥员进行审判。被告席上坐着骑兵连连长张守义和指导员李明远。公诉人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现场照片、幸存者证词、战术分析图等，详细论证了骑兵连临阵脱逃的事实。

根据法庭调查，骑兵连当时拥有七十多名战士，全部配备精良武器，其中包括轻机枪六挺、冲锋枪十二支。以这样的火力配置，完全有能力对土匪形成有效打击。但连长张守义在接到警卫员求援后，不但没有组织营救，反而下令全连后撤，导致代表团陷入绝境。

更为严重的是，调查发现张守义在事发前就有suspicious行为。他在选择宿营地时故意将骑兵连主力安置在远离代表团的位置，削弱了防卫力量。而且，他没有按照规定派出巡逻队伍，使得土匪得以悄无声息地靠近村庄。

指导员李明远作为连队的政治负责人，在张守义下达撤退命令时不但没有阻止，反而积极配合，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作为共产党员，本应在关键时刻坚持原则，维护纪律，但却做出了与职责相悖的选择。

法庭审理持续了整整三天。期间，军区首长多次向中央军委汇报案情。毛主席在了解详细情况后，亲自批示：＂把骑兵连连长、指导员枪毙。＂这个处理决定体现了党中央对军队纪律的严格要求。

6月5日，军事法庭当庭宣判：张守义、李明远犯有战场临阵脱逃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参与撤退的连队骨干分别受到降职、降级等处分。这个判决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一堂生动的军纪教育课。

法庭还对柴胡栏子村的群众进行了慰问，对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村民进行表彰。军区决定在村中建立纪念碑，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教训。

五、事件影响及后续

柴胡栏子事件在全军引起了强烈震动，军区随即在各部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军纪整顿活动。这次整顿活动持续三个月，重点针对部队中存在的纪律松懈问题进行整改。

首先，军区在所有部队中开展了以柴胡栏子事件为反面教材的教育活动。各级指挥员被要求学习事件的详细经过，分析其中暴露出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护送任务中的纪律要求，军区专门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护送部队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军区对所有担任护送任务的部队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指挥员的政治素质、部队的战斗力水平、后勤保障能力等各个方面。检查发现，有些部队在执行护送任务时确实存在松懈现象，军区随即进行了严肃处理。

1947年7月，军区在承德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加强部队的战斗作风。会议决定在全军推行＂四个必须＂制度：必须严格执行首长命令、必须确保护送对象安全、必须坚持战场纪律、必须勇于担当责任。这个制度后来被证明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军区还加强了对敌情研究工作。通过对柴胡栏子事件中土匪的作战方式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所谓的土匪实际上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武装。为此，军区专门成立了反特情报组，负责收集和分析敌特活动情报。

在战术层面，军区总结了这次事件的教训，改进了部队的行军和宿营制度。新的制度规定，部队在野外宿营时必须选择便于防守的地形，必须派出足够的警戒力量，必须保持通讯畅通。这些具体措施有效提高了部队的安全系数。

1947年8月，军区在柴胡栏子村建立了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牺牲的二十三位同志的名字，其中包括五名师级干部。每年清明节，当地群众都会自发前来祭扫，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

为了表彰在事件中表现突出的群众，军区还专门给柴胡栏子村颁发了＂革命村＂的称号。村民王大贵因为冒着生命危险通知附近部队，被授予＂革命群众＂称号。此外，军区还拨款帮助村里修建了学校和医务室，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

柴胡栏子事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后期。1948年底，当我军开始准备渡江战役时，军委在制定护送保障方案时，专门提到要吸取柴胡栏子事件的教训，确保指挥系统的安全。这个教训为后来我军建立严格的护送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9年后，柴胡栏子事件被编入军队院校的教材，成为一个经典的案例。通过这个案例，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干部深刻认识到了军队纪律的重要性。军事科学院还专门派人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详细的研究报告，为军队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