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号，这一天，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就在同年的8月下旬，他就被特批保外就医，安排在北京东郊居住，给他安排的是六楼的一套两居室。

这时候的陈伯达，早已不是曾经那个风光无限的大人物了，反倒是一个让人避之不及的人，就连亲属对他也是避之不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扬为何会顶着压力，主动要求和陈伯达会晤呢？俩人那四个多小时又谈论了什么内容呢？

这篇文章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叶永烈著的《陈伯达传》。

陈伯达出狱后，虽然很多人都以为他还在监狱里服刑，但仍有少部分人知晓他住在东郊，这些人想采访陈伯达，都被回拒了。唯独叶永烈，获得了陈伯达的信任，成了这个老夫子晚年唯一的访问者。

也正是在同叶永烈的访问中，我们才得知，他出狱之后和周扬还有这么一场短暂的会晤。

“周扬”这个名字，或许不少读者会有些许陌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艺界，周扬的地位那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名噪一时。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周扬复出工作，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职务。

1986年的11月，当陈伯达站在特别法庭被告席上的时候，周扬此时在文学界是泰斗一般的存在。两个曾经不相伯仲的笔杆子，如今的社会地位可谓是天差地别，要知道，从职务上来说，陈伯达可以说是周扬的领导。

1981年，当陈伯达保外就医走出监狱的时候，周扬从相关部门那里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近况，心里也升起要和他会晤的想法。要知道，就当时的环境来看，周扬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

那么，周扬为何突然关心起陈伯达呢？

在周扬看来，即便陈伯达过去犯过错误，但是他现在已经有了悔改的心，而且他确实有才，就值得去关心。

当陈伯达得知周扬要和自己见面的消息之后，这个老夫子心里是高兴的，虽然两人过去没啥太多的接触，但是自打自己出狱之后，旁人对自己都是避之不及。此时，周扬却主动要求和自己见面聊天，而且周扬当时的级别很高，这当然让陈伯达也有些感动，自然也就应允下来了。

具体是在哪一天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是傍晚的18：20分，一辆小汽车来到陈家楼下，原来是公安部派人来接陈伯达去周家。

陈晓农，是陈伯达的儿子，他原本是在石家庄工作的，父亲出狱后，他就被调到了北京，带着妻儿一起来北京照顾着陈伯达的晚年。这一天，陈晓农原本也是想陪同父亲一起去的，但被告知不行，他就只能在家等着。

原本想着这两个老人也就谈个一两小时就结束了，哪知道父亲这一去就是四个多小时，一直到了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半了才回到家。

由于昨晚睡得有些晚，第二天早上，陈伯达起床比平时稍晚了一些，简单的洗漱之后，陈伯达叫来陈晓农，同儿子聊起了昨晚见面的过程。陈晓农也知晓这两个老人阔别16年之后的会晤，是一次重要的事情，于是他赶紧找来纸和笔，要记录下来。

周扬：“你倘若不是因为担任那么高的职位，境遇也不会那般了”。

说到此处，周扬还引用了《红楼梦》里面的这句话——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末了，他还感慨，陈伯达当时没有做到及时退身。

对此，陈伯达是这样回复的：“实际上并不由得自己......”。

这倒是实话，事实上，当时让陈伯达担任组长，他是连着推辞了三次，至于后来他的名字排在第四位这个事，也是由不得他自己的。那时候的陈伯达，在全国的地位排在第四个，也是他最为高光的一段仕途生涯。

六十年代的时候，周扬遭到了批判，被送去了监狱，他说：“我被关起来之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也听不到你的名字，我就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

陈伯达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的名字每天都会出现在“两报一刊”和广播上面，1970年8月，他从庐山下来之后，就走到了仕途的终点，他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消失匿迹了。人们也不知道这个老夫子去了哪里，是死是活，直到1980年11月，他站在被告席上，人们这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老夫子还活着。

谈到这段牢狱生涯，陈伯达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他说自己刚进监狱的时候，待遇不是很好，但是后来不久，待遇就变好了很多，他自己认为，是自己在进去的时候大呼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的原因。

他口中的那件好事，是在1948年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阜平轰炸，伟人当时就在阜平，敌人的飞机获得情报以后，特意寻着过来的。一大早，陈伯达就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他赶紧跑去伟人的住处，大喊飞机来了。那时候，敌人的飞机也快飞到了头上，等大家伙刚跑出院子，一颗炸弹就投了下来，正好落在院子当中。

倘若晚了一步，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这件事，陈伯达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直到自己看到秦城监狱大门的时候，他这才高呼自己当年在阜平做过的好事。

听到陈伯达聊起这段往事，周扬说：“那时候我也在阜平，听说那次很危险，但我不知道是因为你的缘故”。

关于自己为何会进监狱的缘故，陈伯达自己觉得，主要是以为和江青发生了冲突，

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陈伯达把给自己给别人的题字，和送给别人的书法作品都要了回去，对此，周扬询问，是不是担心受别人的连累。

陈伯达回复，这倒不至于，他坦言自己实际上也是随时都有可能倒下的，也担心因此连累到别人。

周扬笑着说：“可是我这里还有一幅你当年的题字，怎么没有收回呢？”

闻听此言，陈伯达也是说得很直白：“漏掉的也有，我跟你不熟嘛，不记得你是哪里的，自然也就漏掉了”。

这倒是实话，两人确实是不熟悉，即使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但是忙于工作的两个人，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

聊完往事之后，话锋一转，周扬询问起陈伯达的近况：“最近你写了什么文章？”

“主要是写一写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和文艺有关的文章”，陈伯达顿了顿，询问道：“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我没有看到”，周扬回复。

“那我可以同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给你看”，说完这话，陈伯达表明了自己的一个态度，他想在自己刑满之后，能在周扬领导的文联工作，哪怕搞搞材料方面的工作也行。至于为何他想让周扬看自己的文章，原因在他自己的话里面了。

“进你们文联的大门，也是需要一些东西的，我这几篇关于文艺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点小成绩吧”

周扬是这么回复的：“到时候再说吧”。

这个事他确实是做不了主的，1988年10月17号，这一天是陈伯达刑满的日子，这一天他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刑满仪式也就在病房里简单的举行了。恢复自由身之后，也给他安排了工作，在北京文史馆。

文人之间的聊天，到最后总会扯到读书这方面。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呢？”

周扬回复：“有时候看一些文学史方面的书”，说话的时候，他还指着客厅上摆放的书籍，顺着他手的方向，陈伯达看到桌子上摆放的有不少是外国文学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史很熟悉，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表示没有读过，并且对“巴纳耶娃”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他让一旁的秘书记下来书名。

陈伯达进一步介绍着：“这本书很值得读”，他介绍作者对俄国19世纪的文学界很熟悉，通过这本书能了解俄国19世纪文学家的不少事情。

谈到后面，周扬说自己的最近的工作重心，基本上扑在了自己即将出版的文集上面去了，得知这个消息，陈伯达询问出版之后可否送给他一本。

周扬回复：“可以。”

两个老人之间四个小时的谈话，自然不会只有这些简短的内容，可惜，当时陈晓农不能去现场，只是父亲回来之后，第二天同自己聊起这事，他这才记录了部分谈话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