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身在北京的毛泽东收到了家乡亲友捎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毛三哥，你还记得少年时和你一起玩耍的张一哥和张四哥吗？”
怎么会不记得呢，看到这封信，儿时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毛泽东眼前。
张一哥和张四哥是兄弟，他们和毛泽东都生在韶山冲，长在韶山冲，都是毛泽东儿时的玩伴。尤其是张一哥与主席渊源更深，他大名叫做张有成，毛泽东救过他，他也救过毛泽东。
少年时候的毛泽东，个子长得比一般同龄的孩子都要高大，常爱和比他年龄大的孩子玩，成了“孩子王”。张有成比毛泽东大七岁，便常是“孩子王”的“兵”，是一对十分相好的朋友。毛泽东从小对水就有股天生的爱好，他家门前的池塘，是他常游泳的地方。有一次，毛泽东带着一群少年朋友，在韶山溪里打水仗，张有成因打水仗嬉戏忘了形，滑进了深水里。张有成不善游泳，进了深水，就像秤砣直往下沉。
说时迟，那时快，毛泽东看到这一情形，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从下面托起张有成往岸边推，其他细伢子连忙将他抬上岸，将他伏在牛背上，使肚里的水流出来，终于救活了张有成。
张有成为人厚道，善言谈，有胆识。长大后从事木匠营生，手艺高超，尤其善做雕花木床，十里八乡都知道“张木匠”。
毛泽东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后，张有成留在家乡谋生，他们之间的交集逐渐减少。大革命后，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受到土豪劣绅的仇视，成为反动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们到处搜捕毛泽东，韶山已不安全，毛泽东打算到湘乡去。但是敌人得到消息，派出团丁跟在后面紧追。眼看追兵越来越近，他们的声音和脚步声已隐约可闻。恰好，毛泽东看到了路边熟悉的房子，那是张一哥的家。虽然多年不见，可对张有成的了解让他确信，张一哥是个可以信任的人，他一定会帮忙。
张有成和毛泽东两位儿时玩伴，就在这样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遇见了。虽然多年未见毛泽东，但小木匠张有成却时常听到他的消息，据说他参加了革命，成了“大人物”，也听说地主团练们恨他入骨，时时在搜捕他。
来不及寒暄，毛泽东急迫的神情已经让张有成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二话不说，赶忙把毛泽东藏在了自己木匠棚角落里。
很快团丁们就来了，他们手持刀枪，恶狠狠地问张有成：“有没有看见一个穿蓝长衫、蓄西式头的人？”
张有成冷静地回答：“看见了，他从山埂上往湘乡那边跑了。”
团丁问：“你怎么不抓住他？”
张有成说：“那人是个教书先生，我干嘛要抓他？”
团丁说：“他不是教书先生，他是共产党！”
张有成故作吃惊地回答：“他额头上没写字，我怎么晓得他是共产党呢？”
毛泽东的打扮，确实和常见的教书先生一般无二，张有成这番回答没有一丝破绽。他虽然没受过训练，但表情泰然自若，沉着冷静，就如训练有素的地下党一样。
从之后张有成留下的照片来看，他的面相很淳朴，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团丁们不会想到一个乡下小木匠会是毛泽东旧相识，在刀枪之下又表现得如此冷静，所以也没起丝毫疑心，只得骂骂咧咧走了，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此时正藏身于张有成的木匠棚里。
毛泽东暂时脱险了，但张有成并不放心。此去到湘乡还有民团的哨卡，考虑到路上的安危，他又特地找来一顶轿子，让毛泽东坐在轿子里，盖上被子，装成伤寒病人，自己亲自领路，口称送去求医。
这一招非常具有想象力，伤寒是传染病，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非常麻烦。大多数人听到伤寒就畏之如虎，根本不敢接近，生怕被传染。守卡的敌兵听说是伤寒病人，要送到县城去求医，怕把病传染给自己，哪里还敢查看。再加上张有成是小有名气的木匠，许多团丁都认识他，更不怀疑，连忙挥手叫抬走。
直到骗过哨卡，到了安全地段后，张有成这才让毛泽东上路。即将离别，他又做了件事，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将里面包着五块大洋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见状，不肯收下。他知道，一个农民家，五块大洋意味着是全家的生命钱。张有成是个急性子人，见毛泽东不肯收，不知说什么好，硬以求人的口气说道：“润之先生，出门在外，人是英雄钱是胆，我们兄弟间莫要讲客气，也莫嫌少，是我的心意，留着它，你在路上一定会用得着的。”说罢硬将钱塞进毛泽东的口袋里，毛泽东又从口袋里掏出来，来来往往，搞了好几个回合。毛泽东最终未拗过张有成，将钱收下了。
就是这五块大洋，后来又派上了大用处。毛泽东离开韶山途径浏阳张家坊时，被反动民团抓住了，两个团丁奉命将他押到民团总部。在途中，毛泽东一路上对他们进行宣传，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这两个团丁也是穷人出身，加上毛泽东又将身上的五块大洋给了他们，他们终于放了毛泽东。
事后，张有成才知道，这些团丁是湘潭县团防局局长成胥生奉湖南军阀赵桓锡之名派出的，他们要抓毛润之，并且就地正法。真是好险，张有成心中暗自为毛泽东后怕，此后他从没对别人提及过此事，他与毛泽东一别就是20年，两人再未有机会见面，直到1951年9月4日。
那是令张有成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清晨，门口的老桑树上喜鹊喳喳叫个不停，张家来了客人，湘潭县人民政府的干部带来了北京来的两位同志，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口信，前来接张有成前往北京参加国庆庆典。
张有成以为自己听错了，建国后许多乡亲都想去北京看一眼，到天安门照张相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甚至有不少人托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给主席写信提出这个愿望。对于这些要求，毛主席一概都拒绝了。乡亲们也能理解主席，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家还很紧张，毛主席自己都是省吃俭用，更不能用国家的钱来招待乡亲们。
所以，张有成根本没想过能去北京，当来访的同志告诉他，这次除了接他以外，还有毛宇居和文梅清，他这才确信无疑。
毛宇居是毛泽东没有出五服的堂兄，比毛泽东年长十几岁，1906年秋，毛泽东在毛宇居门下读过私塾。毛宇居认为这位堂弟是不凡之材，给了毛泽东以丰富的知识营养。他还保存了毛泽东的《祭母文》等极其珍贵的文物，并将其归还给国家有关部门。毛宇居在村里威望很高，如果说要邀请一位乡亲代表去北京，老爷子无疑是最有资格的。
文梅清是毛泽东表兄。毛泽东二岁时，其母亲就将他寄养在外婆家，全靠表兄表姐带着他玩。并由表兄带入学校，坐下来听八舅讲课。毛泽东后来回乡搞农民运动，文梅清是积极支持者。在革命的峥嵘岁月中，毛泽东许多亲人都牺牲了，包括弟弟毛泽覃、毛泽民，妹妹毛泽建等。文家的表兄已是他不多的亲人，此次接文梅清进京，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大家也都很奇怪，张有成既不是主席亲戚，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个农村小木匠，为啥这次偏偏还要把他捎上呢？
这其中的答案，只有张有成自己知道，不过他也不是十分确定。5月份，他曾试着托人带去了一封信，但只是向主席问好，里面并没提到想去北京，难道主席这么快就有了回应吗。
9月18日，张有成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上路了，他们一行从湘潭出发，坐火车到武汉转车后，于23日到达北京。毛泽东听说乡亲们到了北京，很兴奋，当天晚上就赶到招待所看望大家。
当门口一阵车笛鸣过后，大家知道是主席来了。三位乡亲不约而同站起来奔出门外，用浓重的韶山口音喊着“润之”。
毛泽东“啊”了一声，快步向前一一握过乡亲们的手说道：“一路上辛苦了。”
当毛泽东握着张有成手时，他问道：“润之，还认得我吗？”
“认得，认得。哪一个不认得张一哥。”
毛泽东看着张有成饱经风霜的脸，不由得感叹道：“韶山一别，不觉20多年了，你显老了！”
毛泽东说后，转身对随从秘书说：“这些老人对革命都有贡献，要好好招待他们，来一趟不容易，要陪他们到处走一走，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所用之费，记在我的账上。”
转过头又对乡亲们说：“来了就宽住些时日，辛苦了一生，现在解放了，就好好享享福嘛。”
“润之，是享您的福呀！不是您救了我的命，早就不在人间了，多亏您啊！”张有成说出了肺腑之言。
“莫这样子讲，当时也是你的命大。再说，那个年代也多亏你张一哥呀，你冒着全家性命救我，不是你的银元帮了大忙，那一劫我就难逃呀！”
毛泽东和乡亲们谈得非常投机。随后，三位乡亲在北京游玩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在百忙中，先后来看望了他们8次，一起吃了6餐饭。
国庆那天，三位乡亲购胸前挂着红飘签，以革命老人身份，同英雄模范、外国嘉宾一道，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这些从韶山冲出来的“乡巴佬”，真的见了大世面。
国庆后的一餐饭，是毛泽东在中南海含和堂设宴款待的。吃饭前，他和三位乡亲在含和堂门外合影留念。进屋后，毛泽东将子女们叫到身边，向乡亲们一一作了介绍，叮嘱三个孩子喊三位乡亲为“伯父”。宴后，四位老人从儿时往事到家乡近况，从天南海北到家中的柴米油盐，无所不叙，无话不扯。
乡亲们告别那一天，毛泽东给大家准备了几件礼物，包括：一顶皮帽、一双皮鞋、一件呢子大衣。
毛泽东有自己不收礼的规矩。黄炎培曾给他带过一罐龙井茶，主席得知后退了回去。哪怕是乡亲们送来的地方土特产，他要么是退回，不便退回的就算清价钱，分文不少地把钱寄去。就算不得不接受的外交上礼节性的馈赠，他也是一律交公，专门陈列起来。
给乡亲们这些礼物，都是用他自己的钱购置的，礼物谈不上多贵重，却都很贴心。如果大家了解过主席赠送礼物的习惯会发现，他对这件事是非常上心的，对象不同，总会精挑细选最合适的礼物。
比如他赠送恩师李漱清、罗元鲲等人的，是自己的诗选，与文化人相得益彰。再如他在1961年10月会见黑田寿男等24位日本客人时，书写了一首鲁迅诗作相赠，并对日本朋友说：“这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年代写的。”
这首诗本是1934年5月30日鲁迅书赠日本友人新居格的，时隔几十年后，毛泽东赠鲁迅的诗给日本朋友，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意义。
送给张有成他们的礼物，就实用多了，主席很清楚，这些礼物更适合乡亲们。
在北京，毛泽东和张有成聊天最多，因为他很清楚张有成的性格，这位张四哥还和以前一样，性格直爽，憎恶分明，就像当年怼团丁“他额头上又没写字，我怎么晓得他是共产党呀！”
张有成读书不多，不会说场面话和漂亮话，一直都是有啥说啥，毛泽东通过和他聊天，能了解到许多农村的真实情况，哪里和以前不一样了，哪里做得还不够好，这些都是他关心的。
所以，临走前毛泽东又交给了张有成一个“秘密任务”，他叮嘱道：“你每年要给我写几封信，不写别的事，就写家中事、村里事、高兴的事和恼火的事。”
显而易见，主席不希望只听到好消息，他更希望知道一些平时难以了解到的农村小事，通过村里的一些家常事，就能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张有成性格直爽，不懂拍马，敢说敢言，通过他来了解这些是很合适的。
张有成记住了主席的嘱托，回到韶山后，他收集群众的各种意见，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乡间情况。
毛主席也很认真地对待这些信件，这是他了解农村很好的窗口，对群众的困难和意见，他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妥善处理。
不过，对来信中的一些信息，他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比如1952年夏，韶山大坪一带出现粮缺猪贱的情况，乡政府为节约粮食，提出禁酒。张有成好酒，对禁酒感到不满，便在信中倾吐自己的心里话。
对于地方上偶尔出现的缺粮情况，毛泽东也有所了解，张有成的来信让他了解到粮食问题影响到了大家的生活。
毛泽东知道困难是暂时的，应当很快就能缓解。可张一哥的抱怨又不能不回应，作为主席，他更不可能特批张有成开酒禁。思来想去，7月7日，毛泽东提笔给张有成回了这样一封信：
有成兄：
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
此复，顺问
安好!
这封回信很有特点，都说文如其人，毛泽东的的书信恰如其人，很能表现出他的特点。收读并回复信件，是毛泽东的一项日常工作。
对于大政方针、国家形势这类书信，毛泽东多运用浅文言体，比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他曾一天写七封信，根据对象不同，运用不同的辞藻，
如写给易礼容的一封信，他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显要人士，当时不过是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
此番去信不仅是接续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
而在给宋子文的信中，他是这么写的：“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宋子文是富家公子，又曾经留美，这样的辞藻气势，与他身份相符，读来令他颇为受用。
在落款的称谓上，毛泽东也非常讲究，比如他在给易礼容的信中，署名为“杨子任”。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结为伉俪时曾用的笔名，易礼容是他们的故人，一看就知道，而且这样落款，别人并不清楚，还能达到为对方免祸起见的目的。
而他称呼师长、民主人士、著名作家学者，又非常谦虚，如“谢老”、“鼎铭老先生左右”、“宇澄先生夫子道席”、“雁冰兄”、“十力先生”等。对党内人士，他通称“同志”。
而对张有成的称呼是“有成兄”，这是他在青年时代称呼兄长朋友的习惯，如“邵西仁兄足下”、“子升学长惠鉴”。主席对张有成保留着质朴的感情，始终待他以兄长之礼。
信件的内容，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谈粮缺猪贱的事，这是比较严肃的问题，主席如同回复工作信件一样，
后半部分，笔锋一转，转为对张一哥的安慰。张一哥好酒，主席不能给他特批，但根据掌握到的情况给予了安慰，“秋收后可能开禁”，这时离秋收已经不远，张有成只要再忍一下，很快就能有酒喝了。在这部分文字里，毛泽东其实是放下了主席的一面，更像是一位老友在安慰他的兄弟。这份难得的轻松，在主席的信里很少见。
这封信字数不多，不像其它信件那么讲究遣词用字，但其中浓浓的人情味恰恰是最令人动容的。张有成收到这封回信后，自然是倍觉安慰。没过多久，正如毛泽东说的，粮食增产了，他又能酿点小酒喝了。
可惜的是，这年冬天，张有成忽然得病，不治去世。不过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他只是奇怪为什么一段时间没收到张一哥的来信了。直到第二年8月，老家乡亲写来书信，主席才知道张一哥去世了。主席痛失好友，他很快亲笔复信，深表哀悼：有成兄病逝，深为悼念。
之所以这么晚才告诉主席，是因为张家人并不知道张有成一直在和毛泽东通信。自从接受“任务”以来，张有成保持着低调，就如同当年他智救毛泽东一样，他也从未告诉别人自己一直和主席保持着通信，在他看来，这就是顺手帮兄弟的忙，并没什么可炫耀的。
张有成只是个小木匠，有人认为他救毛泽东只是一时的机灵而已。实则，张有成虽是小人物，却有着大智慧。
在他面对团丁凶狠地盘问时，表现出的沉着机智已经让人叹服，稍后赠给毛泽东盘缠，更是高明的一招，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举动，已超越了普通玩伴的关系，这是个极其聪明又富有正义感的人。
此后他保守秘密二十多年，从未对人吐露，更是难得的一份操守，绝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在那个年代，有许多比小木匠张有成更有本事的人，他们本来能勇敢承担起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但许多人却选择了逃避，浑浑噩噩过完一生。
试问，当危险来临时，有几个人能果断作出这样的选择。事后又从不以功臣自居，默默无闻，数十年保守秘密如一日。
因为这样，张一哥这样的小人物更值得尊敬，正像毛泽东说的“那个年代也多亏你张一哥呀，你冒着全家性命救我，不是你的银元帮了大忙，那一劫我就难逃呀！”难怪毛主席会对张一哥念念不忘。他们之间的情义，既包含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又有少年时的质朴与纯真，是非常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