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正在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一线现场紧急指挥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指令他第二天一早务必返京。
这一年是中国人民经受深重灾难的一年。
这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有着100万人口的华北工业重镇顷刻间被夷为平地，数十万生灵转瞬被埋于瓦砾尘埃之中，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惨重为历史所罕见。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流砥柱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离世，少了这几位主心骨，中央的局势变得愈发严峻而复杂。
然而如此突然的命令却让迟浩田十分疑惑，唐山抗震救灾任务正处于紧急关头，有什么事情能比救灾救人更重要呢？
《人民日报》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官方媒体，是我们国家的“看家党报” ，然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多事之秋，人民日报曾有过一位“将军政委”，他就是在军中有儒将之称的迟浩田。
为什么要派他接管报社，那个特殊时期《人民日报》又经历了怎样巨大的变革呢？
迟浩田是从抗震救灾一线的“战场”上被调回人民日报报社的。
由于唐山大地震事态紧急，破坏严重，国家调遣许多部队投入到灾区的救援行动中，无数解放军战士在废墟瓦砾中不分昼夜地奋战，而迟浩田正是在现场坐镇的总指挥，一刻也抽不开身。
部属一听说迟将军要离开指挥部，都非常着急，迟浩田在党内威望崇高，能力出众，在他的协调下，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展开。
少了他的坐镇，工作开展无疑会遇到不少困难。
面对灾区紧张的形势和下属的挽留，迟浩田自己也不愿意离开，他说：“就看来接我的是什么车了，只要不是中央特派的专员来，我就再拖几天，灾区的群众都指望着我们呢。”
让人没想到的是，来接迟浩田返京的不是中央特派的专车，而是中央特派的专机，10月7日清晨一辆伊柳型专机已经早早地停在了停机坪上，面对中央如此大的阵仗，迟浩田也直到一定是有十分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
他只好将手中的工作迅速的交接给新的负责人，临走前还不忘把灾区工作中的重要注意事项和关键细节仔细地交代给工作人员，他始终把救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
在返京途中，迟浩田仍然不清楚中央有什么重要任务要交给自己。随行人员也只是奉命接送，无权了解详情，迟浩田隐隐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不多时，专机停在北京近郊的一处机场，迟浩田刚下飞机，一辆黑色轿车径直把他送进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感觉形势可能已经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一到中南海，迟浩田又再次紧张起来，中南海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是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地点，显然这次迟浩田要参加的也是影响国家局势的重大会议。
迟浩田到达会议室时，这里已经坐满了人，迟浩田见到了新中国首任“将军大使”耿飚，以及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和北京日报社社长孙轶青。
一见面耿飚就和他亲切地握手，“迟老弟，你终于来了，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快坐！”
耿飙越说越激动，还向着迟浩田伸出双臂，并大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审查了。”迟浩田怔了一下后毫不犹豫地伸开双臂，和耿飚拥抱在一起。
耿飚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了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并明白地告诉大家，如今“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都已经被隔离审查，中央一致通过叶剑英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
而在这改天换日的紧要关头，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人民日报》作为传达中央声音的阵地，必须掌控在人民手中。
这时，纪登奎走了进来，一见到迟浩田就说：“上次你去军报，受了很多苦，那都是‘四人帮’当权搞的鬼，不只是你，我们在座的各位，那个没有吃过他们的亏？这次让你来，是想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就是要正儿八经的、名正言顺地再搞一次‘复辟’，把咱们的权夺回来，你愿不愿意去啊？”
领导的问话，让迟浩田想起来那段惨痛的记忆，那时的情景与现在十分相似。
那是1971年3月，迟浩田受命到解放军报社任领导拨乱反正的工作。迟浩田迅速地落实新的政策，刮骨疗毒，平反冤假错案，让一大批老干部重新回来工作，还惩处了很多不合格的官员。
到1973年底，迟浩田这是本来已经调任北京军区任副政委，不到两个月，他又被紧急叫回了解放军报，被扣上“翻案大队长”“批极左英雄”“还乡团头子”、“复辟倒退急先锋”等十几顶帽子，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蹲点”。
他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况，还心有余悸。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迟浩田还在担心。以为他这次被紧急叫回来，是上次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
离开唐山前夕，迟浩田在抗震救灾指挥部收拾行李，他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明天咱们一起回去，到京后兵分两路，你们回原单位，以后咱们各走各的，你们也不用再跟着我了。”
老部下送别的情景，更像是生离死别，仿佛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老弟，发什么呆呢？”耿飚拍了一下迟浩田的肩膀，把他从回忆里拉了回来，迟浩田稍加思索，坚决地答应下来。虽然有过军报那段令人寒心的经历，但一听说要去人民日报，去如此关键的中央党报，他立刻下定了决心。
党和国家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总有千难万险，也容不得他有丝毫犹豫。
听到迟浩田坚决而肯定的回答，纪登奎非常高兴，他整理衣冠，清了清嗓子，那架势就如同大战在即一般，他语气庄重地宣布：“中央决定由耿彪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经过我们的一致研究，认为迟浩田同志因为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是担任报社政委最合适的人选”。
迟浩田立刻立正敬礼，“坚决完成任务！”
纪登奎凑近了对他说：“你们一起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耿飚也非常高兴，对迟浩田说，“搞新闻工作你经验丰富，你先拿个方案”。迟浩田考虑到“四人帮”被抓尚处于保密阶段，于是建议马上行动，占据主动权。
耿飚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鲁瑛来”。
鲁瑛是当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社的头面人物，他听说让自己到中南海开会，以为只是例行公事，于是不慌不忙地坐红旗轿车来到中南海。
一进门，他就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一进会议室，却见到一位身穿军装的将星在那里正襟危坐。
鲁瑛还不知道已经变了天，仍然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他简单打个招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翘起二郎腿，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一般。
魁梧健壮的迟浩田挺直着腰板问道：“你是鲁瑛吗”鲁瑛应声答道：“我是”。迟浩田见鲁瑛并不认识自己，便十分庄重地说：“我今天受中央委托来找你谈话。请你先过目这封介绍信。”说着就把中组部的文件放到鲁瑛面前。
只见鲁瑛满不在乎地把信展开，看着看着，脸上看肌肉开始抽搐，二郎腿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拉，神态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中央那封信的内容是：“中央决定，派遣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开展工作，人民日报当即接受工作组的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鲁瑛还扫到正函的尾部还有华国锋的批示。
鲁瑛是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新闻界人士，凭他的政治嗅觉，他感到《人民日报》的这番改组意味着什么。他茫然若失，顿时脸色苍白。
一切交代完毕后，迟浩田等三人和鲁瑛一同来到人民日报社，连夜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
与会者悉数到场后，鲁瑛显得有些魂不守舍，他不加介绍就站起来说：“现在就请迟政委作指示。”
迟浩田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座的大多数都为之热烈鼓掌；有的造反派头目听了感觉情况不妙，但不敢做声。
在核心组成员表态后，迟浩田当场宣布了一些新的报社规定，首先就是要求大家要严守国家机密，不得私自泄露社中信息，不得乱传乱讲。其次要求大家坚守岗位，继续出报。
之前在“四人帮”手下为虎作伥的那部分报社成员，他们现在是多么心虚，多么慌张，害怕自己因为之前做的坏事而受到惩处，但却又故作镇静，互相打气。
入驻报社后，迟浩田他们立刻认识到，要立刻发一篇社论，透露一些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让《人民日报》上出现一点和以往不同的声音，让民众看到变革的希望。
很快机会就来了，中央向报社下达了刚做出的两项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新的《毛泽东选集》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让报社撰写相关社论。
这篇社论的题目就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华国锋非常重视这篇社论稿，在迟浩田完成草稿后坚持要看一下。
阅览后，华国锋非常激动，他握着迟浩田的手说：“不愧是在军报经过风雨的人，当今国内沉闷的形势就需要这样犀利的论调来破云见日！”
迟浩田郑重的说：“我一定把中央的正确思想传递出去，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发表的文章里说：“任何反对马列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篇社论在国内外引起来强烈反响，许多关心时事政治的人从社论中察觉，中共中央高层已经经历了一场风暴，正在步入正轨，中国的发展也要进入新时期了。
《人民日报》，也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从鲁瑛手中接管事务，使在“文革”中长期受控于张春桥、姚文元的《人民日报》完全转入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人民日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及时地向社会公众传递了正确的声音。迅速消除了“四人帮”在各地的影响，让之前在打压之下不敢抬头的民众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积极地拥抱新生活。
迟浩田热爱军旅生活，也爱新闻事业。他不仅在部队大有人缘，在新闻界也结识了大批朋友。1988年人民日报40岁生日，迟浩田应邀参加了庆典大会，当人们再一次看到这位身穿戎装的身影出现在报社时，都热情地欢呼：“我们的政委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