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宁都固厚圩王布头村，有一个红五军团诞辰地陈列园，一幅幅大型宣传画、展板、壁画，彩绘还有一些实物，生动地讲述着这支雄师铁军成立及后来辉煌的历史。原来，1931年12月中旬，原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县城举行武装暴动，近两万士兵全副武装开赴中央苏区参加红军，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宁都起义”。部队开赴中央苏区的第一站便是固厚圩，因此，在这里举行了简短的宿营、集训和整编，同时，在这里向全国发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的通电庄严宣告：原二十六路军全体官兵，不堪军阀压迫，不愿给军阀卖命，集体起义加入工农大众自己的队伍红军，成立红五军团，打倒一切反动派，为国家独立民众解放而英勇奋斗！
据记载，这通电宣言通过苏联的广播电台发布这一天，雄伟声音在固厚这个小山村向全世界传播，一时震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像黑暗夜空一道明亮的闪电，又像是沉闷宇宙里一声震天的惊雷，让全国的老百姓看红军准能胜利的希望和信心。特别是固厚圩王布头村沸腾了，村里的儿童团、赤卫队、红军还有老百姓，有打着火把的，有举着三角小红旗的，有敲锣打鼓的，喊着口号唱着歌，可比过年都带劲。热茶、热馒头、热黄滋，还有煮鸡蛋，都送到起义战士的手里了，这可让每一个起义的官兵心里暖乎乎的，就好像以前从来没这么暖和过似的。
这一天，冬天难得一见的太阳把大地照得明晃晃，王布头村的一个宽敞的打谷场上，这也没特意搭个台子，就在打谷场中间摆了两张大的方桌，中央红军派来的代表刘伯坚，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前面，扯着大嗓门宣读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今天正式成立。随即颁发军委最高领导人签发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是第十五军军长。任命宣读完毕，整个会场响起一片震天动地的掌声，口号声辅天盖地，鞭炮也噼里啪啦响个没停，军号嘹亮，会场上起义的兵，高兴地把钢枪举得高高的，军帽也摘下来在头顶上可劲儿挥舞，会场外边儿童团、赤卫队，有的拿着大刀，有的扛着梭镖，一时进入欢乐的海洋。
随后，部队就在这儿扎下营，红五军团在固厚进行了短时间的整编、招兵和筹集粮草，在村里红五军团陈列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破烂陈旧的“红军临时借谷证”，上印着干谷五十斤，由于时间久远，票面破旧，但上面的字和印章清晰可辨，除了落款、“张闻天印”、“陈潭秋印”外，还有一个大的横章“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司令部管理科”，这便是当年红五军团在固厚征集粮食的证据。今天，我们在这里重点介绍红五军团的一支部队，那便是成立之初的红十五军。
其实，在上世纪上半叶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工农红军有3个红15军，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可分为1930年7月在淮北地区江苏徐州成立的红十五军，由徐海特委领导徐州、海州（今属连云港）和蚌埠地区的农民起义组成，军长陈治平担任，他不仅是特委负责人，还是黄埔二期生；政委是阮啸仙，参谋长冷启英，黄埔二期生。不久，这支红15军在敌人的进攻下失败。第二支是1930年8月在鄂东阳新、大冶、黄梅成立的红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周吉可任政治部主任。接下来便是本文的主角，由宁都起义后组建的一支部队，史称赣南红十五军。
红五军团第15军是起义之前的基本部队，即使在改编过程也没打乱，下面的师团营连排班几乎是原封不动，红15军组建时，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副军长张少宜、参谋长肖世俊，经理部副部长高达夫。这支部队成立之初的战斗力是非常强，打出了一系列经典和出彩之战。然而，革命的道路犹如九曲黄河蜿蜒曲折奔向大海一样，决非一路鲜花盛开，坦途一片，而是山重水复，荆棘丛生，革命者只能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充满悲壮乃至悲剧色彩。 在往后艰苦曲折的军事斗争中，红15军的5位军级领全部壮烈牺牲，留给后人的只是一曲曲英雄赞歌。那么，这5位军级将领经历了什么呢？
红15军成立之后，最先投入战斗的是1932年2月的赣州战役，赣州是江西南部重镇，贡水、章水两条大河分从东面、西南奔流而来，在此汇合形成赣江、滔滔北去。赣州正坐落于三江交汇点上，除了南面是陆地，其余三面均被江水围绕，成为天然屏障。赣州有城墙高达2丈、坚固难催，有铁赣州之称。赣州城内的守军为12师34旅，旅长马昆，是个杂牌，当时城内正规军有两个团加一个独立连，三千人，加上赣南十七县的地方武装五千，共计八千多。
攻打赣州城战役打响之后，红军攻城部队的先锋如同猛虎下山，在东门、南门、西门同时发动猛烈攻势，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旨在撕开赣州城的防线。而布局在外围信丰、于都、赣县、南康唐江以北地区的红军部队，打击从南雄、大余前来增援赣州之敌，如同敏锐的猎鹰，时刻准备捕捉任何由赣州北逃的敌人。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先是攻城的红军受挫，没有一举攻进赣州城去。
先说东门，一开始大批红军抬着云梯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攻城。守军立即投掷滚木和手榴弹，并加大火力，使得爬城无济于事，后来，红军成立爆破队以坑道爆破攻城，挖地道，安装炸药实施爆破，在东门外用沙袋垒出工事，架起机枪封锁城门，掩护爆破队挖地道，坑道口距离城墙四五十米远，可惜这时挖地道搞爆破，由于地势低，水位高，履挖履垮，最终没有能挖成，一时东门进攻受阻。
再说南门，红军组织突击队，预先埋伏在城墙外，等候爆破后攻城，但由于“棺材炮”药量没计算好，城墙虽然炸倒了，原来计划向里面倒的，但却是向外倒塌，把突击队全给埋在了下面，结果是这些红军精华全部牺牲！等再组织部队进攻时，为时已晚，强大守军的火力，重新封锁了突破口，使我军再也无法攻入，这是这天红军的攻击最为悲惨的一幕。还有西门虽然爆破得手，城墙炸开，但几经冲锋，未能在爆破口立住脚，爆破口为被守军火力封锁，激战一小时，伤亡惨重，被迫撤出。最后形成了城内和城外对峙的局面。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红军在第四次攻城失利后，仍然错误地屯兵于坚城之下，守城的马昆遂潜出城外之敌策划，决定利用红军没有防御设施、攻城部队没有换防、部队伤亡较大、久战过度疲劳的弱点，在东、南门之间和西、南门之间各挖一条坑道，派部队从坑道出城袭击红军。为此，敌人工兵营趁夜色从江北偷渡入城，而红军对此毫无察觉。凌晨时分，城里敌军通过城内向城外挖的地道偷袭攻城红军；城外敌援军同时从攻城红军背后发起攻击，使攻城红军腹背受敌，一时陷入敌人的包围，情况万分紧急。
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黄中岳率领的及时赶到增援，官兵手持大刀，奋勇冲上去，与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杀得敌军血肉横飞，对敌人的围袭进行反扑，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至白云山、天竺山一带，掩护大批红军攻城部队撤出了战斗。红军的大部队终于安全转移，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可以说是红军在根据地的一次非常惨烈的战斗，红15军立了大功，通过战斗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接着又受命攻打漳州。
接着红15军东征漳州，很快就攻下龙岩城，打开了东征漳州的大门。经过几日休整集结后向漳州进发。其时，驻守漳州的张贞四十九师将主要防线设于漳州西北部的天宝大山，红军主攻部队在机枪掩护下，以风霜岭、十字岭为主攻目标，向敌人猛烈进攻，守敌负隅顽抗，以机枪连为前卫，向红军猛烈扫射，企图固守阵地。红军战士奋不顾身，冲锋在前，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防线被冲破一道又一道。特别是红15军逼向敌人指挥部，吓得指挥官见败局已定，“割须去袍”泅水而逃，取得了漳州战役的重大胜利。
漳州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俘副旅长以下1674人，缴获各种枪2140支（挺）、各种炮6门、飞机2架，同时筹款百万银元，扩军上千，这一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闽西苏区，发展了闽南地区的游击战争，红15军攻不可没。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胜利，对巩固闽西苏区，发展闽南革命新局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远离根据地，集中兵力外线作战，攻打中等城市的一次成功的战例，尤其这一胜利，根据地红军进入了全盛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组织对军队重新混编，在部队整训过程中，毕竟一些起义刚刚参加红军队伍的高级军官，对说到底在旧军队的时间比较长，对苏区情况缺乏了解，思想作风一下子改变不了，对整训不够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当时，有部分基层政工干部扩大打击面，发动士兵控诉军官，如此一来，部队局面出现一些混乱，特别是战斗力强的15军还发生了殴打政委事件，一时谣言四起。上面领导给的精神是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采取每人自愿当红军的策略，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不愿意的我们发给路费表示欢送。
本来，上面的这些政策，红15军的各级领导人都红军的作战中，特别漳州战役黄中岳指挥红15军打的很出彩，消弭了不少对他们抱有怀疑的人，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情，当时，保卫局的人在漳州去厦门的路上，抓捕了一个叫刘佐华的人，经过一番审讯后，认定他是“冯方派来的反革命代表”，顺藤摸瓜之下，同时受“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的影响，肃反扩大化严重，残酷斗争，轻信敌人的挑拨和谣言，认定15军军长黄中岳、副军长张少宜、参谋长肖世俊，经理部副部长高达夫有“拖枪反水”“率部叛逃”的嫌疑，并受到逮捕审讯。
当然，在审讯时，他们对保卫局的指控坚决不予承认。只有高达夫情况特殊，在瑞金抓他的时候，他指挥武装开枪拒捕。结果，只有他一人“将部分的反动关系招供出来”，供认：“1932年3月间，乘红军于赣州撤围之际，即在九堡‘组织拖枪会议’，计划将5军团拉到广东，变为白军。”于是，“九堡拖枪会议”就成为季、黄等人“反革命”的关键事实。根据参加过宁都起义任黄中岳团副团长，后来授予开国少将苏进回忆，此期间黄中岳等几个人的行踪后确认：1932年2月15日至5月初，控诉书所控诉的季、黄等8人均未去过九堡，怎么可能在九堡开什么秘密会议呢？这一说法纯粹是不能成立。
后来，著名的革命烈士董振堂写了一篇《宁都起义经过》的报告: 原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超于1931年10月底在南昌被捕，供出同志五六名。就是这个叛徒供出季、黄“为劳动社会党负责人，在5军团进行劳动社会党反革命策略——暂投红军，等待时机作反革命企图。”他的口供毫无具体内容，而且事后此人不知所踪，十分蹊跷。实际上，王超是敌人实施离间计的一枚棋子，保卫局显然中了敌人的离间计。判决书还称“黄中岳是劳动社会党党员”，但据苏进回忆：“我在冯玉祥部多年，据我所知，冯玉祥在1931年前根本没有组织什么劳动社会党，黄中岳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起义之前，季、黄都是无党派人士。
”还有一件事，1932年4月，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张贞对外发布通报，说“趁红军进攻漳州时季、黄拖队伍反水”。对于敌人公开散布的谣言，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其上级领导居然作为办案“证据”，让人不可思议。不幸的是，由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的主导。军长黄中岳、副军长张少宜、军参谋长肖世俊，军经理部副部长高达夫遭到关押，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在一片凄风苦雨声中，这些军级领导全部壮烈牺牲。
红15军军长黄中岳，又名黄本初，字培善，培山(培三)，，祖籍河南洛阳，1904年出生于河南罗山一个商人家庭，1920年入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当兵，后入南苑学兵团学习，曾任排长。参加冯玉祥1924年参加发动的北京政变。因在军中表现出色，被选入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归国后历任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教官，手枪旅参谋长，手枪团团长，第十四师第一旅旅长，宁都起义时任国民党第26路军第一团团长。他才华出众，善于独立思考，办事精明强干。
黄中岳性格豪爽，说话痛快，但不多言，平时喜读《水浒》，好讲梁山故事。他和季振同两人两人很早就相识，作为“发于卒伍”的年轻军官，家境相似，性格豪爽大方，爱交朋友，在旧军队里属于清傲一类的人物，且两人都喜好运动，爱打篮球，踢足球。在南苑学兵团时，季振同当球队队长，黄中岳是主力队员，两人还是结盟弟兄，关系一向十分密切，私交甚笃的两人均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及一定程度的进步意识。在宁都起义的时候，黄中岳第一个表态：“听旅长的话，跟旅长走！”对起义的全面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红15军副军长是张少宜，原名张恩育，1903年出生于山西永济吉县，192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1923年投笔从戎报考冯玉祥的河南督军署学兵团，结业后历任班排连长。后在部队因文化程度高，表现优异，被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第19期学习，三年后回国，任第二集团军官学校工兵队长，总司令部卫队旅团长。中原大战后第二十六路军被蒋军收编后，张少宜出任孙连仲手下的第25师75旅149团团长。
在宁都起义的时候，因为他事先并不知情，被赵博生扣押在酒楼，被迫参加起义。起义部队进入红色根据地后，他看到红军纪律严明，队伍深受老百姓欢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当时第75旅其他领导都跑路，张少宜也顺理成章成为该旅代表人，担任红15军副军长，参与指挥了赣州战役和漳州战役。但在“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张少宜又被调任红军学校总教官。
红15军军参谋长肖世俊，出生年月和籍贯未见记载，当初也是怀着改变命运的理想，参加了西北军，成为冯玉祥手下一名士兵。虽然冯玉祥因为多番“倒戈”运作而备受诟病，但他也是有追求的，他起兵也是为铲除人间不平的，他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宁都起义的过程中，因为对起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这支队伍改编为红五军团时， 被任命为红15军参谋长，在这一道路上也可以算是功勋人物。然而，在后来的过程中，因卷入所谓的反革命案而不幸遇难。
红15军经理部副部长高达夫，出生年月和籍贯不详，当年，苏区经济条件很差，部队给养比较困难，由于部队改编之前，季、黄为解决部队供给问题，在一些地方开设一些货栈做生意，高达夫主要是从事这种事情。史料记载的是，高达夫被指指控为“有罪”而遭到逮捕时，他指挥手下的警卫人员进行抵抗，属于情节比较恶劣的人，因此，他定主要罪名是“共谋叛变”，最后导致遇害。
最后说红15军政委左权，字孳麟，号叔仁，原名左纪权。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南醴陵市新阳乡黄茅岭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一岁半丧父，很小就开始打猪草、放牛，帮助家里干活，常年在饿冻中生活。他8岁入私塾读书，后入小学，中间几次辍学，17岁考入县立中学，随后踏上革命的道路，18岁的左权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学习编为第1期第6队，并在校加入先进组织，先后任学生军排、连长参加2次东征，后被组织派往并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深造，回国后先后担任军长、军政委、红军学校教官，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职务，抗日战争后，他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
1941年7月，随八路军总部进驻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1942年5月，日酋冈村宁次派出3万余人，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被日军包围在北艾铺村南的十字岭一线，在指挥八路军前方总部突围时，负责断后的左权将军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壮烈牺牲。为了纪念左权将军，辽县更名为左权县，左权将军牺牲地十字岭更名为左权岭后人在他殉难处修建了“左权将军殉难处纪念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15军五位军级干部，全部牺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着实令后人叹息，并称之最为悲壮的一个军级单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宁都起义的那几名高级将领，如此庞大的正规部队集体参加红军，犹如平地起惊雷，在国内外都引起极大的反响！对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时涌现出“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争”当红军上战场的动人场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宁都起义的这支部队的红军精英，走出了30多位开国将军和大批高级干部，可谓是将星云集，留名青史。倘若他们没有过早牺牲的话，无疑多闪烁几颗将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