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面对国民党强大兵力的围堵追击，红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表现出超凡的军事智谋与战术应变能力。
通过四次横跨赤水河，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展现了极致的战术迂回艺术。
红军每次行动伴随方向突变和战术调整，有效迷惑并牵制了国民党军。
而这一系列作战行动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导火索193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个决定命运的会议。
会议的背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离开了瑞金根据地，随后遭遇了激烈的湘江战役。
当时广西北部的湘江沿岸，山峦起伏，江水湍急，敌人重重封锁，蒋介石又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布下了号称“铁桶阵”的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围困于湘江东岸，一举消灭。
自1934年11月25日开始，红军便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江岸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红军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对抗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每一块阵地都反复争夺，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烈士的鲜血。
在这场持续了七天七夜的血战中，红军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特别是红三十四师，作为全军的总后卫，他们以“断后”为使命，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顽强抵抗，誓死不退，成功掩护了中央纵队过江，自己却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绝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被捕后，更是断肠明志。
数万红军将士英勇捐躯，直接导致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使得红军和党中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
战役中暴露出来的军事指挥错误和重大损失，引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原有领导层，尤其是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的强烈不满和质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
可以说，湘江战役便是遵义会议的直接导火索之一。
确立地位在1935年初冬的寒风中，遵义市子尹路96号，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会议悄然拉开序幕。
会议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主持下，气氛凝重而迫切。
讨论的声音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多次失利不仅暴露了红军在战略和战术上的若干问题，而且通过巨大的人员损失，深刻体现了军事行动中的严峻现实。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大家坦诚相见，直言不讳。
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被摆上了桌面，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有人从战术层面分析了“左”倾错误的具体表现，指出其忽视游击战的优势，盲目追求正规战，以及不切实际的阵地防御策略，是如何一步步将红军推向了绝境。
这些批评并非简单的指责，而是基于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在这场讨论中，毛泽东的名字被反复提及。
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以及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与会者心中逐渐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可在此时，会议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中便是来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凯丰的异议。
凯丰在会议上坚定地站在博古的一边，对毛泽东的军事见解提出质疑。
他认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值得商榷，甚至直言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可能过多借鉴了《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中的典故与策略，而缺乏更为系统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支撑。
凯丰早年便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理论家和宣传工作者。
尽管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立场未成为主导，但他后来仍然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尤其是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方面。
他的生平和思想轨迹，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
这些讨论和辩论，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明确战略方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深思熟虑，会议最终达成共识，结束了过去一段时间内“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议室外，夜色渐浓，而室内，那盏油灯的光芒似乎比先前更加明亮，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
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对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反省，更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制定正确路线方针的起点。
紧随遵义会议之后，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四渡赤水，成为了红军长征中最为传奇的战略转移之一。
在毛泽东同志的高超指挥下，红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四次巧妙地穿越赤水河，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迷惑和调动敌人，成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将迂回战术运用到了极致，营造了以少胜多的局面。
最终，在完成四渡赤水之后，红军迅速北上，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羞愧多年后，遵义为纪念这一历史性转折点的会议，特别组织了活动，并邀请了与会者后代参与，其中包括凯丰的儿子何明在内。
在参观历史遗址时，解说员生动地叙述着红军事迹，但似乎因沟通误会，在讲述某次会议情景时，不经意提及凯丰当时持有不同意见，并未支持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确实，当提到历史人物持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在敏感或关键的历史时刻，听众可能倾向于简单地将之归类为“正方”或“反方”。
这种情况下，提到凯丰反对毛泽东同志，可能无意中给听众留下该人物是“反派”的印象。
这让何明感到些许不适，表情略显尴尬。
但实际上，历史人物的观点和决策远比简单的正反对立复杂，往往反映了他们基于当时局势、信息和个人信念所做的判断。
正确的做法是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及其行为，理解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多重角色和贡献。
其实，在红军长征之后，毛主席也靠着实力成功征服了凯丰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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