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视察东北的途中，突然关心起昔日革命伴侣贺子珍的境况，并询问其工作问题......
两个月后，东北局根据毛泽东谈话精神，为贺子珍拟定沈阳市文化局顾问的虚职，方案上报中央后被周恩来改为“暂不担任具体职务。”
从井冈山到长征的革命伴侣1927年的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队伍登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的引荐下与贺子珍初次相遇。彼时的贺子珍已是永新暴动的核心人物，她手持双枪、策马驰骋的英姿，与当地流传的“山大王”形象截然不同。
两人的对话从《三国演义》的战术讨论延伸到根据地建设，贺子珍对宁冈县土地分布的熟稔令毛泽东惊叹。当毛泽东伏案起草《井冈山的斗争》时，贺子珍默默研墨整理文件，两个灵魂在理想主义光芒下的逐渐靠近。
在那个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她加入了共产党，投身土地革命，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不仅是战士，更是一个充满智慧与韧性的女性。两人并肩作战，经历了许多生死与共的时刻。
黄洋界保卫战的硝烟中，贺子珍的军事才能首次彻底展现。她并未留守指挥部，亲自带领三十余名妇女赤卫队员攀上陡崖，在暴雨中肩扛手推，将数百根檑木和石块运至预设阵地。此时，贺子珍已经怀孕三个月！
当敌军发起第五次冲锋时，她果断下令释放滚石，巨响震动山谷的瞬间，毛泽东在指挥所内听见远处传来的客家山歌——那是贺子珍与队员们约定的胜利信号。战后，毛泽东抚摸着她被绳索勒出血痕的手掌，在作战地图边缘写下“巾帼不让须眉”六个遒劲小字。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是在一次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红四军的总部被包围。在这一危急时刻，贺子珍挺身而出，她的枪声穿透了敌人的防线，击毙了两个国民党军官，为毛泽东争取了宝贵的撤离时间。
在遵义会议前的湘江血战中，贺子珍坚持随伤员队伍断后，毛泽东派警卫员送来手书“务全性命以图大业”，她却将字条塞进枪管继续投入战斗。娄山关大捷当夜，毛泽东在指挥所发现贺子珍偷偷用盐水清洗肩胛骨的伤口，纱布上的脓血在炭火映照下泛着暗光。
两人关于“革命者是否该畏惧牺牲”的争论持续到东方既白，最终化为茅台镇休整时毛泽东特许军医为其注射的珍贵盘尼西林。
在枪林弹雨中，贺子珍展现了一个革命女性的坚韧与勇气，她不仅为毛泽东的安全保驾护航，还用生命捍卫了革命事业。
革命后的分离与疏远毛泽东与贺子珍曾一同度过了井冈山的血与火，历经了长征的艰难困苦。可到了延安后，命运开始发生转折，革命的事业和个人情感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
贺子珍并非普通的革命伴侣，她在革命岁月中所承受的痛苦与牺牲远超常人。在长征途中，她忍受了伤病的折磨，为了革命事业不离不弃，甚至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依然不顾一切地跟随毛泽东前行。
她曾在毛泽东的床前守夜，曾为他照顾伤病，曾在战场上为他挡下敌人的子弹。她是革命道路上的坚定伴侣，是毛泽东坚实的后盾。
随着时间的推移，贺子珍的内心变得愈发脆弱。长年的战斗与奔波，带走了她的青春与健康，尤其是孩子的频繁离世，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长征途中，贺子珍失去了几个孩子。第一个因为战斗形势紧张被送给了乡亲代为抚养，最后失踪。第二个由于战乱环境艰难，在她怀孕时不幸夭折。第三个孩子则因为出生在长征途中，生病后也早早夭折。
每一次失去，都如同心头一刀刀的割裂，无法愈合的创伤深深刺痛她的心。
贺子珍的情感逐渐变得脆弱，她开始觉得毛泽东的关心与陪伴似乎越来越少，毛泽东身边的革命工作太过繁重，而她的心情则变得沉重和焦虑。
她开始质疑自己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那个曾经给她温暖和安慰的男人，是否也开始淡漠她？
在这样的情感裂痕中，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也逐渐恶化，她的身体愈加虚弱。最终，她决定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治疗。这一决定，成了两人关系的分水岭。
毛泽东无法理解贺子珍的决定，他试图挽留她，却未能成功。
离开延安后，贺子珍一度感到茫然和孤独。苏联的寒冷与陌生让她倍感孤独，而身体的病痛依旧折磨着她。她不仅未能得到心灵的慰藉，反而遭遇了种种困难与困扰。
毛泽东依旧忙碌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他内心深处依旧挂念着贺子珍，但他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个人感情上。在那个时代，革命事业和国家建设的重担使得毛泽东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与贺子珍的关系，也因此被历史的洪流所冲刷，渐行渐远。
重逢与毛主席的关怀1950年2月27日，哈尔滨火车站月台上飘着细雪，毛泽东的专列缓缓停靠。他踏出车厢时，松江省委书记张策上前欲搀扶，却被毛泽东抬手制止：“我又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用不着这套！”
在处理完公务，吃过晚饭后，毛泽东独自坐在沙发上翻阅着报纸。突然看向身旁的秘书叶子龙，声音淡然，却带着不易察觉的关切：“你去问一下贺子珍，现在怎么样了？她身体如何？过得好不好？”
叶子龙的心中掠过了一丝惊讶与疑问，他马上回应：“我会去了解的，主席。”
叶子龙迅速去了当地的相关部门，了解了贺子珍的近况。当时的政府人员也感到惊讶——彼时，贺子珍的政治身份仍属敏感话题。
叶子龙回到毛泽东身边，汇报道：“主席，贺子珍同志的情况已经了解了。她现在并不在哈尔滨了，而是去了上海。”
毛泽东轻轻皱了皱眉，略显失望，随即问道：“她为什么去上海？”
叶子龙答道：“她因为健康原因，正在上海养病，她的亲人也在上海。”
毛泽东深深地沉默了一会，似乎在心中权衡着什么。再度问道：“她为革命付出了那么多，组织给她安排了什么工作？”
叶子龙顿时有些为难，他犹豫了一下，才小声回答：“贺子珍同志在苏联的日子里遭遇了不少困难，身体一直不好，组织上考虑到她的健康问题，暂时没有安排工作。”
毛泽东的神情变得更加凝重，他的眼神深邃，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贺子珍的一生已经付出了太多，远比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还要多。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她不仅要背负着家庭的重担，承受着战争的煎熬，更因为革命的牺牲精神而屡次失去孩子、亲人和心灵的慰藉。
贺子珍的心情和身体，一直未曾得到彻底的恢复。这一切，让毛泽东清对她的关心与愧疚愈发深重。
次日离哈前，毛泽东特意嘱咐秘书将随身携带的东北产鹿茸托人转送贺子珍，在礼品盒中夹入半页《人民日报》，上面用红铅笔圈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个人服从组织”的段落。
贺子珍的晚年与遗憾来到上海后，贺子珍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她开始频繁地住院治疗，体力日渐衰弱。内心深处始终怀抱着一个未曾实现的愿望——能够再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哪怕是短暂的一面。
1959年，庐山会议成为两人最后一面。贺子珍被秘密接至二楼会客厅时，毛泽东正背对房门凝视墙上的《井冈山会师图》。她脱口而出的“润之”二字，让毛泽东猛然转身，手中的烟灰抖落在波斯地毯上——这是离散22年后首次独处。
毛泽东反复提及黄洋界的硝烟与茅坪河畔的野菊，却对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避而不谈。当贺子珍哽咽着问“当初为什么让我走”时，毛泽东却不再言语。
对贺子珍来说，最深的痛苦不仅是身体的疾病与衰老，更是心灵的孤独与缺失。她曾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无数次的分离与生死边缘徘徊中坚持了下来，可那份深沉的情感未能得到毛泽东的回应。
每当她想起那些与毛泽东共同度过的日子，心中便涌上无限的遗憾与痛苦。
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猛然击中贺子珍。她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在消息传来后的两晚没有合眼。但她无法前往北京，江青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上海政府询问贺子珍有什么愿望时，才完成悼念的心愿。
女儿李敏陪她去了北京，一同前往毛泽东纪念堂。当她站在毛泽东的遗物前，看着那些曾属于毛泽东的物品时，她的内心再度涌上无尽的悲伤。她的泪水再也无法控制，失声痛哭。
她的哭泣，不仅是为毛泽东，也是在为自己曾经失去的爱情与遗憾。
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去世，享年75岁。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那里，成为她与毛泽东永远无法交汇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