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其繁荣发展都与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息息相关。中原宗教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中国宗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宗教文化具有根源性、原创性、包容性、基础性和辐射性等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奠定了中原宗教在中国宗教史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至于要了解中国宗教史和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原宗教和中原文化。譬如，我们通常说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交流，而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就在登封嵩山脚下。因为在嵩山脚下，既有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祖庭——少林寺，又有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道教圣地——中岳庙，还有儒家二程讲学的著名书院——嵩阳书院等，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可见一斑。

　　东汉永平年间，印度佛教传入中原，在嵩洛地区修建了第一批寺院法王寺、慈云寺、白马寺，同时，汉明帝刘庄又特许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侯刘峻出家为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家的僧人。在这里，佛教开始落地生根、发扬光大，并继而走出了它的丰富与多彩。

　　印度佛教最先传入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使河南创造了许多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

法王寺、慈云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批寺院，为中国“释源”；光山净居寺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源地；少林寺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祖庭；相国寺是推动佛教信仰大众化的净土宗祖庭，云门宗的大本营；风穴寺是流行最广的临济宗祖庭；安阳日光寺是律学三大宗派建宗最早的相部宗祖庭；宝丰香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为中国五大菩萨道场之一；登封永泰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尼僧寺院；卫辉香泉寺是中国第一个佛教慈善场所，专门收治麻风病的“疠人坊”，开中国佛教慈善、医疗之先河；洛阳、许昌、开封、安阳是四大佛经翻译中心，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在河南译出，佛教的其他经典，如禅经、阿吡昙经、初期菩萨乘、律戒、释迦牟尼佛传、大乘、小乘等经典，均在河南首译。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佛教大德云集、人才辈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近２０００年间，印度等国入河南的高僧多达８０余人，中国僧人在河南地区活动的则有１００余人，日本、朝鲜入河南求法者则有２０余人。

许昌人朱士行不但是中国第一个比丘，也是中国第一个西行求法者；洛阳妇女阿潘是中国第一个比丘尼；禹州人智顗是天台宗师祖；中国佛经翻译有“四家五人说”，即玄奘、罗什、真谛、不空和义净，玄奘、不空、义净三人与河南有关，而玄奘所译佛经的数量最多，达７５０部、１３３５卷，翻译的质量最高，是公认的中国第一大翻译家；唐代河南僧人一行，不但是中国密宗大师，也是中国佛教中唯一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天文学家，不仅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计时器，提出了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早1000年的“恒星自行说”，还进行了世界上首次子午线实测活动，因此成为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里程碑。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佛教建筑历史悠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少林寺塔林是中国佛教建筑文化最高水平的三大佛教塔林之一，其佛塔数目为全国第一；嵩岳寺塔为中国最早的印度建筑风格的砖塔，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佛塔；登封净藏禅师塔为中国最早的八角砖塔；法王寺塔用黄泥砌成，经1500多年风雨侵蚀仍巍然矗立；安阳修定寺塔，被称为花塔之冠，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花塔”；龙门石窟为中国开凿时间最长，窟龛数目、雕像数目、造像题记最多的石窟，它既有高１７米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也有高仅２厘米在全国石窟造像中最小的佛像，作为中国佛教三大艺术宝库之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巩义石窟寺石窟保留全国最为完整、面积最大的帝后礼佛图；浚县大？山“镇河将军”，为中国第五、北方第一大佛。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佛教是中国佛教国际化的传播中心。唐宋时期洛阳、汴京为国际化大都市，而进入鼎盛期的中国佛教，则以河南为中心远播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的厚重与包容，为道教文化的孕育与生成提供了丰厚的营养，使得道教这一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逐步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并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是道教理论的主要源头。河南鹿邑人李耳被道教尊为教主，其《道德经》被奉为主要经典，著名的道学家成玄英、内丹修炼法创始者陈抟、太一教创始人萧抱珍、东华派创始人宁全真也都是河南人。道教以“道”为信仰核心，强调内以治心，外以救世，以生为乐，重生恶死，主张通过加强道德自律和修行体验求得生命能量的升华。

　　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大力扶持，道教发展达到鼎盛，并真正发挥了正统宗教的功能。隋炀帝时，尊崇道教，在洛阳置玉清玄坛，建道观124所。大业年间（605年～617年）许多道士纷纷到洛阳、嵩山一带修道，其中最著名者为潘师正及其弟子司马承祯。唐代奉行崇道政策，李唐统治者自称老子后裔，所以在唐代，河南道教发展到极盛。

　　道教在河南近两千年的发展与演变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遗产。一些著名洞天福地和宫观遍布全省境内。据《道藏》记载，道教名山胜境有“十二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河南境内的洞天福地有王屋山、嵩山、桐柏山和北邙山。著名的宫观有鹿邑太清官、浚县碧霞宫、洛阳上清宫、开封延庆观、南阳玄妙观、济源阳台宫等较大宫观。其中，王屋山为“十二大洞天”之首，而登封中岳庙是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地方，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之一。嵩山至今仍是河南道教活动最多、道教遗迹较多的地方。应该说，中原文化孕育了道教的滋生与民族特质，道教的发展演变亦进一步丰富和影响了中原文化。

　　道教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宗教。道教所主张的宇宙生成观，同中国传统的宇宙生成观是一脉相承的；道教所倡导的崇尚自然、清净寡欲等为人处世的准则，成为数千年来国人重要的审美追求。在近两千年的发展与演变中，道教吸引了儒学和各种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养分，但主要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特质，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逐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支柱。它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化学、养生、天文地理、民间信仰以及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这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概括。

　　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原伊斯兰教文化与其他宗教文化一起，构成中原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并存的景观，成为中原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勤劳智慧的穆斯林为中原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伊斯兰教文化是中原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随着迁移流动的穆斯林传入中原，在适应中原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传播、发展。唐宋时期，仰慕中华文明的穆斯林在汴京（今开封）、洛阳等都市定居，伊斯兰教随之在中原扎下了根。明清两代，迁移到中原地区的穆斯林更多，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河南几乎所有县市。凡穆斯林聚居的地方，都建有或大或小的清真寺。清末，河南清真寺的总数已达500余座。随着清真寺数量的增多，伊斯兰教成为中原大地上令人瞩目的宗教文化存在。

　　与佛教进入主流文化的本土化道路不同，伊斯兰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中原文化的厚重。千余年来，在与本土文化全面交流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不断借鉴和吸纳本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默默地进行文化创造，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品性。由于信仰者主要是回族，中原伊斯兰教文化既表现为宗教文化，又表现为伊斯兰教和回族文化“大体同构”的文化。它具有某些与中原文化相似的精神特质，即尊重传统，追求中和，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同时不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清真女学和清真女寺的创办。明末清初中原穆斯林创办了女学（女子经堂教育）。女学在清晚期演变为由女阿訇主持的女寺。清末到民国年间，与男女平等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清真女寺文化，迅速传播到国内绝大多数省市区。全国不少穆斯林聚居区，都先后修建了清真女寺。最早创办女寺的开封，成为当时开办女子经堂教育，培养女阿訇的中心。如今，修建女寺已成为中国穆斯林的文化传统。这一由中原穆斯林首创中国独有的宗教文化现象，也引起了当今世界不少人的兴趣和关注。

　　儒家文化精髓如太极说、人伦道德观念等融入伊斯兰教后，生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理念，这些理念体现在中原穆斯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中。开封、洛阳等地穆斯林聚居区富有特色的清真饮食文化，节庆礼俗；遍布全省各地的清真寺建筑，特别是历史悠久融中国传统殿宇形制与伊斯兰教规范为一体的清真古寺，如沁阳市清真北大寺、水南关清真寺，沈丘至元寺，开封清真东大寺，朱仙镇清真北寺，郑州北大寺等，都有着丰富的中原伊斯兰教文化积淀。

沁阳市清真北大寺内保存完整、极富特色的伊斯兰教建筑群，其中颇受中国建筑学家关注的礼拜大殿和与之相连的后窑殿，是中原传统建筑文化与伊斯兰教建筑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朱仙镇清真寺礼拜大殿隔扇门上装镶的大片透明鱼鳞，相传系明嘉靖年间运来，为国内罕见。此外，古老清真寺内珍藏的历代中文、阿拉伯文匾额、碑刻，手抄本《古兰经》，被誉为“中国体”的阿拉伯文经字画等，都是珍贵的伊斯兰教文化产品。

　　著名文化学家罗迈德·威廉姆斯说过：“文化研究最精彩的片段，将不再是回溯古老洞穴的火把，而是照亮未来选择的光柱。”对于一个宗教大省的河南来说，研究古老的中原宗教文化，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过去，而应该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让宗教文化为河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中原的崛起服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是中国目前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时的新理念、新目标。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中原宗教文化思考的重点。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宗教文化可以为今天利用和吸收的东西很多很多。拿和谐来说，中原各宗教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佛教向来都讲“和”，按照佛教的“缘起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存在，万事万物是一种和合共生的关系。所以，人心和善，人际和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一直为佛教所倡导，并成为其修为、奋斗的目标。佛教是最重视心的作用的宗教，它认为“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主张“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身心和谐是最根本的和谐。

　　道教也有着崇尚和谐，促进和谐的优良传统，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而“道”之最根本的属性就是生成容纳万物、自然平和无私、无为柔弱不争。这正是和谐理念之要义，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知常曰乐”。道教提倡敬重生命，关爱自然，主张天人和谐，这对于我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伊斯兰教也是主张和谐的宗教，穆斯林就是顺从、和平的意思。经商是穆斯林的传统，《古兰经》中规定了很多买卖公平，反对缺斤短两和商业欺诈等行为规范。近年来，伊斯兰教开展的解经工作，成效显著。解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发掘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以两世吉庆的思想激励人，以宽容友爱的精神引导人，以劝善戒恶的道德主张塑造人。这些都说明，中央关于“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一命题的提出，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深思熟虑，不是一般口号而是科学命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本政策，具有深刻的根据。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宗教中不仅蕴藏着一种宽厚的包容精神，还具有一种大无畏的进取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仅拿佛教来说，为了追求真理，菩提达摩在嵩山的一个山洞里面壁九年，二祖慧可在雪地里断臂求法，朱士行和玄奘法师克服艰难险阻西行取经等等，在中原这块热土上，演绎出了一件件可歌可泣的中国宗教史上感天动地的第一！这绝不是偶然的，宗教文化从来不离世俗文化，它同世俗文化是相互交融、相互吸收的。譬如，以玄奘为代表的西行求法的精神，不仅是佛教的精神，而且是一种寓意深厚的人文精神，是向生命极限的挑战和无私无畏的追求精神！这种精神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时代，是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文化的本质是“人化”，那么，文化的功能在于“化人”。宗教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流淌在人们的血脉当中，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习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儒、释、道三种文化已经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了，在当代中国，我们应当吸纳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尹志华（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敬重生命是道教的一个重要原则，认为人类应该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和睦相处。道教在“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的指导下，对于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措施。对道教教义中的环保思想进行挖掘、弘扬，不但可以为当代环保理论提供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而且对于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恒法师（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总会长）：“和为贵”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金科玉律，也是天地间人物相处不变的真理。社会的和谐是人和事一切力量凝聚的起点，社会和谐更是当今世人的终极关怀。所以人和则万事兴。世界安宁、国家团结、民族复兴、家庭和乐，在都涉及国与国、族与族、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谈及大国崛起，指出“大国崛起必须有令人感动及心仪之处，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是靠船坚炮利。”言下之意，是指处于21世纪的太空时代，人类必须通过智慧和理性创造优良文化，显现民族韧性力，为自己制造一个周边和谐的发展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