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重庆谈判》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等人声称，共产党不得拥有独立武装和解放区，周恩来听后很生气，正准备驳斥，却有一人先站起来，驳斥道：“你们大量收编日伪部队，到头来现在指责我们的抗日部队，这是何道理！”会后，毛主席高兴地对他说：“这次你领会的精神很准确，谈判的立场也很坚定，与恩来配合非常默契，你是不好啃的硬骨头哟！”这位被毛主席称为“不好啃的硬骨头”，就是重庆谈判时毛主席的左膀右臂之一：王若飞。
王若飞出身于贵州安顺市一个地主家庭，小时候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长大后先后留学于日本、法国、苏联等地，让他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法国留学时，王若飞与周恩来等人是同学，一起在巴黎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还共同领导了“占领里昂大学”运动。1923年，王若飞又进入了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王若飞先后在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等地工作，担任过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农民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到了1931年，内蒙古等地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为了深入北方，为抗日做准备，组织上派王若飞担任西北特委特派员，在当地组织群众，发动武装起义。但不幸的是，因叛徒出卖，王若飞在绥远被国民党抓获。国民党知道王若飞的身份，如获至宝，打算借此破获我党在整个内蒙古绥远地区的地下机构。但是，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王若飞说：“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而放弃了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的唾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反动派为了让他屈服，把他押到刑场，用枪对着他，说给他最后一个机会，说了就有高官厚禄，不说就立刻开枪！但是，王若飞毫无惧色，坦然地说：“开枪吧，我不需要这个机会。”王若飞的大义凛然，让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也很受触动，感慨地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王若飞在刑场上竟面色不变，态度自若，人才都出在共产党呀！”傅作义下令将王若飞带回来，亲自给他松了绑，两人一起促膝长谈了好几次。一开始，傅作义依然想劝降王若飞，但王若飞却趁机向傅作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写下了两万多字的信，来鼓动傅作义抗日，让傅作义很受触动。在上世纪50年代，已担任新中国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专门去看望了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说：“我后来走上起义的道路，与早年和王若飞的交往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监狱中，王若飞早已做好了视死如归的准备，在给妻子李培之的信中写道：“培之，忘掉我！不要为我的牺牲而伤痛，集中精力继续战斗，继续努力完成党的事业，永远跟着党走，要坚持真理，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用生命来护卫党的团结，捍卫党的利益。“培之，别了，我们在红旗下聚集，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永远不倒，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请你伸出双手，来迎接我们的胜利吧！”王若飞被捕入狱后，组织上不止一次通过各种关系进行救援，但一直未果，直到1937年春，因国民党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一大批政治犯得以释放，我党派薄一波前往山西与阎锡山接洽，阎锡山同意了释放王若飞。在入狱将近6年后，王若飞终于恢复了自由！1944年5月，王若飞协助董必武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后被任命为南方局重庆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开始在重庆工作。
在重庆，王若飞一方面与民主组织合作，领导发起民主运动，同时对国民党的反动行为通过报纸进行揭露，做出了许多大快人心之事，比如胡世合事件。1945年2月20日，重庆电力公司因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违章用电，派胡世合等工人前去处理，却遭到重庆警察局侦缉队员田凯的阻挠，田凯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了胡世合。惨案发生后，王若飞立刻组织南方局的同志发动群众，并通过《新华日报》进行公开宣传，使得惨案的真相很快得以披露。与此同时，《新华日报》还与《新蜀报》《新民报》《国民公报》等相互配合，报道事件真相，发表评论文章，支持工人斗争。王若飞还领导南方局举行“公祭”和“出丧”活动，参加人数达到8万人，在重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了平息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波，国民党当局被迫在菜园坝公开枪决田凯，并为胡世合公祭3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共商国是，毛主席出于大局考虑，慨然赴约。那么，谁来同行呢？周恩来肯定是一个人选，至于另一个人选，毛主席亲点王若飞。于是，王若飞与周恩来作为毛主席的左膀右臂，陪着毛主席共赴重庆，与国民党代表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斗争。
双方和谈的中心话题，在于解放区的合法地位以及军队国家化，国民党代表声称，这断难接受，不符合现实。对此，王若飞侃侃而谈：“我党今日有敌后军队与解放区政权，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如不承认客观事实，而用武力解决，则为今日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不承认事实，国共双方之问题则难以解决。”话音未落，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就站起来叫道：“这是对政府的要挟！等同于封建军阀！”王若飞也站起来，大声说：“八年抗战，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线流了多少血，各位真的看不到吗？”顿了一顿，他又说道：“国民政府在战后大肆收编日伪军，连这些人都可以逃脱惩罚，对抗日有大功的军队，又怎能被冠以封建军阀的帽子？”张群顿时哑口无言。最终，在王若飞与周恩来“有理有据有节”的谈判下，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接受了现实，双方正式签订了《双十协定》，决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当时，有一位民主党派代表说：“我当时的确钦佩共产党王若飞代表，他是政治斗争中一员杰出的能将。在小组讨论时，他攻的时候总是勇猛，他守的时候真是坚强。”
但可惜的是，这样一位能力超卓的干将，却不幸死于空难，太可惜了！1946年4月7日，在重庆的中央办事团驻地，刚刚出狱不久的叶挺正在和周恩来等人话别，王若飞也得到命令：跟叶挺一起乘坐飞机回延安汇报工作。王若飞与周恩来话别时，两人聊了很久，回顾了自己革命20年的经历，并说出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一切要为人民打算。”周恩来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成了王若飞同志的遗言。1946年4月8日下午2点多钟，王若飞与叶挺、博古、邓发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飞机上的13个人全部遇难！4月19日，在重庆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几度哽咽，痛惜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失掉了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后来，八路军办事处专门制作了悼念“四八空难”烈士的纪念章，在王若飞的头像下面，镌刻着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而死，死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