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以前带兵的将领开始到地方上任职，黄罗斌便是这其中的一员。
黄罗斌是从陕北红军走过来的老革命，几十年来历经风雨，遇到了好几次大变动。关键的有两次，一回是在解放战争那会儿，西府战役打完后，他被拿下了职务，调到了地方军区工作。还有一次，就是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副省长的位子也给撤了。
1948年西府战役那会儿，4纵的表现不太给力，旅长黄罗斌因此被撤了职，罪名是“不听指挥”。到了八十年代，他提出申诉，组织上后来把他的处分给取消了。经审查，当时他在战场上其实是按纵队命令行事的，并没有所谓的违抗命令。
这个惩罚导致他不得不离开野战军，转到了地方部队任职。虽说还在军队里，但干的活儿跟以前大不一样，并且因为这个处分，他受影响有三四十年之久。
新中国一建立，他就从宁夏军区的副司令还兼着副政委的位子，升为了宁夏省军区的政委，还当上了省委的副书记。后来啊，宁夏和甘肃合到一块儿了，他就没继续待在军队，转去白银冶炼金属公司做了经理。一直干到1958年，他才又调动工作，变成了甘肃省的副省长。
工作了好几年后，他突然收到一封举报信，结果就被打上了“修正主义者”的标签，职位没了，还被开除了党籍。
从1966年春天到夏天开始，一直持续了十多年，他都在经历着一场风波。那时候，他为了要个说法，证明自己没错，给上头写了好几封申诉信，可都像石沉大海一样，没了下文。他心里一横，打算走着去北京，亲手把材料交上去。
他今年都50岁了，身体也不咋好，可偏偏要一个人走上好几千里的路。家里人肯定很担心啊，毕竟路上还得翻山越岭的。闺女和儿子说啥都要陪他一块儿去，于是他们仨备好了路上的干粮，就朝着四千多里外的北京出发了。这一路，他们走了四个多月，总共走了四千多里地，路上遇到了不少事儿，但好在最后还是成功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黄罗斌发现口袋里的钱几乎都花光了，家里头也紧巴巴的，没啥余钱。没想到，老婆想办法汇了150块钱过来。可等黄罗斌兴冲冲地去银行拿钱时，工作人员却说钱已经被取走了。黄罗斌愣住了，汇款单明明还在他手里，钱咋就没了？工作人员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是个证明，说汇款单丢了，有人拿着证明把钱领走了。
之后，他想起来前一天晚上有个平凉那边的人跟他拉关系，还瞅见了他手里的汇款单。黄罗斌当时也没太在意，结果那人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他去问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才知道那人装得挺惨，骗工作人员开了张丢失证明，接着就把钱领走了。黄罗斌和接待站的人一块儿去找邮电所，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接待站和邮电所各自掏了75块钱给黄罗斌。
在北京呆了大概有三四个月，我把自己的资料都交上去了，可是一直都没收到任何回复，没办法，只能打道回府回兰州了。回到兰州后，我又摊上事儿了，因为没有官职，挨了批斗，之后就被打发到五七干校去了。
特殊时期过后，平反的事儿提上了日程，他又一次去了北京，这回没走着去，还被安排进了中组部的宾馆。在那儿，他碰见了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老同志，都在等着重新安排工作。到了1978年，他的事儿经过复查，最后也给平反了。
1979年的时候，上头给他分配了新任务，王恩茂提议他去新疆，出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一职。到了1982年，他自己申请退到二线，心里头想着回兰州，上级批准后，他就去了甘肃，在那里当上了政协主席和省顾委的头儿。又过了几年，1987年，他还被选为了中顾委的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