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败相已现，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第三次下野，回到了故乡浙江奉化溪口。我党为和平解放，也在争取一些对象弃暗投明，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就是其中之一。
策划陈仪起义，是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的。早在1946年，受董必武委派，周平就通过陈仪的亲戚周亚卫和在浙江德高望重的吕公望等人士做争取陈仪的工作。据周平回忆，1948年秋，陈仪情绪悲观，对国民党已不抱任何希望。周亚卫趁机劝说他实行全省起义，不要再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陈仪审时度势，幡然醒悟，同意进行起义。
除了周平，其他人也在促使陈仪作出决定。1948年中秋节时，长期从事反蒋的国民党将领陈铭枢及其夫人汤质彬和陈仪的旧部下胡允恭夫妇同去杭州，陈仪表示非常欢迎。一次，他专请陈铭枢一人共进晚餐，由女儿陈文瑛作陪。他们开门见山地谈到反蒋。陈仪说：“你们反蒋，这路走对了。”陈铭枢当即说：“你现在反蒋也不迟嘛！”两人边吃边谈，对反蒋毫不掩饰。
与此同时，曾跟随陈仪近10年的郑文蔚，奉民革领导人李济深、朱蕴山之命从香港带回李济深给陈仪的亲笔信，也劝说陈仪起义，陈仪表示他正准备做其他人的工作，请郑返港后回复李济深。
不久，周平告诉陈仪：“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江南，应立即率部起义，勿失良机。”
如果这时陈仪宣布起义，无疑是最好的机会。陈仪此时年已68岁，一生已到了无欲无求的年纪，但他心里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告诉周平，打算争取汤恩伯一同起义。
众所周知，汤恩伯是蒋介石嫡系，对蒋死心塌地效忠，周平不禁有些担心：“汤恩伯可靠否？他不会告密蒋介石吗？”
陈仪有自己的把握，他和汤恩伯关系特殊，可以说是情同父子。
汤恩伯年少时赴杭州准备参加浙江陆军小学的考试，因为路上出了差错延误了考期，困在旅店进退两难。他向时任浙江都督府军政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的陈仪求情，乞求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陈仪感觉汤恩伯是个可造之材，破格录取了他，后来又保送汤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步科学习。
1927年底，汤恩伯学成回国，陈仪又将他举荐到南京的总司令部担任参谋和作战科长。由于陈仪的大力举荐，汤恩伯开始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从此开始平步青云，不过两三年就已升任中将师长，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之一。
可以说，汤恩伯的军旅生涯全靠陈仪的提携和举荐才得以发迹，汤恩伯对陈仪也是非常感激，常在人前人后说他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我者”，一个是“育我者”。陈仪还将外甥女黄竟白许配给汤恩伯，两人又结成了姻亲关系。汤恩伯更是事陈仪如父，有机会经常接陈仪到他寓邸小住。
有这样的关系，陈仪从来不把汤恩伯视为外人，在他眼里汤已亲如家人，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和他说的。
汤恩伯称陈仪为恩师、义父，多次表示生死与共，永不忘恩。汤恩伯此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南京、上海、杭州三城市的兵权都在他手里。他若肯起义，则三个城市数百万人民都可免遭战乱之苦，这些史称“天堂”之地就有了恢复元气、再图发展的基础。
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已卷入了大大小小数十战争，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亟需休养生息。
陈仪想到汤恩伯曾多次受蒋介石责骂，有时被骂狠了，也在背后流露出反蒋的意思。能争取到汤恩伯起义，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大好事，还能为自己视为儿子的汤恩伯谋一条好的退路，可以说一举两得。
陈仪想到这里，毅然手书一封信，他叫来外甥丁名楠，吩咐他去上海走一趟，把信直接交给汤恩伯，并叮嘱丁名楠再带一条口信给汤恩伯：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
丁名楠到上海后很顺利地见到了汤恩伯，汤恩伯得到消息后对丁说，他左右蒋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不日将去杭州面谈。
有这样的关系，陈仪自信地对周平说：“汤恩伯是我学生和旧部，对我很尊敬，只要我和他讲，大致不会有问题。就算他不同意，也绝不会出卖我。”
陈仪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一直倍加信任和器重，既是学生又情同父子的汤恩伯，已向蒋介石出卖了他。
汤恩伯是如何向蒋介石告密的，当年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曾写有一文，对此有详细描述。
一天，汤恩伯私下告诉毛森，陈仪迫其投共，毛森听了非常惊讶，问汤有无告诉过别人，汤说：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而已。
毛森当时还有怀疑，他知道汤恩伯和陈仪亲如父子，无话不谈，心想也许是他们之间的一时气话，未必可以当真。即使陈仪真有此意，他也不怎么相信汤恩伯能出卖陈仪。
可汤恩伯肯定地说：“绝非气话，他的思想早已变了！”
毛森故作不解地问：“他年将古稀，难道还想着当什么更大的官吗？”
汤恩伯说：“这个老糊涂竟明对我说，并非为自己打算，是为我找条出路，再提拔我一次。我向他表白，我是军人，追随蒋几十年，决不能弃他。他说我没有头脑，不识时务，不为国家人民保留元气。”
毛森进一步试探说：“你不接受他的策动，不理他算了，他光棍一个，让他去好了。”
汤恩伯听了气呼呼地说：“他不断打电话叫我去见他，一见面就说我不识时务，要我派架飞机将他送走，我怎能这么干呢，到时候我怎么撇得清关系！”
毛森是警察局长，又是毛人凤的本家兄弟，这种大事，他断没有替汤恩伯保密的道理，事情自然通过毛森被传到毛人凤那里，毛人凤又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马上打电话向汤恩伯询问，汤恩伯吓得心胆俱裂，赶紧结结巴巴地表示拥蒋到底，绝无异志，说自己接到信后并无异动，足以说明他对蒋介石的效忠。
蒋介石听完解释，只说了一句话：“好，那陈公洽一到上海，你就把他扣下来罢！”说完就挂了电话。
这句话让汤恩伯魂飞魄散，背叛恩师，他知道要承担什么样的舆论压力和良心谴责，但蒋介石的命令他没有胆量不服从，一想到蒋介石心狠手黑的手腕他就浑身发抖。
很显然，汤恩伯不可能不知道把消息透露给毛森的后果，他只是极力为自己的卖师求荣掩饰，其假仁假义的真面目昭然若揭。
汤恩伯向躲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出卖陈仪后，陈仪很快被免去浙江省政府主席之职。
陈仪对突遭免职深感意外，但他并不知道是汤恩伯出卖了他，更不相信汤恩伯会出卖他。
当陈仪还在杭州静候汤恩伯前来时，上海的地下党已经得知了汤恩伯卖师求荣的事，他们派人通知陈仪：“消息已探实，汤恩伯已背叛了你，你必须火速乘飞机飞往江北，只要一过江，我方将完全负责你的安全。”
但是陈仪仍然不肯相信，他对赶来送信的胡允恭说：“贵党的消息，一定有来源，但不会是可靠的。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就像我的儿子，志安坊35号的房子也是他送的。他恨蒋，恨陈诚，这次我来浙江，也是他竭力相劝的，反蒋他不止一次谈过。你想，我和恩伯的关系这样深，他如果不赞成，可以直接向我建议停止这项活动，何必出卖我？”
1949年2月17日，浙江各报刊登出陈仪遭免职的消息，胡允恭看到后又去面见陈仪，想以此再次说明汤恩伯出卖陈仪已是实情，试图说服陈仪火速离开。可陈仍旧不相信，并说：“刚才还和恩伯通过电话，他说事前一点也不知道，请我迅速移交后到上海详谈。”
陈仪甚至还反过来宽慰胡允恭：“老蒋日暮途穷，各省都要换上有实力的军人，江西胡家凤、福建李良荣都是这几天免职的，何足为奇呢？”
2月21日，浙江各界为陈仪举行“欢送大会”后，按照汤恩伯的安排，陈仪乘车赴上海，当晚8时抵达在沪寓所。
陈仪没想到，他一到家，汤恩伯就命毛森将他软禁在寓所中，不准他自由行动，禁止会客。此时，陈仪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汤恩伯和毛森考虑到上海位于前线，将陈仪软禁在上海多有不便，决定将他转移到其他地方秘密监禁起来。1949年2月25日，毛森率特务进入陈仪寓所，告知他蒋介石要他移居外地。27日，在特务押送下，陈仪被飞机运到浙江衢州。
在上海遭软禁期间，汤恩伯始终没有去看望过陈仪，更没有向他作出任何解释，大小事都由毛森转达。直到陈仪被转押衢州后，才收到汤恩伯的一封信，说他有难言之隐，待他到衢州后再面陈一切。可直到陈仪走向生命终点，他也没再见过汤恩伯。
被汤恩伯出卖后，陈仪哀莫大于心死，再也不肯说一句话。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台湾遭蒋介石下令枪杀。在走向刑场时，他视死如归，不断说道：“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时年67岁。
陈仪决心弃暗投明，不愿为虎作伥，他曾按照我党的指示，在浙江释放过一百多名被军统特务拘捕的爱国人士，为祖国解放立下过功劳。陈仪被害后，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调查部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为陈仪先生作出了以下肯定的结论：陈仪，字公洽，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并追认陈仪先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陈仪死后，汤恩伯大哭一场，在家中设了灵堂祭奠，以求心灵安慰。不料，才过了三天蒋介石就召见汤恩伯，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斥责道：“陈仪已发处置，死有余辜，你还哭什么！听说你为陈设了灵堂，回去以后赶快撤掉。”汤恩伯回家后只好撤掉陈仪的灵牌。
陈仪之死让汤恩伯良心备受谴责，让他背上了“卖师求荣”的骂名，从此长期处于外界压力和内心矛盾之中。他隐居在台北乡间寓所足不出户，据说常精神恍惚，绕室彷徨，不知所以。妻子王竟文整日不离左右，精心照顾饮食，并尽力劝说开导，但始终不能让汤恩伯心情好转。
汤恩伯能够飞黄腾达，陈仪是至关重要的关键人物。陈仪不仅特批他进入浙江陆军小学学习，还在汤想去日本求学，苦于无人保荐又没有经费的时候，为他铺平赴日深造的道路，又为他支付了留学期间所需全部经费，使得汤恩伯一生命运从此改变。
可以说，陈仪对汤恩伯有再造之恩，他没有子嗣，实际是将汤当作儿子看待的。没想到，汤恩伯却是个恩将仇报之人，“卖师求荣”成为汤恩伯一生人品之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