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三峡难题
1969年冬天，武汉的寒风格外刺骨。
那天，曾思玉提着一份厚厚的规划书，心里揣着一件大事。
他刚从部队回到军区，脸上还带着些许疲惫，但眼神却无比坚定。
在办公室里，他再三斟酌语言，最终还是决定在当天的汇报中提这件事。
这事儿，从明清时期就被人念叨了无数次——长江水患。
尤其是宜宾到三峡这一带，每年洪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
曾思玉觉得自己不能再拖了，必须做点什么。
他提议在三峡建设一座高坝，既能发电，又能治水，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但他没想到，这个看似完美的提议，却得到了毛主席的当场否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曾思玉是个实在人，干活雷厉风行，但性格也有点轴。
这次，他带来的方案经过了无数次修改，甚至连预算都算得十分精细——30亿元，十年建成。
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这计划几乎滴水不漏。
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战争的风险。
毛主席听完他的汇报，沉思片刻，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地说：“敢想敢干，勇气可嘉。
但如果敌人打过来怎么办？一颗原子弹投下去，别说长江沿线的城市，整个下游都会被淹没。”
这一句话，让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毛主席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紧张，核战争的威胁无处不在。
任何一个战略工程，都可能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
而三峡大坝，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靶子”。
如果被击毁，不仅会造成无数的生命损失，还会让整个长江流域遭受灭顶之灾。
曾思玉当场愣住了。
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问题，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但毛主席并没有停下，只是换了个语气，问他：“还有其他方案吗？”
曾思玉显然早有准备，他赶紧补充了一套备用方案——在下游的西陵峡修建低坝。
这种坝不会像高坝那样引人注目，就算被炸毁，对下游的影响也不会太大。
毛主席听完，点了点头，说：“这个可以试试。
不过，你们施工时要注意，别把长江变成断流的短江。”
最终，三峡大坝的建设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葛洲坝水利工程。
这项工程虽然没有高坝那么宏伟，但功能却十分实用，既缓解了长江的水患，也改善了航运条件，还为后来的三峡工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其实，这场关于三峡的争论，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讨论。
它背后折射出的是那个特殊年代里，国家领导人对战争与发展的深刻思考。
毛主席并不是不懂得大坝的价值。
早在1956年，他在长江上写下了“高峡出平湖”的诗句，那时的他，对三峡大坝充满了期待。
真正开始规划时，他却表现得格外谨慎。
他知道，这样的工程不仅耗资巨大，还需要充分考虑地质、水文、生态等多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从这一点来看，毛主席的决策并非保守，而是未雨绸缪。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任何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都可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担忧并非多余。
葛洲坝工程建成后，长江的水患得到了有效控制。
而三峡大坝的建设，则被推迟了整整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才得以重新启动。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人们常常会感慨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有人说，他的决策虽然有时显得“慢半拍”，但正是这种深思熟虑，避免了许多可能发生的灾难。
而曾思玉的执着，也为国家的水利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继续任职，晚年生活得十分低调。
他对年轻一代常说的一句话是：“革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辈子的思考。”
这句话，或许正是对那场三峡争论最好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