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开始。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一年。
这一年，是明朝崇祯十七年，是李自成大顺永昌元年，也是张献忠大西天命三年，还是清朝顺治元年。
时局非常诡异，四个实力相当的政权争夺天下，四个政权又覆盖了华夏社会三个阶层——明朝地主贵族阶层、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阶层、满清新兴的游牧民族阶层。
这一幕，历史上非常罕见。
事出反常必有妖。虽然朝代兴亡更替是史家常事，但1644年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华族在一瞬间进入一种混战厮杀的失控状态。
为什么？
我想，大概是国运所致。
一股什么样的国运呢？一股错过强大国运后，被国运反噬的国运。
简单理解：
崇祯时期，是历史留给华夏争霸世界的“窗口期”。华夏文明没有把握住这次国运，没有完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错失后，旧的冲突和新的矛盾一时间涌现出来，造成华夏文明的大失控。
如果我们把华夏文明比作一个正在编写的代码，当编写到“崇祯”这一步时，突然出现一个“李自成”和“满清”的错误代码，把整个代码程序全盘打乱，最后生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程序——叫满清。
这样是不是更好理解一点呢。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观点：
如果没有李自成和满清的出现，再给明朝一段时间，华夏文明一定能够在世界大潮流的第一和第二梯队里，完成体制改良和工业革命。再有这么庞大的疆域和经济体量加持，华夏文明的实力不可估量。
依据有三条：
一、崇祯时期的华族思想已开始从封建思维中摆脱出来。
我拿一个人举例子——黄宗羲。黄宗羲生活在1610年至1695年（时间点刚好与崇祯时期吻合），他曾说过这样两句话：
①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②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皇帝是天下最大的害虫，天下不是皇帝一人能够治理的，要分工治理。当官是为了治理天下，而不是为皇帝打工；是为人民治理，而不是为某一家一姓服务）
这不就是妥妥的近现代民主思想嘛。明朝人的思想先进性，要远远领先西方早很多年。如果说没有十七世纪的满清入关，采取复古僵硬的体制，明朝一定能够与西方的那一系列运动产生共鸣互动。
新思潮、新思想已经萌发出来了，产生新体制只是时间的问题。
二、明朝形成的“思辨”思想彻底被斩断。
很多人说，华族思想不具备进化性。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华夏文明是一个讲究实用至上的民族，实用主义思维是最具有进化能力的一种思维模式。
管用的，立马拿来用。不管用的，立马丢掉。
所谓没有进化性，那是清朝以后的思想思维，不是明朝以前的。清朝以后的统治理论，实际上已经把华夏文明思想中的进化基因剔除掉。
用的是十一和十二世纪宋朝的“程朱理学”。也就是说，清朝入关后，用的是四百年前的那一套理论在掌控偌大的华夏文明。甚至为了实现统治需要，把程朱理学的那套东西进行二次强化，使得华夏文明更加僵化教条。
三、掐灭了“商品经济”思维模式。
程朱理学，危害极大。宋朝的统治者都不敢全盘使用，只是用了一小部分。说句难听的话，幸亏元朝建立，一个不通文礼的民族，“帮助”华族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束缚，使得明朝在宋朝形成的商品经济模式基础上，进而演变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雇佣关系”。
宋朝至明朝六七百年的时间，中国最大的思想成果有两个：一个是王守仁个人创立的阳明心学；一个是江南富商共同孵化出的“雇佣关系”。
这两样在清朝全部没有得到继承，更别提发展。取而代之的是乾嘉学派，这个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压抑新思维、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倡导采用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
完了……一个六百年前的程朱理学还嫌不够折腾，再把一千五百年的汉学搬出来治国。以上两种学术主张都是“士农工商”的坚定拥护者，“商品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思维模式还怎么玩下去？
最后补充一个细节。
所有列强的崛起过程，必然经历一个封建制的帝王对国家失去掌控的阶段。具体表现为，大臣这股社会中间力量，开始与皇帝抗争谈判，而不是要革皇帝的命，坐皇帝的龙椅，睡皇帝的龙床。
明朝完全符合这种“症状”。士大夫开始骂皇帝，还很激进，以此为荣，把皇帝逼得躲在皇宫不愿上朝，但再怎么闹，没有人想着要推翻皇帝。
整个社会进入一种“谈判”状态，包括李自成围攻紫禁城时，还是希望能够跟崇祯皇帝谈判。
一个社会进步的最大标志，是大家在获得利益时，暴力革命不再是唯一的方式。更多的是少流血，尽量通过谈判，相互让步，和平获得利益。
很可惜，历史没有假设，更不能重来。
历史把华族争霸世界的窗口期开在了“崇祯时期”，但因各种因素，华族人没有接住这波泼天富贵。
没有把握住这波窗口期也就罢了。清朝的出现，把宋朝至明朝六百年的思想成果全部丢掉，进而复古停滞了三百年。
前后加起来，等于华族一千年没有往前发展。
我有时候会想，历史真会开玩笑。把“窗口期”开在哪不好，非得把转折点设在“崇祯”身上。
崇祯固然是勤勉的帝王，想干一番事业的帝王，但他柔弱的肩膀，扛不起如此沉重的历史重担。
你赞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