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父亲走了
1941年8月22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日寇占领下社村和椿树底村不久，我正在下社河东村外祖母家。一天母亲捎信来说我父亲得病卧床不起，赶快回椿树底村来。因此我很快就回去了。进村正是中午时间，一看满村都是成群结队的鬼子兵，有的正要离开村子，有的是刚进村来，还有的鬼子正在押着许多民工往"洋马山"上运送物资和建筑材料。村里的许多房子被鬼子拆了，有的房子现正被鬼子强行拆除，木料砖块一律被送上山去，村子的房子越拆越少。有的树木也正在被砍伐，总之村子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显得十分凄惨。
我一打听，才知道我家大院因在山坡上边，大部分还未拆掉，现在全都住满了日本兵，不能回去。我家临时住在了水地街上梁顽石家东房里。三代12口人，男女老少都让挤在两间房子里，我父亲、奶奶和大伯、二伯都躺在土炕上，母亲正坐在地上往灶里填柴禾，满屋全是烟看不清人。大锅里正煮了一锅野菜汤，大概这就是全家的中午饭吧。我先看见了母亲的脸，叫了一声妈，吓了我一跳。我都不敢认了，她瘦成一个皮包骨，40多岁的人，像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加上她穿着的衣服太烂，都是补丁上面加补丁，乱蓬着的头发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土和柴灰。看到这种情景，顿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动了这么大的感情！！我觉得我母亲太可怜了！我不由地一下扑向她的怀抱痛哭起来，妈妈也抱着我哭了，随着躺在土炕上的父亲及全家都哭起来了，担心今后的日子还能不能过！还有没有活路了？
经过了解才知道，父亲自1938年11月就离家出走参加了抗日工作，任晋察冀边区税务员，在定襄县洪道地区做税务工作已经有三年了。前段时间他与单位同伙到洪道地区收税，一天夜里他们正在房子里睡觉，被鬼子包围来不及躲避，三人被杀害，留下他们二人幸免受害。父亲曾于1938年9月28日，日寇来椿树底村炮轰羊谷垛山时，因炮弹爆炸震损心脏，这次心脏病又犯了，无法继续工作，刚被同行们送回家里来。现在家里既没有药物，又没有食物可吃……
我家中原有两头骡子，先后被国民党散兵和日本鬼子抢去。家里的农具、家具等物品都被鬼子毁坏干净。山上梯田和河沟里少量土地都因鬼子占领和天旱均未收获，有的就是撒上种子，也未间苗锄草被完全荒芜了，人们都不敢上地里去劳动，有的人偷偷上山去梯田里劳动，结果被鬼子当把子射击把腿打坏，差点儿送了性命，日本人根本就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时间长了光吃些野菜，如猪耳朵、扫帚菜、灰灰菜等，把人吃的身体越来越软，实在饿的不行了，我母亲就给大家烧一些盐开水喝。后来野菜也找不到了，我们就开始吃起树叶来，如杨树叶、柳树叶、榆树叶、槐树叶等，惟有黑枣和柿子树叶不能吃，不仅放到锅里一煮就化，而且煮出来的汤又苦又黄，根本不能喝。人们为了生存开始挖草根，剥树皮来充饥。
10月上旬，伪维持会和自卫团在福庆宫正式成立，我家从水地街梁顽石家迁回自己家大院。父亲和我们仍然住在小院南房里东两间，祖母仍然住西两间，因为大院西房的三间被伪自卫团团部占去，所以大伯父一家只好住在下院里。住房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父亲不愿意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被饿死，所以又动员我再去外祖母家，他把我叫到他面前说："三只呀！你别担心，你爹身体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看你还是去下社外祖母家去吧，他家比咱家要好一些，咱们能活一个就活一个吧！不然大家都在这里等死……"因此，我一个人又去了外祖母家，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有人捎信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赶快回椿树底村去，等我回到家里一看，父亲早已断了气，躺在棺材里，我怎么哭怎么叫爹，他也不答应。我昨天离家时他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一下就会死了呢？越想越难受，我大哭起来，哭个不停。我想我今年才12岁，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爹了，心里就更难过，更哭个不停，直到别人把我从父亲身边拉开。
父亲去世是10月15日，农历八月初七，享年53岁，若说父亲有病去世，不如说他是活活地被饿死了。父亲去世对我们全家打击太大了，不仅我家少了一个当家人，而且使母亲40岁就失掉了丈夫。因此父亲去世对她打击最大。她想：父亲在时她还有个依靠，现在父亲不在了，还去依靠谁呢？目前家里既没有吃的，又没穿的，让鬼子破坏得干干净净，是最困难的时候，他先走了，留下这老的老小的小可怎么活呀！所以她万分悲痛，每次哭起来就是一个多时辰，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父亲去世什么仪式也没有举行，只是把藏在山里的祖母棺木利用夜间偷偷地抬回来，让我父亲先用了，匆匆忙忙在自家上恼上梯田埂下随便挖了一个洞埋进去算了事。
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生活更困难了，吃的还是没有任何办法。后来我母亲主动找到邻居梁四海叔借了几十斤粗糠（用谷子脱完小米以后所剩谷子皮叫粗糠）。二胞兄梁玉成和我剥一些榆树皮来晒干，再掺一些黑枣及小柿子与粗糠拌在一起，用碾子碾碎成面粉，蒸窝窝头吃，结果吃下肚以后，根本拉不下屎来，把肛门都能涨裂，因此我经常蹲在茅坑上哭起来，我伯弟梁成明也哭，哭也没有用．.
2．一棵救命树
1942年春天来了，春季仍然缺雨，村里的人们饿的个个面黄肌瘦，有的还得了浮肿病，脸面涨的像个皮球，用指头一按就是个坑，饿死的人用破席卷一卷草草埋了完事。人们实在饿的受不了，就围在五道庙前，看着河东岸长着一棵小叶大杨树，枝多叶密长得非常茂盛，人们盼望能早日吃到它。这棵大树很粗，三四个人手拉手都围不拢来，树干还有十多米高，树枝长得更高，到目前为止它是本村最大最高的一棵，也是惟一还没有被鬼子砍伐的一棵大树，现在人们想吃它的叶子谈何容易，只要能把树枝砍下来，就能救许多人的命。现在我们眼巴巴地只能看，就是吃不着。看着想着说着，突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小伙子来，名叫梁文杰，他说，"为了救乡亲们的命，我试一试，看能不能上去。"接着大家鼓励他上去，有的人主动从家里拿来两个糠窝窝头，提来一壶水，让他先吃饱肚子再上树；也有人按他的要求拿来较粗较新的麻绳两条，快斧头一把。梁文杰吃饱喝足后来到树旁，开始用绳子的两个头分别一头拴住树干套好踩左脚，另一头拴住树干踩右脚。这样两脚交替地向树干上面爬去，不多时间梁文杰已经爬上树干顶端，然后艰难危险地面朝天背朝地翻过了树杈部，稍加休息以后，就用绳子把斧子吊上树去。开始砍伐树枝，每砍下一枝树枝，下面由维持会会长梁文课（共产党员）指挥和分配，先让最饥饿的人将树枝拉回家去，这样梁文杰一直在树上持续了足有二三个时辰，除大树枝动不了外，能砍动的树枝基本砍完了。各家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树叶。这时梁文杰说：他再也砍不动了，想要下来，梁文课对他说：你先在上面休息一下，再给你吊上去一些吃喝，吃饱喝好了以后再慢慢下。然后梁文杰先把斧子和水壶从树上吊下来，接着准备下树了，人常说上树容易下树难，难就难在从树分杈上部到树干一段，上去时，面朝天往上翻，要下来仍然如此。就在这时候站在地上的人们捏着一把汗，一口长气都不敢出，看着梁文杰下树，希望他能安全平安地回到地面上来……看着看着大家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哎呀！梁文杰在树杈外，肚朝天背向地伸着胳膊腿摔到地面上来了。梁文杰被摔的七窍流血，当下就断了气。他为救大家的命，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大家立刻嚎啕大哭起来，悲痛万分，真是惨不忍睹！!
梁文杰兄弟二人，弟梁文顺小名梁民生，于去年9月已被鬼子在"洋马山"上推到崖下杀害，梁文杰为了救乡亲们献出生命，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两兄弟！
3．大胞兄的婚礼
我父亲梁文运去世不久，奶奶崔迎仙吩咐我大伯父梁文通和二伯父梁文顺要抓紧时间给她大孙子梁玉公解决婚姻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她说："按理来说，应该先给大孙子梁玉公完婚以后再给二孙子梁玉明完婚，只因日本兵来了世道不好，兵荒马乱，所以住在石家塔的女方家长说姑娘崔兰叶已经21岁了，还比梁玉明大两岁，要求于今年初日本兵尚未来时就先行完了婚。现在尽管日本人来了你们三弟梁文运已经过世了，我也老了，但家中再困难也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大孙子梁玉公的婚事早日办了。"
根据奶奶的要求，经过家里大人反复研究并托人在滤沱河沿村打听之后，终于在津沱河上游离本村15里的蔡家坪村找了一户姓韩的人家，姑娘名叫韩黄珍，现年19岁（秘密共产党员）。经过双方老人同意并分别征求了我大胞兄梁玉公的意见和韩黄珍的意见，男女两方本人都同意后，就订下了这一婚姻。根据当地风俗，男方还需要多少给女方一定的财礼费。当时晋察冀边区的货币在敌占区已不流通，日本货币老百姓也不用，大家只好都用袁大头，包括铜元、铜子。因此我家偷偷地向隔壁邻居梁四海借了十几块袁大头送给了女方，就算正式订了婚。
大胞兄订婚之后，家里开始给新娘准备住处。经过研究后决定改造马圈，现在下院里有三间北房，三间西房马圈，因为家里两头骡子先后都被土匪和日本兵抢走，现在再也没有什么牲口可喂。因此决定把西房内部进行改造，需要把地面下的土挖出来，重新换上新土，然后再用石板铺平，把三间隔成两间靠南两间靠北一间；把前墙砌起来装上两扇门三扇窗就能住人了。
大胞兄的婚礼，准备于农历腊月二十举行。当时在日本黑暗殖民统治下，年轻男女，不仅没有条件结婚，而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举行结婚仪式，否则就会招来麻烦。所以逼得人们对结婚实行了最简单不过的仪式，叫"瞎推"的仪式。不请客，不穿戴，不磕头，就是新房里也不点灯，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找来一个类似司仪的人来，让新郎新娘面朝屋内站在门前，司仪用两手从背后用力将新郎新娘同时从门外推进屋里去并关上两扇门，第二天他俩就算成了夫妻。
我大胞兄的婚礼与他人还有不同，腊月十九下午，我就从椿树底村出发，天黑到了蔡家坪村，利用夜间行路安全，连夜将韩黄珍接回到家里，准备第二天下午举行仪式，因为我大胞兄梁玉公不在家，在根据地已从牛石村调到石家塔村任抗日小学教员（盂县抗日政府所在地）不能回家来，所以第二天下午举行仪式时，找了一个大红公鸡代替新郎，就在院子中间，摆了一个小桌子，桌子上面放了两个粗瓷碗，碗内各装了5个小玉米窝窝头，韩黄珍头上顶了一块小红手帕，11岁的伯弟梁成明两手抓着大红公鸡，代替梁玉公，梁四海叔当司仪宣布梁玉公、韩黄珍结婚典礼开始。新郎、新娘就坐，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夫妻对拜，四入洞房，仪式就算结束了。这时正有一群七八个警备队人员路经我家门前，发现我家正办婚事，便跑进院里来，当下把我全家吓坏了，不知道他们要来干什么？他们在院子里到处看了看，也没有看见有什么油水可沾，看了看新娘然后说，哪个是新郎呀？四海叔反应很快，大声叫起我15岁的二胞兄过来，指着我二胞兄对那些人说：这就是新郎，我二胞兄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红着脸站在那里，其中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原来是一个小女婿，他们就出门去了。
虽然大胞兄的婚礼仪式已经举行过了，但全家人肚子里悬着的心还没有放下。因此准备按原计划，抓紧时间把新娘韩黄珍送到根据地石家塔去。本村距该村30里，决定让我去，认为我虽然只有12岁，但年纪小胆大心细，灵活机动，所以天一黑，我就带着韩黄珍沿着东山向东南方向爬去。经过鹞梁子，又爬到桃树岭，距"洋马山"还有一里处，然后沿着弓形山坡由西向东走一段路，到达了"洋马山"东面，再后就沿着一个山梁下去到了沙湖滩村东边，从淖沱河冻着的冰面上走过去，又经过张家坪、豹川子、寺平安，再从淳沱河南岸返回北岸爬过一个小山，通过活川口北岸，一直向东再走10里，然后过滤沱河到南岸向南不远就到达了石家塔村。这时正好天色已亮，大胞兄见到我和韩黄珍到了，很高兴。上午我稍休息之后，午后又从石家塔村出发往回返，利用黑夜时间，翻过寺安平山到达大崔家庄。这段路属于敌我分界线。但一般情况下敌人不来，民兵也不在这段路上埋地雷。大崔家庄属于敌占区，我就沿着大路通过沙湖滩、梁家寨连夜返回了椿树底村。
一个月以后，我又去了石家塔接我大嫂韩黄珍回椿树底村，看到大胞兄结婚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话也多起来了，他一方面要求我多住一两天；另一方面又给我讲了许多根据地的新闻，他说现在根据地虽然很艰苦，但群众对反"扫荡"斗争的积极性仍然很高。特别是去年2月17日，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书记彭真由晋察冀边区赴延安路经盂县停留9天，接见了盂县县委书记齐源等负责人，还作了重要指示，对全盂县人民抗日斗争鼓舞很大。另外，目前根据地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向模范女干部芦醒学习的群众运动，她能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三天中午，我和大嫂韩黄珍将要离开石家塔回椿树底村，大嫂和大胞兄俩人心里有说不完的话，大嫂一边忙着给大胞兄缝了衣服又缝扣子，一边又说今后衣服破了自己想着缝一缝。大胞兄却反复强调让我们黑夜走路注意安全。
大嫂韩黄珍嫁到我家以后，大胞兄梁玉公有时利用黑夜回家里住一两天，偷偷关在西房小房子不出来。但往往又被警备队某成员从窗户外听到大胞兄的说话声。因此他随即来到我家北房，吊着一个脸，一屁股坐在炕上也不作声，我母亲怕他寻事，赶快一边给他倒开水，另一边找几个核桃砸开让他吃，结果他不仅不吃不喝，反而大声说，这是干什么？谁不知道你家有个共产党！！他这一喊，把我母亲吓坏了，心都快从肚子里掉出来了。就赶快求他不要这样说，让鬼子知道了不得了。他却说：那怕什么？我母亲再三求他之后，他才算停了嘴，然后便吊着个脸走了。总之，大胞兄每次回家来时，他总是要来我家进行威胁，其用心是想敲诈钱财，但当时我家连一个银元都拿不出来给他，只能受他的威胁。
4．瘟疫横行肆虐
1942年春节前后，天旱无雨，眼看又是一个灾年，季节到了种子还没办法撒到土里去。尽管有的人想办法担水上山点种玉米、南瓜，但看来是徒劳的。目前大家仍要靠挖野菜、采摘树叶和年前树上打下的黑枣来充饥。不知道今后的生活是怎样？鬼子照样强迫各村每天必须派遣大批"苦力"，一部分从山下背水送到"洋马山"上，以满足鬼子饮用和工程上的需要；另一部分人到滤沱河桥头去给鬼子做工。在日寇和旱灾双重的压迫下，伤寒、霍乱、痢疾等瘟疫又在椿树底村广为传播开来。人们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这时日寇在我抗日根据地﹣﹣盂县溥沱河数十华里的地区内施放了"细菌"，大搞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把带有"菌苗"的蚊子、苍蝇、老鼠等投放到当地老百姓的水井里和河水里，看上去水面上漂着很小的一层白粉面状，很像滑石粉一类的东西，人喝了这样的水以后，身上就发痒、起疙瘩、头晕和发冷发烧，然后引发为伤寒、霍乱、痢疾等。
最早发现有这些严重传染病的地方是沱河下游，如活川口、石家塔和潭三沟等村。先是在根据地内流行，然后又在敌占区流行，最后在盂县北厢的大部分地区内流行，总之，鬼子对这些地区进行的"扫荡"次数最多，杀害的老百姓最多，破坏也最严重。
瘟疫一般先对一些老人传染，然后对青壮年男女传染，传播速度较快，一人患病全家难逃厄运。加之当时环境极其恶劣，老百姓既没有药物，也没有钱治疗；既没有食物吃，又没有喝的，靠迷信和土办法，不仅无助于治病，搞不好还会越搞越坏。因此患了瘟疫在那种条件下只能靠自身的体质，身体好的人患病后还能活过来，体质不好那就只有等死。
农历五月，我家最先患伤寒的是我大伯母胡二女，她一病就发高烧，不能吃不能喝，躺到炕上起不来，把我大伯父梁文通和二伯父梁文顺急的直打转转。硬要我去桥吃洞潺大仙庙求大仙保佑我大伯母安康！我心里不愿意去，也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仙，求神有什么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不能违背两位老人的心愿，所以等我母亲专门蒸了5个糠窝头作为贡品以后，我用一块布将一个粗瓷碗和5个糠窝头包好提着急急忙忙地去了大仙庙。所谓大仙庙，实际上是在桥吃洞潺河畔山崖中间一个不大的石洞里。我先把瓷碗放在石桌上，然后想把5个贡品整齐地放在碗里，第一层放三个第二层和第三层各放一个，但由于糠窝头蒸的不平整，因此第二和第三层两个糠窝头总是放不好，掉下来再放上去，最后勉强地放稳以后，磕了三个头就回来了，向大伯父和二伯父汇报以后，他俩没有再多说什么，我只听到一句话：看来你大伯母不行了！结果第二天大伯母就断气了。既没有棺木，又没有衣服就用旧布单盖着抬到大墙上祖坟地随便埋了。
大伯母去世以后，其儿媳妇崔兰叶又患了伤寒，当时她和二哥梁玉明两人借住在邻居梁富猫家西房，崔兰叶也是发高烧，躺在炕上不吃不喝，大伯父和二伯父着急得很，先找了"巫婆"给崔兰叶乱扎针，反复"下神"和乱扎针之后，使崔兰叶变成了一个半哑巴，终身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
农历五月下旬，大胞兄梁玉公已从石家塔村调到滤沱河南边谭三沟村任抗日小学教员，该村距本村25里。目前已患伤寒，捎回话说让我赶快去侍候。我到该村以后看到大胞兄也是发高烧躺在炕上不吃不喝。学校已经放假，该村儿童团团长（记不起其名字，是个女孩，13岁）专门负责照顾着大胞兄，我到那里以后协助她共同照顾病人，我俩每天劈柴、抬水、烧炕做饭。那里的条件要比敌占区好，虽然当时对伤寒治疗也没有好办法，但每月公家能按定量给大胞兄供一部分粮食，所以保证了大胞兄病情逐渐好转起来，十多天的时间以后，大胞兄的身体基本恢复，我就回到了椿树底村。
我回到家里也病倒了，患了疟疾。这种病也称打摆子，人常说："摆子转伤寒，准备棺材板"。患了伤寒后，我的身体一直处于高烧状态，躺在炕上每天迷迷糊糊，不想吃不想喝，只想喝凉水。有一次家里没有人，我想喝凉水，从炕上跌到地下，昏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每天总是昏昏沉沉，好像处在一种梦境状态之中。
我的伤寒病好了以后，不久我二胞兄梁玉成又传染了疟疾，每天全身要冷一次，热一次，冷起来浑身发抖，身上盖上几床棉花套都暖和不起来，冷过去一阵子以后，全身又发热，热起来热的浑身发烫。经过先冷后热过去以后，身体感到非常疲劳，但过一阵子以后又像好人一样，天天如此周而复始无法摆脱。
我全家不论男女老少，都先后患过了伤寒，而且还有部分人交叉传染了霍乱、疟疾等病。只有祖母崔迎仙患伤寒较晚，于农历九月去世了。因为她一辈子信奉阿弥陀佛那天晚上去世以前她给全家人交待说：今天夜里天上有人要来叫我去，我要坐在炕上等着他们来，你们不要管我，你们千万不要扶我躺下……结果半夜时，我们爬起来一看，祖母已经坐着去世了，一直等到天亮了才扶她躺下，享年83岁。到1942年底，我们所谓福庆宫大院共居住有45人，被瘟病和饥饿夺去性命的就有13人，都是老人和中年人，没有小孩。当时在村子里三天两头就有人家从屋里往外抬死人，备好的棺材已被先死的人背走，后边死的人就用破席子一卷抬出去埋掉了事，到后来连破席子都没有了，只好死时穿的啥衣服就照原样不加任何遮盖地找两个人抬出去，有儿女的跟在后边哭两声，没有儿女的连哭声都没有就被悄悄地抬出去埋了。后来鬼子看到村子里的人死的越来越多，这样下去恐怕没有人给他们做"苦力"了。于是在1943年春节后，假惺惺地要给"良民"打预防针，因此强迫壮年男女和少年，到"洋马山"上的二炮台预防针。我家有大嫂韩黄珍、二胞兄梁玉成和我等人去了，本来大家从来没有打过什么预防针，再加大家对鬼子根本就不相信。所以都非常害怕打针，有人哭了，有些人死活就是不愿意打针。最后凡是到二炮台去的人一律都强迫打过针。事后群众有两种说法：一是真的给群众打预防针以保护"苦力"，二是让群众抽血化验，不排除是搞人体试验。在我看来可能两者兼有。
当时人们还自编了许多歌谣，现回忆一首如下：
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鬼来到咱椿树底呀，强占了羊谷垛山！日本鬼来到咱椿树底呀，强占了羊谷垛山！
自从那时起，百姓遭了殃，每日里被抓去当"苦力"呀！修理那个"洋马山"。每日里被抓去当"苦力"呀！修理那个"洋马山"。
吃的没有吃，穿也没啥穿，奸淫烧杀东西被抢光呀！这苦日子没有个完。奸淫烧杀东西被抢光呀！这苦日子没有个完。日子没法过，度日如度年，不知这黑暗到哪一天呀！人们才能见青天，不知这黑暗到哪一天呀！人们才能见青天。
【梁玉章，1929年5月生，山西省盂县人。1937年11月参加抗日儿童团，历任儿童团中队长、团长、小区儿童团团长。1945年6月参加八路军。先后在冀晋军区二分区兵站任通讯员、司务长、科员、指导员、秘书、西北空军后勤部副科长、二航校学员、通校科长、通校校务部副部长、兰空西安机场干休所政委等职。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儿童团活动，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山西、陕西、甘肃和新疆等地，参加多次战役和平叛作战。曾荣立大功两次，三等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