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随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共存在了8年零2个月，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是却为中国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00多位人文大师；172位院士。这份成绩不仅绝后，而且空前。哪怕同在民国，其他的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也远远不如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考试，极为严格。虽然西南联大在8年里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他招收的学生却是8000多人。其中一半以上的学生，没有熬到毕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一次考试中因为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的潘际銮，是云南省高中会考的第一名，顺利升入西南联大。但是在第一次期中考试时，潘际銮物理不及格。。。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天才中的天才，在西南联大稍有懈怠就有被淘汰的危险。这就是西南联大的考场，难到了极致。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这里没有人可以混日子。不及格就要重读，没有补考一说。正规的学霸都只有一半才能毕业，更别提学渣了。那种只能考两三百分的学渣，如果不自量力的想要进入西南联大，哪怕通过种种手段拿到了学籍，也会在第一个学年就会被强制退学。冒名入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待不下去。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喜马拉雅山，教育出了从近代到现代中国所有大学都不敢想象的大量人才。大部分人认为，和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有关。

完美的梅贻琦

梅贻琦，清华校长，后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校长。清华大学离休教授黄严复先生说：

“我研究梅贻琦半个世纪，试图找到先生的一点缺点，直到现在，也没找到。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严谨到没有缺点的人。”

梅贻琦是一个为了学术，为了学校可以牺牲自己的人，一切都为了治学，他把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条给做到了极致，唯才是举。语言学博士赵元任留美归来时，梅贻琦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当成宝一样送到了学校。随后，梅贻琦又聘请了沈从文当教授。和硬条件要上天的赵元任相比，沈从文连小学都没毕业，也没有任何学术著作，但唯才是举的梅贻琦依然顶住铺天盖地的质疑，坚定的聘请了沈从文。1939年，梅贻琦连续聘请了三位年仅28岁的教授，分别是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华罗庚是个残疾人，而且只有初中文凭，但是公开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之后，梅贻将其破格录用。西南联大的教授里，有留洋博士，有初中生，还有人甚至小学没毕业。这些人站在一起，互为同僚，都是教授。这样的氛围下，催生出了西南联大唯知识独尊的氛围，你的学历，你的背景，都不重要。获诺尔贝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创者黄昆，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番对话。黄昆：“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看到了”黄昆：“你觉得怎么样？”杨振宁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番对话，清华教授何兆武亲耳所听，并写在了他的回忆录《上学记》里。杨振宁当时只是个学生，却对物理学权威爱因斯坦毫无尊敬和崇拜感。普通人这么做是狂妄，而杨振宁这么做我们只能说他是自信。打造出如此自由学术氛围的梅贻琦，以清华校长的身份控制着清华庚款的使用权，却分文不取，一生极度清贫，毫无积蓄，夫人韩咏华在衣帽车间做过工，在首饰店里卖过货，在医院里当过代班，任劳任怨。1962，梅贻琦先生逝世，死后让秘书转交了一个箱子，众人打开后在里面发现了清华庚款的账目。从1917年开始，每一笔支出都写的清清楚楚，分毫不差。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评价梅贻琦：

“他长母校几十年，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潘际銮的改革

2005年，温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叹：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老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们复制西南联大的尝试全部失败了。西南联大拥有如此之耀眼的教育成就，是任何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忽视的，复制西南联大是我们一直的努力。西南联大的制度不是秘密，梅贻琦校长是圣人不假，但我们倾全国之力找一个淡漠名利的准圣也不难。按理说，复制一个西南联大是没有问题的。1993年，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曾求学于西南联大，后成为新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的潘际銮出任校长。而当时的南昌大学，奉行60分万岁，学生们忙于谈情说爱打球玩游戏。入学的时候考的好的，就是公费生，永远是公费生。入学的时候没考好的，就是自费生，永远是自费生。大家都只需要混上4年，就都能毕业，不会有任何意外。上学的这四年，就是混日子的，混过去就行了，读不读书都一样。潘际銮决定改变这一切，他把西南联大的秘密总结为：

“学分制，弹性学制，还有学术自由。”

然后，潘校长按这个原则去打造南昌大学。在学分制这里潘际銮就感受到了改革的巨大难度。从“铁饭碗”改为学分制后，潘际銮提升了考试难度，导致一部分学生没能及格。对于成绩太差的学生，潘际銮想要开除，但被开除的学生情绪极为激动。1993年的大学生啊，还是一本重点大学，这可是全家人的希望和寄托，你说开除就开除了，学生的下半辈子怎么办。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而在1993年，断人学路就等于断别人一辈子的路，这是何等的仇恨和矛盾。被开除学生的家长甚至写信到了教育部，要求让潘际銮“赶紧滚蛋”。潘际銮找到了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说：

“学生不用功，学得实在不行了，考试的时候也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怎么办？”

省委书记回答：

“不要紧，你想开除就开除。我给他安排工作。”

就这样，在潘际銮的铁腕推动下，在省委书记的全力支持下，甚至还给学生承诺包找工作做安抚的前提下。经过一年的努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潘际銮终于开除掉了40多个学生。虽然是开天辟地的创新，但和学生的总量对比起来，不值一提。试图复制西南联大的残酷淘汰制失败后，潘际銮准备把改革的目标放低一点，先一步步的来。他决定从公费制度入手，每学期对学生进行一次考核，不再以入学成绩为唯一标准。成绩好的，自费生可以升级为公费生。成绩差的，公费生要降级为自费生。在潘际銮的自述里是这么描述的：学生的学风马上就变了，考试也不怎么作弊了，也开始念书了。60分万岁之风一扫而空。自费生通过努力升级为公费生后自然是笑逐颜开，但公费生降级为自费生可就没那么好处理了。这里面的差距，大概是一年2000块左右的学费。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钱。被降级学生的家长，又是一轮写信，到教育部投诉潘际銮，骂声一片，从各种其他角度来攻击潘际銮。为处理这种破事，潘际銮很多精力被白白耗费掉了。2002年，潘际銮卸任南昌大学校长职位，临走时他说：

“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再复制了。”

为了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潘际銮做了非常之多的努力，他推广的学分制、公费变动制和强制退学的做法，后来都被很多大学拿去当成了自己的校规制度，大大改变了以前的学习风气。但这些努力和进步，和当年西南联大的辉煌相比，差的太远。锐意改革的潘际銮重铸西南联大的努力失败后，钱学森困惑不已，并最终在2005年发出了钱学森之问。到底要怎样做，我们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呢？

不可复制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辉煌无人可以复制，大陆不行，台湾也不行。同样的制度，搭配一个锐意改革不图钱财和权势的校长，依然没用。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特定时期的产物。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不贪图名利，甚至都不怕死。这个学校隔三差五的就会遭到日机轰炸，几乎每天都会响起防空警报，经常有联大的学生在空袭中牺牲，甚至还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词汇叫“跑警报”。前一天还和自己激辩相对论的理科天才，今天可能就阴阳相隔了。昆明城的百姓，也死伤累累。太多次的面对死亡，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诞生出了淡漠名利的思想。名利有用吗？你有命享受吗？搞不好你明天就死了。那既然我可能明天就会死，那我为啥今天还要辛苦的学习知识？很简单，全中国已经没有一处安全之地了，也没有一个安全的职业，所有人都可能会死。而我最擅长的就是科研，最能创造人生价值的也是科研。将士们在前线打仗，我能做的，就是尽快学到知识，建立中国的工业，建立中国的科技，让前线的将士能少死人，让全国的同胞少死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涌现出一群无视名利，纯粹为了追求学术而努力的教授和学生，很正常。黄继光明知会死，主动堵了枪眼。董存瑞明知会死，主动炸了碉堡。邱少云明知会死，在火海中一动不动。这些战斗英雄为了胜利连命都不要了，名利当然视如粪土了。当初西南联大的那群师生的心态，和那时中国千千万万英勇奋战的烈士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民族都快亡了，同胞一直在不断的死去，还在学校混日子，岂不可笑。一张破文凭有啥用，乱世出英雄，一切都靠本事说话，努力学到真本事才是最重要的。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是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攻占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在给父亲办丧事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帖，邀请陈寅恪前去司令部做客，想聘请陈寅格去日伪大学任教。陈寅格根本都没去司令部，接到日本兵通知的当夜就离开了北平城，甚至都没办完父亲的丧事，最终来到西南联大任教。日本人还找了学者闻一多，公开对其承诺只要留下来教学，保证有丰厚的年金，日本方面会给闻一多配置保姆、厨师和车夫，还给配2个秘书，这是何等优越而体面的生活。但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离开了北平，同样是寻到了西南联大，然后任教。当时西南联大的环境如同贫民窟，但没有一位师生介意。

西南联大有一群见惯了生死的学生，和一群面对日本人诱惑毫不动心的教授。这群人，是真正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战争和死亡就像催化剂，激发了西南联大学生的所有潜力，他们淡漠生死，视名利为粪土，努力学习，努力追求真理，不需要任何人的督促。梅贻琦先生定下的制度确实有引导之效，但并非核心原因。所以，西南联大自此成为了绝唱。

改革的核心在大学

西南联大确实无法复制，但它的成功告诉我们，中国人在学习和科研上的天赋是无以伦比的。中国那么穷，环境那么差的时候，我们都能培养出如此之多的大师和科研人才。只要能通过某种办法激发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爆发出的科研实力会让世界颤抖。但今天的中国大学，不管你是200分入学，还是600分入学，只要你能拿到那一纸学籍，最终你们都会拿到一样的毕业证。60分万岁的风气始终没有消除，进入大学后想毕业简直太过简单。在最适合学习，最适合科研的黄金年龄，中国学生就这么被整整耽误了4年。4年啊！人生能有几个4年。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学生的学习流于形式，考核近似于无。现在中国教育的改革一直纠结在初中和高中教育，为了一个快乐教育和学区制度改来改去。这有意思吗？中国的高中教育，放眼全球都没人说个不是，中国高三学生的基础之扎实在全球都有口皆碑，简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辈子知识含量的巅峰。但中国的大学教育，和高中教育那简直就是冰与火的极端，从极强变成了极弱。200分的中考生进名牌高中是跟不上的，每次考试都一塌糊涂，看试卷如同看天书。但200分的高考生，只要能混进大学，就算是重点大学他也能活的非常滋润，顺利毕业不成问题。中国的大学和高中，是按同一套规则管理的，唯一的区别就是高中教育的后面会接一个残酷的高考，而大学教育没有。这就导致中国的教育系统，始终培养不出大师，问题的根源不在高中，而在大学。大学教育制度该怎么改？很难改，非常难改，不然潘际銮院士推动的大学教育改革也不至于失败。但这条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希望中国教育后面的改革，能把精力主要放在大学，哪怕先搞几个试点也行。不让滥竽充数的差学生毕业，我觉得这算是学术强国的基本要求了。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已经不缺钱了，但是缺科技。大学，到了该继续改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