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从一开始，日本的侵华战争就注定走会向失败。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在侵华问题上尚存犹豫，但事变后，军国主义的狂热和盲目自信迅速蔓延席卷了整个日本，使得其战略决策愈发偏离理性。这种由初步胜利滋生的盲目自信，掩盖了日本对战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不足。这种速胜的假象却掩盖了深层的危机。这也是九一八事变最大的恶果，让日本对中国的庞大体量和民众的抵抗意志缺乏足够的认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可以迅速征服中国。

倘若张学良誓死抵抗，日本未必会举全国之力侵华，毕竟，当时的日本并没有下定决心，政坛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在那个时期，日本国内对于是否全面侵华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利益考量。军部虽然积极主张扩张，但政府和其他势力也在权衡利弊。张学良的不抵抗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变量，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

张学良的不抵抗激发了日本军部的战争狂热，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软弱”的回应，从而加速侵略计划。这种不抵抗也让日本国内的理智声音丧失了更多发声的机会，无法制约军部的行动。

事实上，中国并非日本想象中的那般容易屈服。中国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这为抗战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纵深和人力资源。此外，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团结和牺牲精神，这是日本所未能预料的。

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在战略上也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它试图以有限的兵力控制广大的领土，这导致了兵力分散和补给困难。同时，日本还忽视了国际社会的反应，特别是美国的警告和反对。这种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最终使得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加剧了其在战争中的困境。

淞沪会战是抗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中国军队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这场会战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与此同时，日本的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问题开始显现。日本试图迅速占领全中国，却忽视了稳定和控制已占领区域的重要性。这种急功近利的战略最终导致了日本在战争后期中处于被动局面。

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的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匮乏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做出了偷袭珍珠港的冒险决定。这一行动虽然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却彻底激怒了美国，使得美国加入了二战。美国的加入也宣告了日本的败亡。

今天的我们是站在上帝视角来分析，当我们真的回到那个年代，才知道有当时多么的绝望。

1937年8月，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先后调集全国各地部队会集上海战场，投入总兵力达七十多个师七十余万人，日军投入的总兵力十个师团近三十万人，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超过30万，而日军的伤亡人数约为6万人。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在淞沪会战战败后，国军在南京保卫战中投入15万兵力，面对20万日军，南京仅守了12天便告沦陷，国军撤退，南京沦陷，有5万国军士兵牺牲，而被屠杀的军民30万以上。

1938年初，徐州会战：国军参战人数达到60万，日军24万，虽然国军在徐州战役中取得了歼敌一万人的台儿庄大捷，但在整个战役中伤亡约100,000人，日军也超过26,000人。最后导致徐州沦陷。

1938年5月，兰封会战：本应是中国军队以12个师的兵力围歼孤军深入的土肥原贤二的2万余人，但因国民党嫡系将领的作战不力，最终失败，并直接导致花园口黄河大坝的决堤，百姓死伤无数。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国军参战人数约110万人，日军约35万余人，历经4个月武汉会战国军最终还是败了，伤亡达40余万人，日军伤亡25.7万人。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月，伴随着华北、华东和华南大片国土的相继沦丧，亡国灭种的危机犹如黑云笼罩大地和人心。整个中国社会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感到迷茫和悲观。一方面，对抗战失去信心者大肆宣扬悲观失望的中国“亡国论”，1938年12月，国民党2号人物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人逃离重庆，先后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艳电》 公开投降日本。严重扰乱了抗战军心民心。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军队取得平型关大捷以及台儿庄大捷，又有人高唱迅速击败日本的中国“速胜论”。这两种论调，一种是对中国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另一种则是对迅速取胜的盲目乐观，都不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正是在这种黑暗迷茫、莫衷一是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在深刻总结抗战前期经验基础上，严肃批驳了“亡国论”的荒谬、“速胜论”的虚妄，毛主席指出，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最终必然是胜利的。这一理论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也为抗战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原文很长，我就不一一放了，有兴趣的建议可以看看。毛主席的眼光真远非我等能及。

以下是本文参考文献:

《七七事变 全面抗战--党史频道-人民网》

《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

《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