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文《若抗战结束后评衔，十大将的人选与排序如何？》中谈到了从代表四方面军领授大将军衔这一点来说，王树声最合适。

其实这个观点不仅是在抗战结束时成立，即便是到了1955年正式大授衔时，也是如此。

有人说了，不就是因为历史上王树声担任过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就这个原因吗？话虽没错，但也并非那么简单，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王树声

王树声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成军于鄂豫皖根据地，是由黄麻、商南、六霍三大起义的部队逐步汇合演变而来。而其中以黄麻起义最早、也最有影响力，也最著名。

王树声于1926年入党，创建了麻城第一支农民武装。早在1927年底的黄麻起义前，他就已经多次组织当地农民军进行革命，特别是参与发动了著名的麻城“九月暴动”。

在黄麻起义时，王树声任麻城农民协会组织部长。黄麻起义的义军最早被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下辖两路军，王树声任二路军分队长，属军队中层吧。不过，鄂东军及两路军的总指挥与党代表后来均牺牲或被杀害。

鄂东军后来先后又改编为第七军、第十一军31师，下辖五个大队，王树声此时为第一大队的党代表。

有的文中说王树声是“木兰山七十二壮士”的成员，这是误传。

“木兰山七十二壮士”是指黄麻起义失败后，随吴光浩转移到木兰山的七十二位意志顽强的革命者的统称，这部分人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星星之火”，是四方面军的源头。

这七十二人活到解放后的仅剩五人，他们是陈再道（上将）、詹才芳（中将）、吴世安（少将）、肖永正（少将）、戴季英（开封市委书记）。

王树声在黄麻起义失败后与部队失散了，没有上木兰，他是后来在大部队转战途中加入的。

在黄麻起义部队改编的红十一军31师的最早那批领导人中，除了王树声及三大队大队长倪志亮坚持到了解放后外，师长吴光浩以及其他领导人均牺牲或被杀。

在麻城早期的革命者中，从县委书记到中层骨干，仅其一人存世，王树声是骨干层的唯一的幸存者。

即便算上黄安籍的，在解放后幸存的参加过黄麻起义的人中，与王树声资格相近或者老一点的寥寥无几，但都已不在军内，比如郑位三、戴季英等人。

因此说王树声是十大将中黄麻起义的代表，这一点并不过分。

到了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王树声已任红11师的师长了，还担任了成立庆典阅兵总指挥，之后又担任了红73师师长。

在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到了川陕后，王树声于1933年7月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31军军长，军事生涯达到了巅峰，在建立鄂豫皖根据与川陕根据地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

不过，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后期，王树声地位开始有些下降。当年西征部队决定分散突围时成立了工委，确认由李卓然负责政治，李先念负责军事，王树声仅担任工委委员。

自打兵败回到延安之后，王树声离开了军事斗争一线。

抗战八年，王树声在延安学习四年，在前方四年。前方四年中，他在晋冀豫和太行军区虽担任副司令，但只是在后方负责组建部队和后勤保障，没怎么打过仗。

只是在抗战胜利前夕，被中央派到河南和戴季英一起组建河南军区，在豫西拉起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再次成为一方主将。

抗战胜利后，国军开始进攻，情况危急，中央决定河南军区并入了中原军区，王树声成为了李先念的下级。

中原突围时，王树声率一部向西南方向突围，在鄂西北建立了根据地。后来王树声本人高血压发作，去了山东解放区大后方养病。

刘邓大军南下时，病愈的王树声随军重返大别山，担任鄂豫军区司令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下去，解放了大别山大片地区，战绩颇为亮眼。

建国后，王树声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排在了司令员李先念与副司令员堂弟王宏坤这两位昔日老部下的后面。

1954年，王树声调到中央，在总军械部当部长兼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王树声不仅是后来四方面军在大将层级的代表人物，而且他是鄂豫皖早期的老人，是黄麻起义领导层级中硕果仅存的军界代表。

而1955年大将的评选与其他衔级的评选相比，资历与山头在指标中所占的比重极大。

因此，到了1955年授衔时，如果在黄麻起义与四方面军仅出一名大将代表的话，也必然是王树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