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计划前往延安，但因未接受毛主席提出的三个条件，导致行程受阻，产生了一系列波折。
王明与康生指控陈独秀为日本间谍，断绝了他重返党内之路。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结束了其传奇且悲剧的一生。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本应投身革命，却为何踏上归途，满心无奈与悲哀？
陈独秀幼失怙恃，由祖父与兄长抚育成人。他17岁时中秀才，22岁赴日本求学。
他一生持续写作，拥有多个笔名，其中最著名的为1914年起启用的“独秀”，被广大世人所认知。
在日本留学时，陈独秀接触了多种西方思想流派，诸如启蒙思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有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思想认同度极高，他深入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从中汲取了深刻的理论认识。
他通过阅读日本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作品，逐渐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深刻认同与坚定信仰。
回国后，陈独秀先创办了《新青年》，随后成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引领者与策划者，此间他的思想持续演变。
1921年我党成立时，陈独秀作为早期领导人，其身份已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逐步演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失败的政治生涯】陈独秀的政治生涯起步后，需先提及共产国际。其政治生涯的兴衰，均与共产国际紧密相关，可谓成于共产国际，亦败于共产国际。
自我党创立之初，便得共产国际鼎力相助，古语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党对此铭记于心。
在这段互助过程中，我党难免陷入接受援助后立场微妙的境地，处于可能受人制约的不利位置。
陈独秀时任我党主要领导人，负责充当共产国际与我党间的联络人。
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下，陈独秀赞同我党联合国民党，共抗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由此，国共两党首次合作正式开启。
国共合作虽有成就，但局限性显著，中共在国民党内地位较弱，难以对政策和行动产生决定性影响，致使合作效果受限。
此外，共产国际在指导国共合作时，展现出一定的主观判断，且未能完全适应实际情况，存在不适应性。
随着国共合作深化及革命发展未达预期，陈独秀察觉到共产国际指导方针与我国国情间的差距日益加大。
在那种大环境下，陈独秀虽有意却无力改变，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示，结果只使双方关系更僵，对革命进程未有任何助益。
两党分歧暗流渐成明显矛盾，国共合作终告破裂。随后，我党决定转向武装斗争的道路。
陈独秀因理论与策略受质疑，在党内逐渐失势，至1927年被开除出党，这宣告了他在国共合作领导地位的终结。
【转向托派】1929年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对我党的批评指导产生质疑。
他认为，这些决策和政策似乎导致我党革命陷入困境，因此，陈独秀开始公开表达反对斯大林领导的态度。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作为他的忠实追随者，展开了对列宁继任者位置的激烈争夺。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视其为最具才能的领袖，而斯大林凭借精湛的政治手腕与党内结盟，逐步稳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陈独秀因反对斯大林、支持托洛茨基观点并创立“无产者社”，被归类为“托派”。
随后，托洛茨基因失败被控为反革命，其势力遭大规模清洗，此清洗波及至我党内部。
1932年，经国民党多年悬赏后，陈独秀在上海落网，随即被押解至南京，因危害民国罪被判长期有期徒刑。
1937年，为凝聚抗日力量，国民党释放了多名被囚的爱国人士，其中包括陈独秀。
【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延安】陈独秀获释后，与我党交流回延安事宜，中央经毛主席与张闻天商议，提出了三项条件。
恢复党籍的条件为：承认过往错误，脱离“托派”，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证对党的绝对忠诚。
陈独秀对最后一条要求轻松接受，但对前两个条件略显抗拒，这或许源于其文人傲骨，也可能是自尊心在起作用。
当时，王明作为党内左倾路线的代表，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强有力支持。
陈独秀因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不满而持特定立场，故而他与另一方的观点产生了分歧。
王明自苏联归国后，急于稳固党内地位，故忧虑陈独秀若重返延安，或会与毛主席联手，从而对其领导权产生不利影响。
王明与博古开始给陈独秀罗织罪名，因其早年多次赴日留学，在那边结交了不少知己故交。
他们选取此作为突破口，在《解放》杂志上竭力给他扣上“汉奸”的帽子。
接着，博古屡次蓄意误解陈独秀本意，致使陈独秀彻底丧失重回党内工作的机会。
王明借打压陈独秀这一“托派”“汉奸”形象，巧妙地巩固了自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同时削弱了毛泽东的未来影响力，进而增强了自己的地位，真可谓一箭双雕。
王明失势后，毛主席再提陈独秀回延安，遭拒。此时，陈独秀认识到，作为理想主义书生，他并不适合涉足政治领域。
毛主席晚年时，对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积极评价。
他提出，未来修撰党史应载入陈独秀之名，显示主席认为陈独秀在我党历史上应有其被承认的地位。
陈独秀婉拒了我党争取其回归的尝试，最终决定隐居。这一决定标志着他选择了远离政党纷扰，过上了隐居生活。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虽坚持教书育人与笔耕不辍，但生活并不宁静。1942年，他于四川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