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刘文彩的五姨太:比丈夫小26岁,2003年还在念叨“老头子”
川西炮哥地主刘文彩虽说不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但只要有人关注我国晚清时期、民国时期的毒品运输、贩卖史,就必然会注意到他的另一个身份——“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
这个人发迹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作为牟秉年的拜弟开启他的炮哥生涯,在场镇中兄弟伙的照应下,通过买卖马匹等方式在短时间内迅速积攒大量财富;二则是倚仗其胞弟,也即原国民党第24军军长、后兼任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的权势,实现从土财主向地方税捐总办、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转变,大量搜刮民脂民膏,杀害共产党员,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等等。
这样的恶人最终也迎来了农民的武装反抗,在病中受气、受惊,死在了折返回老家的半途。
但就是这样的恶人,在死去多年后,仍有一个人还在牵挂着他。
这个没有正常三观的人就是他的五姨太王玉清,她也是一个悲剧式的女人。
老夫少妻的结合
1937年的农历4月24日,是刘、王两家大喜的日子。
新郎刘文彩和新娘王玉清是老夫少妻的组合,两人之间有着26岁的年龄差。
当时刘文彩52岁,王玉清却正值芳龄,不过25岁。
长期以来,关于刘文彩和王玉清的结合,一直盛传着一种说法。
那就是王玉清其实是被迫嫁给了刘文彩,这种说法往往附带着一个比较详细的剧情展开,也即王玉清是在上山砍柴途中遭遇刘文彩,因年轻貌美被色欲熏心的后者所看中,想方设法逼迫王家人同意嫁女,终于将年幼他26岁的王玉清“霸占”到手,成为他众多姨太中的一员。
不过,这种说法却在1993年遭到了王玉清本人的否决。
甚至,因为“五姨太”身份受到世人同情的她在否决“强娶”这种说法时还带着强烈的气愤之情。
她双眼圆睁地回应特地赶来采访她的记者,表示:“我是明媒正娶的。”
显然,王玉清极力想要澄清她的身份的正当性,侧面来说,就是想要维护她和刘文彩的“真情”。
很难想象,在明知刘文彩于国于民是个“大恶人”的情况下,她是如何在刘文彩病逝的44年后,仍心心念念着与他的感情。
即便暂且不提其他,单凭这一点也可以初步看出王玉清是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
她的心里没有国家、民族和百姓,有的只是自己。对于她来说,刘文彩是一个给了她优渥生活的“好”丈夫,如此而已。
事实上,同刘文彩结婚,在当时的确极大地改善了王玉清及其亲人、亲戚的生活,他们因为刘文彩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阶级的跨越”。
王玉清与刘文彩的“姻缘”,一开始就是王家亲戚的有意“筹谋”。
王玉清虽家住蔡场乡下,却因为家中开有一个生意红火的糖果铺子,和邻里相比日子也算富足。
王玉清本人更因为眉目清秀,读过两年私塾,还学得一手闺中“红线”,在当地的婚恋市场很受欢迎。
按理来说,这样的她,只要家人略微关心和爱护,不至于落到与人为妾的地步。
但不巧就不巧在,正因为她在婚恋市场很受欢迎,她家中的一些亲戚便有意通过她的婚嫁谋利。
她的表哥赵践庭就是其中一员。
赵践庭长期在川西炮哥大地主刘文彩家谋事,主要负责蔡场一带的收租,因为亲戚关系,更因为工作往来,一直和王玉清一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看见王玉清越长越漂亮,身姿也越发婀娜,听闻刘文彩打算再次纳妾之后,他就打起了将王玉清介绍给刘文彩的主意,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刘文彩的“大舅子”,让刘文彩从手指缝里给他漏出更多的好处。
其实,赵践庭一开始想到的第一人选还不是王玉清,而是比王玉清年长几岁的一位堂姐。
但赵践庭的大舅舅在其中掺了一脚,后者强烈提议将王玉清作为第一人选介绍给刘文彩,认为这样一来“通过率”能够显著提高。
赵践庭的大舅舅更看好王玉清而不是王玉清的堂姐,自然是看重她更年轻貌美,更有文化,人才也更出众。
赵践庭认为有道理,也就改变想法,将刘文彩纳妾的目标锁定在了王玉清身上。
在正式前往王家做媒之前,他还给刘文彩透了底,后者听闻王玉清的人品和风采,果然心中大动,对赵践庭越发客气。
赵践庭见刘文彩如此激动,更希望能够成事,三番几次到王家做媒,最终用“王玉清嫁到刘家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的说法说服了王家父母同意。
倒是王玉清本人十分介怀刘文彩比她年长26岁,并且不是去当主母而是去当妾室,心中并不乐意结成这门婚事。
但那时的她没有自主自己婚事的权利,最终还是被一顶小轿抬去了刘家,成为了刘文彩的五姨太。
享受荣华富贵
王玉清逐渐改变对这一门婚事的看法,是在嫁给刘文彩之后。
后者果然给予了她大富大贵的生活,让她一改此前的介怀,越发对他上了心。
因为是去当妾室,王玉清嫁给刘文彩当天,只能坐上一乘青纱小轿,被接亲队伍一路吹吹打打地送进了刘家大门。
两人也没能在主堂对天地、父母进行叩拜,王玉清直接被送进她的卧房,刘文彩则在正午置办了几桌席面,招待了王玉清娘家人和极少量前来祝贺的商家和低级官吏,就草草结束了这门婚礼。
老夫少妻的组合,让刘文彩在婚后不免对王玉清有更多的宠爱,他给了王玉清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和摆不完的珠光宝器,但这些无不浸透了受刘文彩肆意剥削的老百姓的心酸血泪。
初期,王玉清可能不知晓刘文彩的底细,但后来刘文彩因为宠爱她,每次出门或到镇上“办公”,必定会将她带在身边,她也通过种种途径摸清了刘文彩“赚钱的法子”,自然对一切心知肚明。
即便如此,王玉清也依旧心安理得地享受刘文彩赠予她的一切财物和特殊待遇。在1946年,她就已经乘坐上了一辆美式吉普车,这辆车在当时价值2000多法币。
临终前呼唤“老头子”
王玉清对自己与刘文彩的婚后生活十分满意。这个想法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
面对记者的询问,她的回答斩钉截铁:“咋个不幸福嘛,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
从这句话中能够明显地感知到她对从前那段“好日子”的怀念和憧憬。
这也是她92岁撒手人寰前,卧倒在病榻上仍声声呼唤着“老头子”的原因。
在她看来,哪怕刘文彩是个应该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大罪人,对于她来说,却是一个给予她“美好生活”的“大善人”。
尤其是刘文彩病逝后,作为大地主,她经历了诸多磨难,两相对比之下,她更怀念此前做五姨太的生活,更留恋刘文彩对她的“好”。
刘文彩是在1949年10月17日病逝于成都,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成都却还要再等待2个多月才能得到解放。
在得知刘文彩死讯,也听闻成都即将解放之后,王玉清低调地搬离了原本富丽堂皇的住处,在成都一处叫“慈惠堂”的地方住了下来,扮作一个普通农妇,靠打布鞋、做咸菜、卖臭豆腐为生。
甚至,为了更好隐瞒自己的身份,也为了更好地生存,她还经由刘文彩胞弟刘文辉一位旧时幕僚的介绍,和成都解放后担任省参议事的姜文山结了婚。
后者在1963年病逝,王玉清也因此失了庇护,在六十年代被发现了大地主身份,被楸回原籍蔡场公社参与劳作。
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她才一改此前的处境,反而因为年迈,被当做“五保户”做到了村社的特殊关照,每年能够分到6斤菜油、400斤口粮和400元钱。
王玉清也是一个胆大的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她敢于做任何的争取。
见村社将自己定性为“五保户”,自己还能得到特殊关照,她立马提出要求,希望迁居安仁镇,好方便她随时就医。
当地县政府特批了她的请求,她顺利落户安仁镇。
她的生活费在之后也主要由两个“单位”分担,分别是蔡场乡政府和安仁镇政府。
除此之外,因为政府将刘氏庄园改建为博物馆,收取一定的参观费用,王玉清作为刘文彩仍在世的五姨太,每月、每年也都能从中领取到一定的补贴。
王玉清更是深知只要利用好自己作为刘文彩五姨太的特殊身份,就可以从中谋取其他利益。
谋生的艰难,让她越发感念刘文彩对她的“爱护”和“关照”。
2003年,92岁的王玉清在对“老头子”的念叨声中离世。
参考文献:
邵雍著. 《中国近代帮会史研究》 2011
北方网 2003年10月29日 大陆最后一位五姨太:刘文彩五姨太的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