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红军有一、二、四方面军，为啥没有红三方面军？皆因一个人的反对》一文，文中讲到：1930年6月，李立三推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后，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形成，按照中央的要求，毛主席和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必须攻下南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必须攻下武昌，两军会合后，进逼南京。
无论是毛主席还是朱德，抑或彭德怀，都认为以红军当前的实力，根本就没有夺取大城市的可能。
但是，由于何键和张发奎、李宗仁联军打得不可开交，湖南省会长沙极度空虚，彭德怀瞧准了时机，钻了个空子，一举攻下了长沙城。
尽管到了1970年，彭德怀在写《第三次简历材料》时，一再谈到长沙之战的胜利，他说：“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这些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
但是，就当时而言，长沙之战的胜利还是在客观上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立三更加起劲地催促毛主席和朱德尽快攻占南昌。
毛主席无奈，只得提师北上，向南昌挺进。
部队进入了奉新、安义一带后，担心已经占领了长沙的红三军团有所闪失，改由江西进击湖南，果然在浏阳永和市与从长沙城撤出的红三军团会合了。
在浏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并对李立三发出的“反攻长沙”的命令进行了讨论。
毛主席认为，长沙城内外敌人兵力已经猛增到30几个团，在这种敌强我弱地条件下，如果还要强攻长沙，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彭德怀认为，不管如何，中央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
最终，毛主席同意试攻长沙，和朱德共同签署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分左、中、右三路向长沙猛进。
此后，从9月1日到9月10日，方面军连续发布了《向长沙总进攻的命令》《关于诱敌出击准备围歼的命令》《关于诱歼两路出击之敌的命令》《强攻长沙的命令》，尽管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事实正如毛主席所料，敌人拥有十倍于我的兵力，以及优势装备、坚固的防御工事，我军遭受较大损失，且久攻不下。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毛主席当机立断，于9月12日以方面军总前委的名义发布《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宣布撤围长沙。
就这样，风声大，雨点小的第二次打长沙行动遂告结束。
接下来，红军该向哪个方向采取行动呢？
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是向吉安进军。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
因为，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红军不但成功攻占了吉安城，还顺风顺水地占领了清江、新余、峡江、吉水等城，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革命斗争出现大好形势。
但是，一些地方干部的“左”倾思想严重，不断叫嚷着要北进，坚持原攻打南昌，实现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战略计划。
为此，毛主席在峡江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史称“峡江会议”，为多数干部肃清李立三冒险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时间来到了10月下旬，蒋、冯、阎新军阀的中原混战已经结束，蒋介石意外得到了关外张学良的相助，占领了郑州，大败冯玉祥、阎锡山，从而得意非凡地调遣谭道源、金汉鼎、许克祥、彭启彪、毛炳文、李云杰、唐云山等部入赣，向江西苏区猛扑。
形势严峻，红军必须迅速拿出应对方针。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新余罗坊陈家闹召开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会议就目前形势和任务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做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准备“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的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不得不说，这个决议是非常高明的。
因为，它所强调的“实现全省胜利”在表面上是在贯彻“立三路线”，但“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拒敌的做法，已经从实际上否定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不过，“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拒敌，又该如何拒敌呢？
毛主席的主张是：“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
即诱敌深入，引诱敌人至根据地的腹心地带，将之陷于人民战争的海洋中，我们依靠群众的力量，和倚仗有利的地形，一举而歼灭之。
江西省行动委员却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方针，说毛主席这么做属于右倾机会主义，走的是逃跑路线，极力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甚至还喊出了“打到南昌去”的口号。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很多将士都自平江、浏阳与阳新、大冶，有一部分指战员的思想上还保留有地方观念，不愿意渡过赣江，主张在赣江以西阻击敌人。
以红三军团的袁国平等人为代表，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放敌人进入到根据地的腹心地带，就相当于把根据地拱手让人，到时候根据地就会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糜烂成一片。从而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一军团列阵于赣江以东，红三军团列阵于赣江以西，两个军团“夹江而阵”，分兵击敌。
两种同意见在会议上的争论非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这时候，彭德怀的意见就非常重要了。
他通过冷静的分析和反复的权衡，最终支持了毛主席的立场，朱德等人一起做解释工作，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多年之后，他在《彭德怀自述》中感叹说：
“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