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宋庆龄沉溺爱河，宋父大为愤慨，当知道男方是孙中山，连磕三个头》一文，文中讲到了：1915年，孙中山决定要打破世人的偏见，和宋庆龄结婚，于7月20日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声称宋庆龄正在与一个“大叛逆者”热恋。
孙中山的原意，是以“大叛逆者”自指，试探宋嘉树的反应。
哪知宋嘉树不明就里，以为孙中山所说的“大叛逆者”是袁世凯或袁世凯一类的人物。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误会，是袁世凯在该年5月9日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了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话说回来，曾几何时，袁世凯可是很多人心中的伟人、救国大英雄。
一时之英豪蔡锷在1912年1月12日致黎元洪的电报里，就盛赞袁世凯有“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并且毫不掩饰地说：
“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笔者注：袁世凯为项城人，此处指代袁世凯）亦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
但是，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一意实行专制独裁，千方百计破坏民主共和。
他在1913年3月派人刺杀了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继而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筹款扩充军备，磨刀霍霍，准备一举消灭南方革命力量。
由此，二次革命爆发。
孙中山迅速回国，在上海召开了三次军事会议，高呼兴师讨袁。
可惜的是，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衮衮诸公，攘臂摇拳，终无定论，大好战机，白白丧失。
直到袁世凯宣布将国民党的实权人物包括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一一免职，且北洋军第6师师长李纯率部进至江西九江，国民党的讨袁大军这才承续组成。
两军对垒，一方是有备而来，一方是仓促、被动应战。孰胜孰负，可想而知。
仅仅一个多月，讨袁大军便溃作鸟兽散，国民党丧失了对南方七省的全部控制权。
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国民党人先后流亡日本。
孙中山对于这次的失败极其痛心，将责任一股脑归咎于黄兴。
他甩锅的手段非常高级：按时间顺序，分层次高低，依次甩了三个锅。
第一个锅：痛斥黄兴在“宋案”发生后仍寄希望于走法律途径解决，白白贻误了战机。
第二个锅：孙中山声称自己本拟“亲统六师，观兵建康”，却被黄兴以“不知兵”为由横加拦阻，致使用兵方略得不到实施，结果“措置稍乖，遗祸匪浅”。
第三个锅：指责黄兴对战争的胜利缺乏信心，轻率逃离南京，动摇三军，卒以失败。
对于孙中山甩过来的锅，黄兴从容应接，然后反手甩回了一口更大的锅，说“二次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尚未真正成熟，本应持有的正义却被金钱、权力所迷惑，在各方面产生了摇摆，形同一盘散沙。
彼此都甩过了锅，该冷静下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了。
孙中山的革命热情不改，依然催人奋进，积极号召革命党人，准备在短时间内发起“三次革命”。
黄兴却认为国民党新败，袁世凯的势头正盛，革命已处于低潮，千万不能盲动，应该避敌锋芒，从长远计议。
为此，两人又展开了新一轮唇枪舌剑的论战。
不过，孙中山赞同黄兴指出的“国民党形同一盘散沙”之说，产生了不破不立，必破必立的决心，准备解散国民党，建立中华革命党。
他还亲自拟定了入党誓约，要求入党者必须重立誓约，按手指印，无条件地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
黄兴一听孙中山这个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做法便大为摇头，并且极其厌恶按手指印和誓词中“附从孙先生”这一项，发誓绝不会加入中华革命党。
黄兴既然如此不合作，孙中山提出黄兴趁早出局，“静养两年”，让自己单干，两年事若不济，自己便金盆洗手，让黄兴“独办”。
黄兴表现得非常有性格，马上宣布离开日本，声称要漫游世界一周，充实自己的见识。
同是
孙后继有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