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通过正确且有效的方式将他们改造成对社会、对国家有利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城市虽然迎来了解放，但在偏远地区仍存在着众多啸聚山林的土匪和一路南逃的国民党溃军，在我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这些残军败将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虽然用最快的速度恢复了多地的和平，但又迎来了其他问题，即数量众多的俘虏究竟应该如何处置。
从解放战争开始，被抓的一众战俘中不乏有国民党高级将领，诸如杜聿明、宋锡廉等对抗日战争有功的老将，因此对他们的处理方法成为了当时迫切所要解决的难题。许多人认为应该将这些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处以极刑，但最终，在毛主席的批示下，中央决定对他们进行关押，希望通过教育和改造把他们变为新中国的一份子。但在一众战俘中，却仍有五人最终被判处枪决，他们是谁？明明已经给过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他们为何又会落得身死的下场？
功德改造我们经常能够通过近代战争影视剧中听到“功德林”这个词，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此地的前世今生。功德林实际上是一座寺院的别称，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金代，因处在北京德胜门附近且佛教用语中的“功德”二字意为诵经、布施等事，因此被当地人逐渐传颂为功德林寺。明清时期，重修的北京城在原有的旧址上不断南移，那里的香火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鼎盛，最终僧去寺空，逐渐荒废了下来。
一直到雍正时期，荒废的寺庙被改建成了粥厂，用来向周边的穷人施粥接济。清晚期，随着与世界各国的联系逐渐加强，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革新派提出了建立习艺所——即通过学习谋生技能来改造罪犯，从而让他们能够在释放后不为生计发愁，重新融入社会，功德林就此也成为了国内最早用于关押并改造罪犯的地方。宣统年间，功德林已经扩建至数百亩，也成为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劳动改造机关。
民国时期，从日本流亡归来的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在他的支持下北洋政府决定学习日本法制，将功德林改造成宛平监狱。经过多年的扩建，功德林已经成为能够同时容纳近千人的大型监狱，修建的安防建筑也能够将监狱内部一览无余。蒋介石执掌国民政府后，仍继续使用功德林，但那里也成为了蒋介石“公器私用”的恐怖囚笼，在一段时间内关押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牢房和刑具上流淌着革命志士的鲜血。
随着解放战争的打响，北京也顺利迎来了解放，功德林也被解放军成功接管，经过仔细甄别，释放了大批爱国人士。因为我军在三大战役中俘虏了大批国军将领，对他们的处置还需要经过中央的进一步商讨，于是决定先将这批战俘暂时关押在功德林这所监狱之中。在讨论如何处置国民党战俘一事上，内部虽然分成了严惩和改造两派，但坚持对这些人严惩的声音却更加强烈，因为这些战俘中许多人的双手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如今沦为阶下囚，我们自然要为死去的烈士报仇。但毛主席最终却一锤定音，要求对这些战俘进行教育和改造，给他们一个重获新生的机会。
“我们之间是党派争斗，各为其主，如果把他们都杀了，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共产党人要有比天还大的胸襟，况且这些人中有的在抗日战场上曾立下过功劳，对民族有功，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这样，国民党的一百多名高级将领被关押在了更名为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功德林，狱中的这些人在此前最低都是国军少将军衔，这也给这所监狱带来了较为特殊的身份。
冥顽不化这些被关押起来的战俘最初也非常忐忑，因为他们害怕会遭到打击报复，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最终的处置结果竟是教育与改造，一时间，感动者有之，麻木者有之，不屑者亦有之。就这样，一百多名战俘被分为13个小组，每天都要按照规定进行学习和劳动，过去曾声名显赫的国军名将杜聿明、黄维、廖耀湘也在其中。
我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带有偏见的国军将领彻底改造成人民的一员，让他们加入到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中，但仍有一些人始终不愿配合改造，甚至试图越狱逃跑。虽然身处功德林的战俘最终大部分都获得了特赦，并且重新回到了社会，但在其中仍有五人冥顽不化，最终被执行了枪决。
第一位便是黔军将领张卓。民国时期，接受日本现代军事教育归来的张卓先后在云南和湖南讲武堂担任教官，随后便混迹军界。张卓虽然没有过人的才能和战绩，但他却拥有极佳的口才，因此如“墙头草”般的他特别擅长审时度势。正因如此，张卓在早期获得了桂系和滇系军阀的支持，通过参加北伐为自己捞取到了第一笔政治资本；在中原大战后，他又马上攀附蒋介石，因为两人曾是同学，因此他再次获得赏识并一路高升。
解放战争时期，他也是蒋介石坚持打内战的支持者。但随着解放军大举进入西南，驻守在贵州的张卓根本不是我军的对手，最终在战场上被活捉。原本张卓的罪行不足以被判处死刑，但进入功德林的他不仅不愿意接受改造，更是试图在狱中发动叛乱。国民党在撤离北京时曾留下了大量特务，就是为了对新政权进行破坏，张卓向外传出联络信息试图以武力越狱，但最终被相关部门提前获知，他也因此在1950年被判处死刑。
第二位则是邓子超。邓子超是黄埔一期学生，可谓是蒋介石的嫡系。军校毕业后的邓子超在中原大战时期崭露头角，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被其视为得意门生。抗战爆发后，邓子超坚持守土，在所守辖区坚决不退，更是通过多场战斗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为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解放战争时期，负责江西防务的邓子超与我军相遇，虽然屡战屡败但蒋介石依然对他信任有加，这也让邓子超视蒋为伯乐，决心誓死追随。邓子超被俘后我军也多次做他的思想工作，但已经奉蒋介石为“圣人”的他死不悔改，在狱中还通过自残的方式拒不配合改造，后来更是多次试图越狱。最终邓子超在1951年被执行死刑。罪有应得以上两人本罪不至死，但皆因自己的固执落得个凄惨的下场，但剩余被判处死刑的三人却不值得我们同情。
图片来源于网络第一位便是杨海清。杨海清的背景特殊，为了生计，他19岁就当了兵，先后参加过东北地区的自卫团、抗日武装和伪军。1940年，仍心系家乡的杨海清率领伪军部下向东北抗联投诚，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与日军作战，哪怕被不断围剿也不愿投降。由于与日军实力悬殊过大，不得已之下杨海清率部队进入苏联休整，他也是在此时加入了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更是担任了支队副司令员的重要位置。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投入国民党怀抱的土匪头目谢文东等人通过金钱和女人对杨海清进行拉拢和腐蚀，禁受不住诱惑的他最终背叛组织，更是残忍杀害了上百名同志。靠着如此“功绩”，杨海清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但在辽沈战役爆发后，国民党抛弃了他，逃至长春的杨海清以赶大车为生。直到1950年，杨海清被热心群众检举揭发，最终锒铛入狱，在狱中杨海清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此时国内正值镇反运动，因此他最终被判处死刑。
第二位是张国勋，他也是黔军将领。但与张卓不同的是，张国勋早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抗战爆发，他在武汉保卫战中率部血战到底，右眼因被流弹击中导致失明，他“独目将军”的名号才被流传开来。抗日战场上的张国勋奋勇杀敌，负伤时被上级要求撤往后方休养，他则留下“日寇不灭，绝不退出战斗”的口号来激励战士，此后的长沙保卫战中他更是因作战英勇而被蒋介石赏识。抗战结束后，张国勋被调往臭名昭著的“军统”，通过结识毛人凤最终进入了蒋介石权力核心圈。
解放战争时期，被蒋介石安排在西南地区的张国勋眼看大势已去，拒绝撤往台湾并甘愿留在大陆潜伏，同样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群众举报，张国勋最终被当地警方抓获。因为张国勋在参加军统期间曾杀害过多名革命人士，他最终也被执行了死刑。
第三位则是陆荫楫。作为国民党元老的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院，还是蒋介石的学长，在国民党内部拥有着极高的地位。但陆荫楫因与黔、桂两系军阀来往密切，因此早期他与蒋介石政见不合，更是参加了蒋桂战争，出兵讨伐蒋介石。兵败后，陆荫楫帮助桂系训练部队，这支由广西狼兵组成的劲旅在抗日战场上大放异彩，他也多次指挥战斗，更是为抗战的后方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结束后，各地军阀已经被蒋介石利用多种途径逐个击破，陆荫楫也从蒋介石的对立面成为了蒋的心腹。升任国军中将的陆荫楫被蒋介石委派至贵州，一方面来监督西南地区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则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大肆抓捕并屠杀革命志士，双手沾满了烈士的鲜血。国军兵败后，陆荫楫本想逃亡台湾，但不愿舍弃一家老小就在贵州隐姓埋名躲藏了起来，不过他最终仍被我军抓获。陆荫楫由于在当地所犯罪行极其恶劣，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因此在经过审判后，他被判处了死刑。
改过自新历史是纷繁复杂的，尤其是在那个混乱不堪的年代，他们的功过也只能交由后人评说。其实被关押在功德林的这些战俘，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犯下了过错，但我们的政府愿意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诚心认错，愿意接受改造，自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即便是被称为军统“三剑客”的徐远举、沈醉和周养浩三人，他们过去杀害了我党大量同志，但最终除了徐远举病死狱中，其余二人均得到了特赦，恢复了自由之身。当时身处功德林的很多战俘都思想固执，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但他们并非不懂得变通，大多数仍然是心存民族大义的爱国之人。尤其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后，很多人已经动摇了过去的思想观念。抗美援朝时期，他们更是同仇敌忾，当年曾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却成为了炊事员，在监狱中支起一口口大锅为战斗在一线的人民志愿军做起了炒面。这也从一方面证明了他们的良心并没有泯灭，国家对他们的改造已经卓有成效。
1957年，为了让功德林的战俘深切认识到国家在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经多方考虑，安排了这些人先后参观了长春、武汉等工业城市，更是让他们亲眼看到了新中国自己生产的汽车。正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改造中，越来越多的战俘开始反思过去，认识到了以往的错误并写下了忏悔书。
1959年，杜聿明、王耀武等十人因表现良好获得特赦，恢复了自由身，并在政府的安排下有了工作，这也调动了其余人的积极性。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得到特赦并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固执如黄维等人也在1975被释放，功德林监狱也逐渐被改成收容站并最终拆除，完成了历史使命。无论是寺院还是监狱，其本质都是渡人。如今在原有的旧址上建成的功德林小区，其中保留的“功德林”之名，仍在向世人诉说着那段历史，而新命名的“新康路”则代表着更加美好的寓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