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能不能提高社会成员的总体道德水平？这是一个从古至今的思想家都殚精竭虑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是提升还是沦丧，乃至制度和道德之间能不能融合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一些政治理论和一些真实的历史故事，去说明这个问题。

先从中国传统儒家说起，孔孟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与其说儒家是“性善论”，不如说儒家学说是“性可善论”，就是百姓的素质是可以被塑造的，而塑造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政治能力水平和道德模范水平.

不仅仅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家是这么想的，中国的统治者从汉武帝开始，更是把这种儒家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强行推行于整个国家之中。我们来通过一些历史故事，看将这样一种道德理念强行推行的制度，及其运行结果究竟怎么样，然后给出分析。

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潼关附近，交战双方的首领曹操和韩遂阵前叙旧，叙的是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同年举孝廉的事情。但这个事情里边明显有问题，曹操父子公然篡汉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但韩遂的父亲即使举了孝廉，其子韩遂也是一个不断在边疆闹事的反叛诸侯。可见曹操父子和韩遂父子虽然举了孝廉，但并不真实的把儒家的“忠孝”观和国家-百姓观纳入到其实际的政治行为之中；而真正把儒家理念进行基本实践、一心向汉的荀彧，却在反对曹操进魏王、加九赐之后，被曹操逼死了。

时间线往回倒，在曹操举孝廉开始走入仕途十年后，《后汉书》里记载，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洛阳皇宫起火，烧掉四座宫殿，翻修需要大笔资金。于是汉灵帝就采纳了太监张让和赵忠的建议，让官员上任之前，到西园交钱。钜鹿太守司马直名声清廉，是个正派人，但接受了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但皇上要的三百万，相当于司马直十九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后汉书》里记载，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需求，我不忍心啊。”于是说身体不好，请退，但上级不批准。走到洛阳的门口孟津后，司马直给皇上最后一次劝谏，针砭时弊，讲古今教训，写完后便服毒自杀。但这只能暂时让皇上停止收钱，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司马直舍不得百姓，不肯做黑心事，辞退又不许，所以只能用自杀这种方式来进行逆向的自我淘汰。但在史书中并未见到太多司马直这种死谏反抗的例子，反而记载当时一些功勋不错的大臣，比如段颖和张温也都交了钱，可见当时这种风气成为大家默认的潜规则。那么，汉武帝强制推行的“独尊儒术”并没有带来所谓的“儒家道德观”的教化，使得这种儒家道德观成为每个人心中的行为标准，仅仅两百年就完全走了样，实际上是另一套更为残酷黑暗的标准，而且这样更有利于使有私心的人进行政治表演和道德表演，来进行政治资源的积累。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根据陕西督粮道张集馨的记载，那年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当时的陕西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这里不是要贬低林则徐的道德品质有多么不好，实际上相对来说，他是很清廉的，这里而是要说明，即使这样的以国家-百姓为操守的人，也没有排斥收受贿赂这种陋规，可见这种残酷黑暗的潜规则适用的深度和广度，应该是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上述事例可以说明，直接通过权力试图去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很可能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的这种制度下。中国古代中，皇权是不受制约和限制的，所以他会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行使权力，而并不一定符合现实的政治情况；同时，所有官僚的权力也是皇权的代理和延伸，这样的官僚会对皇权负责而不会对民众负责；而儒家的道德约束也不是制度性约束，所以注定这种约束是乏力的，甚至会被反过来被皇权来从道德上约束普通人（单方面强调忠君爱国）。在中国古代的制度下，向下执行命令（行政机关的职能）和向上反映政治信息（立法机关的职能）都是同一批官僚在干，两者并没有严格分开，所以一定会带来大量欺下瞒上的滥用职权；也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没法独立的去防止不公和滥权的发生。

就像刚才林则徐的例子，说明贪腐的程度远超乎我们想象，张宏杰也指出，税收中80%左右，都是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贪污掉了，陋规成了官员们发财致富的主要手段。真正财政能用于政府运行的比率，不过20%-30%。那么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不仅公平公正难以保障，无法从根本上维护民众的道德信仰，甚至政府能不能维持运行都成问题。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浙江前线的军官虚构了一支9000人的“南勇”，骗取了10万两军费。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虚构了一支20000人的水军，套取兵饷30-40万两。可见这种贪腐、收受贿赂的陋规，不仅仅通过损伤正式规则，来摧毁人们的道德信仰了，更是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政府是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它的财政运行来自于税收；另外，如果税率过高，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差（无法提供安全、秩序和基本的公平公正），反而会恶化经济环境，从而降低经济效益。更进一步说，如果制度环境不好，整体经济环境和个体经济条件差，民众的一些基本道德操守能不能维持住，肯定成问题，“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不是空穴来风。

时间线再拨到近代，1919年开始，军阀们开始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当时房山良乡吴店村村长，一开始是由受过教育的人，声望比较高的人担当，他们比较在乎声望和地位，甚至很多钱就自己掏腰包交了，不愿向村民征收。而由于军阀争霸，这类不愿勒索村民，自己又掏不起的村长离开公职，后来接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为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 。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

吴思认为：“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的、服务型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及其制度背后的基本理念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拉低大部分官员的道德底线，甚至是逆向淘汰，只能让道德底线低的人上位，那么一定会出现大量的政治怪状；反之应该想到，当官员大批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是整体制度环境非常糟糕的表现。这个时候，仅仅惩治违法官员是不够的，培养官员的道德感也是徒劳的，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善关键的制度环境；如果在这种条件下，不改善基本的制度环境，反而会因为政治法律环境恶劣，和比较差的经济条件，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会被拉低。

吴思指出，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官员会面临以下的困境：“最开始，我们遵守仁义道德，不欺下不媚上，努力当好父母官。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场进步策略，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我们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时，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我们发现，原来上边是很想让我们媚的，诱导我们媚，暗示我们媚，强迫我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上贡，就要贡鱼贡虾，这就难免欺负下边，让鱼虾们倒点霉。出乎意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虾群中的积极分子会主动协助我们欺负，把他们的邻居加工好，送货上门，并不用我们太费心。如此容易地欺下之后，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原来老百姓并不难欺负，欺负了他们几次，他们也没什么办法。那么我们如何是好？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呢，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要跟领导和群众对着干呢？”

可见，与其要直接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进而让政治和社会环境清明，倒不如建立更好的制度，保证权力得到限制，权利得到保证，有基本的公正公开公平，有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权力系统和社会的道德（哈耶克认为道德是自生自发秩序）是两种不同的规则体系，权力更应该关注的是自身如何合理运行，而非要去改善民众的道德水平，更不要试图通过改善民众的道德水平，来间接影响权力系统；上述的例子和分析中反而能证明，往往是制度环境，决定了民众和官员的道德水平——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霍尔巴赫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社会风尚和文明礼仪，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塑造的，美国学者科迪维拉的著作则干脆以《国家的性格：政府如何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为标题。

分析和论述已经至此，政治权力能够直接改善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渠道，应该说非常渺茫。那么权力系统真的无法改善道德风气吗？其实还是有方法，那就需要我们走出中国古代的模式了——去看看英美模式，即通过宪政和法治。

包刚升指出：

第一， 道德风尚会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响。如果非法行为不受惩戒，就是鼓励这种行为，结果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哪一个法治缺位的国家能够塑造优良的公民道德、企业伦理和社会风尚。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道德。

第二， 道德风尚会受到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影响。如果政府可支配的资源过多，或者税负过重，会导致企业违规经营，以及权力寻租，然后两者结合，企业与监管部门形成复杂的腐败性交易。这样的企业对公平竞争、提高质量、科技创新、改善效率没有兴趣，其主要关注点在于“与政治权力联姻”。

第三， 官员本身和政府风尚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就算西方宪制政府，本身也拥有大量资源以及强制力，依然有被滥用的可能性。如果制度不完善，正式规则无法得到执行，甚至以潜规则代替正式规则，那么道德风气一定会非常糟糕。只有正式的规则被尊重，才能让社会成员塑造诚实的品格。

至于什么是宪政和法治，其标准是什么，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简单的总结以上的内容以及逻辑：开头提出政治权力能不能改善道德风气的问题→总结中国古代模式，并罗列和分析几个小故事→通过一些基本的政治学原理，并分析指出这种模式并不可取，实际上反而对于道德风气有害→通过现代政治学原理，指出如果权力想改善社会道德风气，宪政和法治是唯一途径。

除了本身的思考与论述，其他资料和灵感来源于：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张宏杰，《简读中国史》；包刚升，《被误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