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邓公与叶帅这对革命挚友，两人的深厚革命情谊与政治交往主要是在建国后开始的，尤其在“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公得以力挽狂澜也有着叶帅的鼎力相助。

1986年10月22日，叶帅病逝，在他之前，刘伯承、韩先楚也都是在这个月份相继病逝的，对于邓公、陈云那些健在的老革命而言，噩耗接连传来可谓深受打击。

就在叶帅追悼大会结束后第二天，邓公和李先念来到陈云家中，三位老革命聚在一处本不足为奇，可那一天的谈话气氛明显沉重、紧张不少，在工作人员回忆中，邓公一直眉头紧蹙，还一连抽了6根烟，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最重要的是，那一天的邓公口中反复念叨着一句话。

“不能再拖了！”

一向性情刚毅沉稳且积极乐观的邓公，如此忧虑极不寻常，原来，叶帅等不少老革命的相继逝世给他触动最深的不光是生老病死的残酷，身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人物，他看到的恰恰是自然规律不可违背之下政权平稳过渡、交接的重要性。

所谓的“不能再拖了”恰恰是当年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核心领导人的选拔与培养，此外，第二代领导人集体已经到了高度老龄化的阶段，如何完成两代领导集体的平稳交接班也变得迫在眉睫。

与毛主席晚年极为深广的忧患意识相似，邓公在忧虑新中国能够抓住改革开放这一机会的同时，更加忧心自己能否在身体还算硬朗的阶段完成领导集体顺利交接班，这一点也才是那一天三位老革命谈话的核心内容。

“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甚至很危险！”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相传，那一天的三人谈话持续了近80分钟，从那之后，陈云变得极少公开露面，一度让外界猜测他也已重病缠身，实则是在配合邓公全力开展权力交接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叶帅的病逝并不是邓公着手领导集体大交接、选拔接班人的开始，在他的多次讲话中能够看到，早在十年动荡期间，占尽年龄优势的“四人帮”就让他对此深有体会。

“一九七五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这个问题很实际又很紧迫。”

“‘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第二代领导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

可想而知，邓公早在第三次复出之际就将接班人、第三代领导集体问题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甚至一度认定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处理不好就要亡党亡国”的重要程度。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书记处，以此形成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握全局、中央书记处在第一线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的中央领导格局，为党中央实现领导集体年轻化创造空间，也在为培养第三代领导集体做铺垫。

1982年，十二大选举产生中顾委，进一步推动中央委员会年轻化，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得以进入中央委员会，基本上解决了权力核心新老交替问题，即便如此，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老龄化情况还是较为严重。

由此，1985年9月，党中央在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特地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再度选举了一大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

面对这些只有四五十岁的革命后辈们，邓公对他们最中肯的要求就是传承好老革命们坚持的革命斗争方向与英勇精神，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组建以及接班人的选拔还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此后不久，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叶帅等一众老革命的相继离世让邓公不禁变得焦急不已，虽说老人家已经在权力过渡问题上全力以赴，那句“不能再拖了”依旧能说明形势严峻与时不可待。

1986年11月初，就在三人密谈后不久，邓公再度公开表示，自己已经82岁高龄，不仅自己要为年轻干部让路，领导机构年轻化改革还要更加深化。

1987年11月，十三大会议上，邓公、陈云、李先念的“三老半退”以及“四老全退”正式推动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组建工作。

不久后，邓公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将江泽民作为接班人，推荐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并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多次强调江泽民身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重要地位，要求党中央上下必须有意识地维护这一核心。

同年9月4日，邓公将中央军委主席大权交到江泽民手中，随即正式退休，直到1992年初，他依旧强调，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需要长此以往，将传帮带变成常态。

向来有着清醒政治头脑的邓公，正是因为叶帅的病逝更加无比清楚地认识到，逐渐老化是每个人、每个国家干部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不能再拖了”更是长期坚持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工作、保持活力的深刻警示。